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1946年出生于德国哥廷根，现居挪威奥斯陆。1981年在哥本哈根获得中国古典语法方向的博士学位，1985年起任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古典语法研究》、《社会主义与佛教徒的相遇：漫画家丰子恺》、《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等。
何莫邪
北京大学第二届“胡适人文讲座”的讲者是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2011年4月26日，在何莫邪的第一讲“再说丰子恺”之前，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致词：“在我看来，世界上的教授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有学问，但不太好玩；第二类，好玩，但学问不太好；第三类，学问和性情都不怎么可爱；第四类最少见，那就是：有学问，同时又很好玩。何莫邪教授大概属于这非常稀有的第四类教授。”接下来的讲座，何莫邪证明了陈平原的这一说法。
何莫邪操一口流利的中文，声情并茂地讲述丰子恺的艺术与人生。他通过屏幕上丰子恺的画作，配上独特的旁白，让学术讲座变得格外有趣。与学生的交流中，何莫邪不失“老顽童”本色，言谈举止引来阵阵笑声。
晚上采访时，我诧异于何莫邪的语言天分，禁不住问道：“您懂得多少国的语言？”何莫邪说：“如果有人说他懂得十种语言，我怀疑他很可能说的不对。譬如说草啊、树啊的名字，你除非在这个地方长大，都记不住是什么名字。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懂十种语言，我都笑话了。”我问：“您最常用的语言呢？”没想到，何莫邪的答案像顺口溜一般：“在家里丹麦话，电话上是挪威话，还跟瑞典联络，母语是德国话，写字用的是英语，我基本上利用的是拉丁文、希腊文，我的别墅在法国，我法语当然经常用，我俄语是很经常用到的。我还没说中文，中文是第十个。如果你问我最常用的语言，可能中文是第五。”
我问起当初学汉语的缘故。“文化的灵敏比所有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我觉得学汉语的目标就是发展一种思想的灵敏，这种灵敏是完全纯洁、抽象的。”何莫邪说，“我特别热爱和崇拜丰子恺，而且我特别喜欢北京话，我觉得很好玩，但是不等于我把这个当作我的专业。而且很多人比我聪明，比如我的学生们绝大多数比我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女朋友都是中国人，我娶错了老婆，老婆是丹麦的，但我一直都没有中国的小三。你看我怎么办？他们当然比我强，因为他们都是说中国话，我就比较少。”
何莫邪1946年出生于德国哥廷根。他说：“我祖父是数学教授，父亲是神学教授，我可以说是书香门第。我十岁的时候，学拉丁文、希腊文，可以说是天才幼儿。后来进大学，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偶然，我跟欧洲最著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专家学习，当他的弟子。我的老师说，既然我对逻辑兴趣那么深，必须到牛津，当牛津学派的一个哲学家。”1966到1973年，何莫邪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攻读汉学，获硕士学位。在牛津，何莫邪学的是文言文的“之乎者也”，孔子、老子、孟子、韩非子。毕业以后，何莫邪碰到一个哲学家，跟他拉手，并自我介绍，没想到那位哲学家说：“哦，你是这个名字，我可以给你一个位置。”于是推荐何莫邪到马来西亚任槟榔大学东方哲学系讲师，教数学逻辑。
何莫邪从逻辑分析来研究中文，写了一篇博士论文，1980年寄给吕叔湘。何莫邪回忆：“我真的是，第一没钱，第二没前途，第三没用，一个好像无聊的人，我还没出版就寄给吕叔湘先生。第一，他替我题书名，当然是我的光荣；第二，更好玩了，他利用我的这个稿子，当他教博士的课本。”后来，自称“等于零的小伙子”何莫邪到北京拜访吕叔湘。吕叔湘热情地请他在家里吃饭，随便看书，聊天。“吕叔湘先生对年轻的、无聊的、没有什么地位的人都是很关心的。住在他家里的中国贫穷的学生不少。吕叔湘真的很关心年轻人，完全不管你的地位，什么都支持。可以说，他真是我的恩人。”1981年，何莫邪在哥本哈根获得中国古典语法方向的博士学位。同年，《中国古典语法研究》一书在伦敦出版。
何莫邪对中国的许多东西充满好奇与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可惜我当时对哲学不着重，我大大着重小人书，大大着重漫画，大大着重笑话。我对笑林文学的兴趣很大，所以从那个时候，我收集笑林文学的资料比国外的图书馆还要多。”1985年，何莫邪完成了著作《社会主义与佛教徒的相遇：漫画家丰子恺》。
从1985年起，何莫邪任奥斯陆大学汉学系教授。同时，何莫邪协助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研究，负责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部分。“李约瑟认为科技史的重要部分不是科技本身，是逻辑。所以他有一个计划，《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本书不是讲科学本身的，而是讲科学的理论、科学的道理、中国科学的哲学，可以说是中国的逻辑史。”何莫邪介绍，“李约瑟就请我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语言学和逻辑的这一部分。这部分我下了12年的功夫写成，因为它的范围很大，譬如说语法史、词典史、逻辑史这些都必须写出来，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功夫。李约瑟的目标就是证明中国科技在科技史上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影响在西方可以跟希腊在抽象科学史的影响一样大。”1998年，何莫邪的《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7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何莫邪兴趣广泛，尽管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只是其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但在华人学界引起颇多关注。他研究漫画与笑林文学的文章，更引得中国读者会心一笑。何莫邪说：“我历来的兴趣完全不是汉学，也不是中国，我对中国的关系是一种科学的关系，我觉得中国的地位在全球历史上可以说是很重要的。我搞中国哲学史，不是为了爱中国，是为了爱全球性的一种哲学。”
李怀宇：你原来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为什么偏爱中国的漫画和笑林文学？
何莫邪：我做逻辑以外，业余做笑话。因为我觉得纯粹做哲学分析有点枯燥，所以中国哲学史都有故事，大家都着重故事。我业余的爱好，有一定的平衡，我可以说有点轻浮。我发现中国好玩的东西特别多。
李怀宇：什么时候发现丰子恺？
何莫邪：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教数学逻辑的时候，学生们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太严格，太凶，都是分析逻辑，必须多学一点中国的。汉语说得这么流利，那你必须学一些文人像丰子恺。”这是我的学生教训他们的老师的结果。他们觉得我太枯燥了，要多看这样的书，我最后觉得这些适合我的口味。后来，我就大大收集小人书，有五千多本，而且，解放以前的特别多。那个时候我付了不少钱，现在付不起，贵得不像话。那个时候比较便宜，但是我付的总量还是比较大的。买得最好的还是在马来西亚，手迹很多。后来在上海文庙买了很多，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是主动地给我一些好玩的东西，我都不看就买下来。我觉得好玩的地方是，他们把我1970年代初的一篇文章翻成中文出版，但是不公开，很有意思。这是我的秘密工作，我特别高兴，自己的书是被禁止的，这个太好了。
李怀宇：丰子恺的画境界是非常高的。
何莫邪：对，我也觉得，读丰子恺的画，是一种修身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审美的方法。他不那么美，有一些很美，但大部分不是美的问题，有意境，有神韵，我觉得是养生的方法。所以，我对丰子恺的兴趣是一种养生哲学的兴趣，我觉得，你多看丰子恺的画，真的是可以变成一个好玩的人。爱丰子恺的画的人，真的是好汉。
李怀宇：你专门写《社会主义与佛教徒的相遇：漫画家丰子恺》，花了多大的功夫？
何莫邪：不多，我让我的儿子选丰子恺有趣的画，他选了，我就开始写随笔。出版后，经济方面不成功，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丰子恺的爱好者。我的这本书人家觉得有意思，讲意境，讲人生哲学。
李怀宇：后来你怎么认识了那么多中国漫画家？
何莫邪：你会奇怪，基本上所有的漫画家我都认识。这些年，我和丁聪、方成、华君武、特伟特别好。在中国，伟大的英雄有三位，第一是韩羽，第二是廖冰兄，第三是丰子恺。各有各的特点。韩羽的妙在和民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真的厉害，而且我说厉害，不是因为我懂他，他跟民间的文化妙得不像话，可以说水平比所有人都高多了。第二个是廖冰兄，他这个爆炸性的艺术水平，我跟他说过，他是个艺术家，不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的文字也是有点有趣但是不“伟大”，但是内容特别有爆炸性。如果真的要说讽刺漫画，廖冰兄第一，不是丰子恺第一，丰子恺的东西不行。我跟廖冰兄很有感情，在一起喝酒，他很会喝酒，很爱喝白酒，真的是好朋友，也可以我骂你，你骂我。
李怀宇：你怎么研究起中国的笑林文学？
何莫邪：第一本笑林文学的书是曹操跟他手下的人说：你跟我收集最好的笑话，于是就编了一本《笑书》。这本《笑书》现在已经不存在，存在的是《笑林》，后来人所编的一本笑话书。笑林文学的英雄是王利器。王利器可以说是训诂学的大家，他编有《历代笑话集》，小人书，他是比较典型的，把所有的有趣味的台词都删掉，因为他当时怕那个，所以有趣味的都不要了。但是，他的《历代笑话集》还是很有用，所有的书，他还是排列出来，所以，他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后来，像我这样的人，当然，他删掉的我们都希望看，所以，我们都收集这些书原来的版本。现在也没有限制得这么厉害了。我收集了很多笑林文学。我记得，在车上，有人在看一些是糟糕肮脏的资料，我说：“你卖不卖？”“那当然。”“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他买了，很好。偶然买一些，特别有趣味。我觉得正式出版的没有多大的意思，都是有限制的，天也怕，地也怕。
李怀宇：你跟杨宪益先生有深厚的交往？
何莫邪：那当然。杨宪益跟我共同的地方就是，拉丁文的爱好者。他的希腊文也很好，而且他调皮，特别喜欢喝酒。我向他学来一个重要的谚语：“醉在哪儿，睡在哪儿。”所以，我睡在他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好玩，好朋友。而且，勇敢的一个先生，我很佩服他。所以，我1989年还拜访他。他历来都很坦率的，丰子恺有一个《率真集》。杨宪益是很率真的。这样我就很佩服，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难得！佩服他！对我们来说，他过分爱国。我们觉得爱国不行，我们反对部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也反对。因为我们是爱全球人民的，而不是爱我们部落的。我偶然在这里长大，我是挪威人，不管丹麦人，还是中国人，我们是反对部落主义的。他比我们还爱国多了，真的是比较偏爱中国。假如我说爱挪威的话，我都觉得羞耻。我当然可以对挪威兴趣很大，很喜欢，但是爱国，不像话。我们的责任是全球的责任，而不是一个部落的责任。从希腊哲学开始，不管什么罗马人，你偶然在这里长大，还把这个偶然长大的地方当作是自己人生哲学的基础，像什么话？完全不行。无论如何，我崇拜杨宪益先生，因为他率真，很有学术修养，很幽默，会自嘲。这一方面，我跟季羡林先生也认识，但是都不熟，虽然不那么活泼，我直问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接受了我的书都没有回信致谢？他说这本书当时被扣了，劝我在北大图书馆找我的那本书：当道的都不会扔掉。他说他们一定在图书馆里面“存而不理”。
杨宪益先生比季羡林还要直来直去，爱发脾气。对我来说，这又是精神健康的问题。如果你坦率地快乐地发脾气，这对你身体好，你会多笑，长寿。
李怀宇：你长期住在挪威，但是你并不把自己的关怀局限于一个国家？
何莫邪：我是世界公民，而不限于一个国家。完全反对部落主义，全球公民，我的责任是关心全世界广大人民。在政治方面、伦理方面，当然不可以说其他的部落我不管，自己的部落最重要，这个很清楚，所以我反对挪威占有那么多石油，可笑，应该献给非洲人，因为我们已经够有钱了。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处处有钱，把什么都水泥化。我很喜欢“水泥化”这个概念，中国很快就水泥化了，开开窗户，看到的东西都是刚刚水泥化的。我刚刚在银川看东西，跟中国所有的城市完全一样。那么丰富的国家，把全国都水泥化，把所有保存的有趣味的建筑都已经拆光了，但是新盖的更糟糕，越来越糟糕，没有一点意思。你问司机，他都会说：没什么意思，不要看，没看头。所以，把中国这样一个丰富的国家，弄成水泥化的没看头的地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悲剧。北京有一些范围是给游客安排的，也是塑料化的。一个是水泥化，一个是塑料化，所以，我说这是很大的悲剧。
李怀宇：欧洲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水泥化”的浪潮？
何莫邪：没有。你不必相信我，你看欧洲哪里有？这是一种文化自杀，哪一个城市的中心有它的特点？现在哪一个城市都跟飞机场一样的，像什么话啊。现在王府井有什么看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看头，这里的万圣书园比那里还好。这是缺少一个建筑学的控制，都没有人控制这个发展，明显地没有人考虑。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譬如说，宁夏银川，27年前，传教士盖了一个很大的天主教教堂，先拆，后来再筹资，再盖比较小的难看的水泥的教堂。这样的现象，我可以说在欧洲没有一个例子可以那么糊涂，他可能不是喜欢天主教，为什么再盖一个小的难看的教堂，真是糊涂，没有计划。一般在欧洲、美国，保护遗产，在外面再盖大厦。
李怀宇：你观察中国这么多年，觉得中国未来的走向会是怎么样？
何莫邪：我觉得，中国的前途特别好。第一，人民的效率那么好。第二，中国人客观的聪明，明显是超过欧洲人，学习方法比我们强多了，这是一个事实。所有来我们这个地方学习的留学生都比我们强多了，可以说他脑子好，但是他的管束厉害，他可以管住自己，控制自己，“克己”的程度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前途特别的好。我知道中国的很多家长很关心这个问题，他整天都是为了成功而下功夫。所以，我觉得前途很好，但是他牺牲也不小，牺牲自己孩子的时代，他3岁就开始怎么竞争，3岁必须开始考进什么名校，这是很可怕的。这个可以牺牲，我都不知道要不要牺牲，假如我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牺牲，我觉得不行。成绩当然好看，可是牺牲不小。
李怀宇：现在你在挪威主要研究什么？
何莫邪：现在主要研究世界核心范畴史，像自由、权力、人权、法律。我认为，语言学最大的作用在于可以研究这些。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些核心概念，在世界历史上怎样，在中国怎样的发展，我下了30多年的功夫，看中国历史上的核心概念和不核心概念的发展。你也可以说我比较糊涂，譬如说“笑”，我们收集780个“笑”的概念。孔老二的时候，只有莞尔、大笑、笑而已，你看，他那个时候有3个笑法，现在有700多个，明末已经有600多个了，所以“笑”的概念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我以后的研究，就是把中国的现象放在全世界的地图上，这不等于宣传中国的伟大。我都不管它伟大还是微小，我要分析它怎样，所以我们必须有批评心地对付。
李怀宇：在欧洲有一个“汉学家”的概念，你觉得自己是汉学家吗？
何莫邪：我自己是文化学家。我对汉语是爱好，我学的目标不是汉学。我把中国的信息，中国文化的事实放在一个全球文化的地图上。所以，我不是汉学家，是文化哲学家。譬如说，刘邦哪一天出生，可以由中国人研究，我就不管它。但是法家是家不是家，我就会分析一下，我觉得没有法家，完全是假的，是汉朝假造出来的，这个有区别。《说文解字》有很多好玩的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都要分析一下。
李怀宇：对你来说，各种语言只是帮助研究的工具？
何莫邪：对我来说，俄文很重要，因为俄文的语义学家、文化哲学家都多，而且很聪明，所以俄文很重要。中文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中国的学者有丰富的学术传统，对我有意义。但是拉丁文比中文还更重要，因为拉丁文对中国的影响无限大，中文对拉丁文的影响很小。可以夸张地说，希腊已经把它所有的核心概念传到中国来，我们这里都是讲政治，讲自由，讲法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拉丁系最重要，影响很大。所有的核心概念是雅典的概念，你不喜欢就算了，基本上，譬如社会、自由、人权、权力，这些都是那边来的。对我来说，各种语言是工具，哲学就是目标。
(摄影:姬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