然而，“扫黄”扫到登峰造极，还是“文革”时期。“文革”的可怕，是没有标准。因为江青批评了“哥哥妹妹”，于是，凡有谈情说爱的，花花草草的，都被涂成了“黄色”。《九九艳阳天》就是有名的“黄歌”。我的一位同事，在宿舍练琴，有点儿忘乎所以，拉了一曲《梁祝》，结果被人告发，罪名也是演奏“黄色音乐”。总之，只要作品沾了男欢女爱一见钟情这样的情节，都被扣上一顶低级趣味、格调低下的帽子，成了罪恶滔天的“黄书”。有时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黄”在哪里？我曾经有过一本《晋阳秋》，大约40年前，我还上初中的时候，突然被没收了，说我读“黄书”，不仅书要没收，人还要写检讨。其实这是一部描写抗战初期太原一些进步青年组织“牺盟会”团结抗日的小说，书中或者写到一些青年之间的互相爱慕，但恐怕连真正的恋爱都谈不上。主人公们忙于打日本，闹革命，亲热一下，说句体己话的机会都很少，却也入了“黄书”之列。
那个时候，真正的黄书我辈则无缘相见。在我眼里，《红楼梦》就够“黄”的了。看到薛蟠做诗一段，那感觉跟后来看三级片差不多，也是脸热心跳的。好在读《红楼梦》不必偷偷摸摸，有伟大领袖一句话在，《红楼梦》被法外开恩，得了大赦。但也有例外。厂里一个女青年，因为失恋自杀了。在她留下的一个本子里，人们意外发现了许多从《红楼梦》中抄录的诗词。于是，《红楼梦》成了杀人凶手。共青团组织各车间青年开会讨论，大家都忙着和《红楼梦》划清界限，平时招摇着大谈《红楼梦》的人，还要被迫交代是否也有“手抄本”。我们车间有个男青年，要表现自己积极进步，就把他珍藏的一个笔记本上缴了，结果是大会小会挨批，还要检讨，搞得他灰溜溜的。
现在，没有人再把《红楼梦》当作“黄书”了，它已位列“四大古典文学名着”之首，算是入了“正册”。而它的前辈《金瓶梅》却还没有这样的殊荣。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教我们古典文学的一位老师，据说还不能借阅这部书呢，因为他当时还不够40岁。不知道这个规定是谁定的。为什么一定是40岁呢？难道人活到40岁，就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吗？总之很奇怪。后来，《金瓶梅》洁本崮版，发行也有限制，好像是要有13级干部或相当于13级干部身份的人，才可以购买。
我就是辗转托了关系才买到一套。对此我也一直很怀疑，是不是官做大了，就修炼得刀枪不入了呢？这样的规定现在应该是取消了，如果有，恐怕也换成别的什么书了，因为总要有区别和等级，这也算我们的特色之一吧。
如果说，“黄书”犹如洪水猛兽，那么，笼子是慢慢被打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挟改革开放春风，《十日谈》出了全本，而且保留了全部彩色插图，精装出版。这在当时也是引起轰动的大事，创刊不久的《读书》还特意发表文章为其正名，题目好像是《幸福在人间》。从这里我得到一点教益，这些所谓的“黄书”，其实是具有人文启蒙价值的，它使人类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从神性的、清教徒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此去享受符合人性的幸福生活。这点道理，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应该是常识了，但在当年，这样的说法却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宽容和进步，终于可以宽宏大量地包容多样性的文化成果了。后来，有人出版更“黄”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没见引起多么大的社会风波。实际上，性文化的研究，在当今，也几乎是一门“显学”了。这个时候讲讲当年读“黄书”的经历，倒真有一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味道呢！
读书法七则《读书与治学》
注重读书的选择与鉴别
老舍（1899一1966）是现代的小说家、戏剧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毕生作品达800万字，以“京味”文字风格受到欢迎，《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西望长安》等为其代表作。一些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巴金称老舍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老舍“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给他“人民艺术家”称号。
老舍先生自述从小就“爱念书”，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在他看来面世图书很多，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
因此，老舍强调读书必须“选择与鉴别”。他说：“吃东西要有选择，吃有营养的，不吃有毒的。对精神食粮也必须选择，好书，开卷有益；坏书，开卷有害，可能有很大的害。”他还指出，“特别应当注意选择文艺作品”，“因为阅读文艺作品而不加选择与鉴别，最容易使人受害”。他认为，“一部好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昂扬，力争上游；一部坏小说会使读者志气消沉，腐化堕落。”因此，他提醒人们，“别采取看闲书的态度，信手捻来，随便消遣。看坏书如同吸鸦片烟，会使人上瘾，越吸越爱吸，也就受毒越深”。他还特别提示，“一般不宜借口要博阅广见而一视同仁，不辨好坏，抓住什么读什么”，而要用心选择与鉴别。他说：“有选择就不至于浪费时间或遭受毒害。有鉴别就不会认错了时代，盲目崇拜古书，错误地模仿前人，使自己不向前进，而往后退。”一语中的，道出了“选择与鉴别”的价值与作用。那么怎么选择呢？老舍先生认为，不需要开一张书目，要先看当代的好作品。当代的确有许多好小说、好剧本、好诗集、好文学刊物、好革命回忆录。他强调指出，生活在今天，就应当关心今天的国家建设与革命事业的大事，而我们这几年出版的好作品恰好是反映这些的。它们既足以使我们受到鼓舞，争取进步，又能获得艺术上的享受。老舍先生还认为，先读现代题材的作品，再去看古典作品，比较妥当。他指出，若是一开始就读古典作品，心中没有底，不会鉴别，往往就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古典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管是十八世纪的，还是十九世纪的，都是模范，值得效仿，这一定会出毛病。他通过分析告诉人们，不论多么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一眼看到几百年后的本领。他的成功是塑造了他的时代的典型人物。但这只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并不足以典范千古。即使这个人物是正面的人物，是好的，他也必须带着他那个时代必不可免的缺点，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模范。这一分析与告诫充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他告诉我们，阅读古典杰作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男女是怎样生活着的，明白一些他们的思想感情，志愿与理想，遭遇与成败。小说等文艺作品虽不是历史，却足以帮助我们明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通达，因而也就更爱我们自己的时代与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最进步的制度，我们的社会现实曾经是多少前哲的理想。以古比今，我们感到幸福，从而意气风发，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读过的现代好作品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社会，鼓舞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有了这个底子再看古典作品，我们就有了鉴别力，这叫古为今用，不叫今为古用，去做古书的俘虏。
老舍先生读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自述早年读书时，看过的书十有八九不记得，书虽读了不少，脑子里还是空空荡荡的。他每每归咎于自己的记忆力不强。
后来老舍经过认真的自我“诊断”，发现病根并不在记忆力上，而是因为读书时马马虎虎，“光翻动了书页，而没吸收到应得的营养，好似把食品用凉水冲下去，没有细细咀嚼”。所以就随看随忘，收效甚微。他管这种病症叫做“读书不求甚解”。为此，他为自己开了一张“药方”，列出两条矫正方法：“一是随读随作笔记”。他认为，这不仅大大有助于记忆，而且是自己考自己，看看到底有何心得。
不管自己了解得正确与否，写过笔记必能得到较深的印象。乃至日子长了，读书多了再翻翻旧笔记看一看，就能发现昔非而今是，看法不同，也是一种好的读书习惯。记读书笔记的过程是个深入思考理解的过程。不断积累才有收获，才能长进。
第二个办法是“读了一本文艺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几本文艺作品，最好找些有关这些作品的研究、评论着述来读，也应读一读这个作家的传记。”老舍把作品与作家传记及文艺评论结合起来读，使自己对那些作品与那个作家了解得更深刻，吸取更多的营养。他说，如果孤立地读一本作品，我们多半凭个人的喜恶去评断，自己所喜则捧入云霄，自己所恶则弃如粪土。事实上这未必正确。只要读了有关评价这本作品中的一些着述，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应该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不自作主张。而是说，我们看了别人的意见，应重新去想一想，这么再想一想便有好处，至少它会使我们不完全凭感情去判断，减少了偏见。去掉偏见，我们才能够吸取营养，扔掉糟粕。这是老舍先生读书的基本方法。作为文学家如此读书颇具成效，作为一般读者也可效仿。读文学作品当如此，读其他作品亦当如此。围绕一个问题或课题，去寻读多家着述，不仅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还可以找到差距，弥补不足，引发出个人的独识卓见。
老舍先生是位文学大师，他的读书治学的高见与经验，不仅丰富了我国读书理论宝库，而且很具现实指导意义。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与信息呈爆炸性增长，社会变革步伐加快，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要生存与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及时捕捉大量的信息，不断更新知识，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这就要经常读书学习，可以上网搜索知识信息，可以阅览电子图书，但不能丢弃纸质图书。读书是获取知识信息最便捷的方法。当今阅读更需“选择与鉴别”，既要识别真伪，还要鉴别优劣，免得耽误时间并身受其害。
读书当开有益卷
古人倡导读书，认为“开卷有益”，今人倡导读书，认为读书当“开有益卷”。
“开卷有益”是一个成语，来自一个爱学习的皇帝。宋太宗赵匡义很喜欢读书。可是当时社会上书很多，版本杂乱，难以收集，皇宫里的书籍也不成系统，难以检查。于是，赵匡义命令宰相李昉主持编辑一部书。李昉立即组织有名的专家学者，日夜工作，认真搜集整理，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出三部大书。所以取名为《太平编类》、《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其中《太平编类》工程浩大，前后编了6年，全书共1000卷，搜集和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划为55门，共有4.78万字，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也是我国古代最具学术价值的巨着之一。《太平编类》编好后，献给宋太宗赵匡义过目。赵匡义非常高兴，喜爱万分，决定把全书看完。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文儒》有这样的记载：（宋）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缺，暇日追补之，尝曰：“朕性喜读书，颇及其趣，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就是说赵匡义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定要看三卷，如果因为事情忙，当天完不成看书计划，那么第二天一定要补读。当时有的人认为皇帝日理万机，精力有限，每天还要阅览这部大书，实在太辛苦了，便劝他少看一些，或者不必每天都要看三卷。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赵匡义听后回答说：“我生来喜爱读书，很能够从读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打开书本阅读，就会有收益，我也就不感到劳累了。”就这样，赵匡义在处理国家大事的繁忙事务中，每天抽时间看书，一年之内，终于把这部大书全部看了一遍。因此这部书又叫《太平御览》，“开卷有益”原指打开《太平御览》这部书就会有收益，后来泛指读书有好处。
“开有益卷”出自中南工业大学陈赫教授之手笔。1995年，为了配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抵制某些机构和个人在学校周边，甚至在校区内开设租书店，向学生出租低品位和低级趣味的书籍，陈教授与四名学生联名发起成立了学生升华读书社。同学们请陈教授以名誉社员兼指导教师的名义为读书社题词。他提笔写下了“开有益卷，做高尚人”八个字。一名学生说，老师，您写反了，应该是“开卷有益”。陈教授尖锐地指出，古训“开卷有益”，至今已经未必是有益的格言了。因为当前的书摊上坏书实在太多了，甚至堂堂书店的书架上，也充斥着低品位、低档次的平庸之作。陈教授提醒学生要“开有益卷”，并把读书与做人结合起来，以广博的知识武装头脑，以美好的情趣陶冶情操，以高尚的道德升华人格，读好书，做好人。
“开卷有益”四个字排序稍作变动，便把一条古训变成了“开有益卷”的名言了。的确，“开卷有益”之古训已不大适应今天的实际了。当今，出书的热度越来越高、书越来越多。苏联阅读专家马克·伦斯基经过统计研究指出，人类社会15世纪出版各种图书3万种，16世纪出版25万种，19世纪出版700万种，20世纪出版2500万种，近20年，全世界每年出版新书50万种。还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1600年世界上出版了第一种科学期刊，1750年全世界出版各种期刊10种，1850年全世界出版各种期刊1000种，20世纪中叶全世界出版各种期刊10万种。可见，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增长的速度与日俱增，各种出版物急剧增加。
就图书来讲，西方和国内市场上有许多畅销书，从书名到内容，从写作手法、遣词造句到宣传手段和推销广告，仿佛让你相信，只要你读一遍，就能熟练地掌握待人处事的真谛，事业成功的奥秘，就能在社会实践中应用自如、立刻名利双收。再加上那些专门误导青少年的“误导专业户”的天花乱坠的吹捧，一些畅销书似乎变成了崂山道士的符咒，烧成灰，冲成白水，喝下肚去，立即可以“穿墙过壁”。其实，只要稍微认真翻一翻，你就会发现，这类书大都水分太多，要拧干、拧干再读。还要看到，不少所谓“知识快餐”以及出于种种目的拼凑而成的“书”，有的甚至是“印刷垃圾”。有一些人在某一方面由于某种凑巧的原因出了名，然后自己想起或由经纪人出主意，便请人捉刀代笔，大写其书，传播“成功之道”。这类书里面不是没有好书，但确实也有一些品位不高甚至俗不可耐的。因此，选取或阅读时，就不得不格外小心。不加选择地开卷，那就未必是有益了。当今阅读应当提倡“开有益卷”。
“开有益卷”当严格掌握选书的原则。未来学家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一书中惊呼：“就当前而论，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资料，大有陷入灭顶之灾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需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英国着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思想家雷厄姆·沃拉斯说：“一条促使人们有效思考的不二法则：人生短暂，不读很好的书，要读最好的书。”这句名言揭示了读书的一条基本原则，告诉人们，择书如择友，须从严掌握，谨慎行事。阅读当首选那些已经定评的名家名作，包括理论书、历史书、文学书、科技书、励志书。广袤的书海之中不乏经典之作。只要用心选择就会选出“最好的书”。
从读书中找书读
“从读书中找书读”，是着名作家、文学评论家许杰教授一生奉行的读书、治学、创作的一条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