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安之问总经理：“我除了有强烈的进取心，什么优势也没有，你为什么还要录取我？”总经理说：“最重要的是，你成功的企图心超越其他84位，所以我录取你，并相信你一定会成功。”陈安之由此认识到，成功的第一个秘诀就是要下定决心。当一个人决定一定要的时候，他的潜能才会被激发出来。
虽然如愿进入了安东尼·罗宾公司，但陈安之很清楚自己的劣势，他要从零开始。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陈安之开始了疯狂训练。
每天开车上下班的路上，陈安之一边开车一边“喋喋不休”地大声演讲，以致和他擦身而过的司机都好奇地向他张望。等红灯的时候，他则更疯狂地对着镜子全神贯注地高声演说，绿灯亮了也浑然不觉，后面的车只好用此起彼伏的汽笛声惊醒他。晚上回到家后，他便站在镜子前练习演说，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近乎疯狂的超常规训练，陈安之终于能自信地面对几千名听众口若悬河了。
转眼两年过去了，24岁的陈安之在安东尼·罗宾的公司里一天比一天成熟，疯狂的训练让他出类拔萃，为公司挣的钱也越来越多。但是，无论怎样，他都只是安东尼·罗宾公司最好的讲师，他不甘心在公司里排名第二，要做就做第一！
1991年，陈安之从安东尼·罗宾公司辞职，与朋友合伙成立了“陈安之国际训练机构”，他把公司授权给合伙人管理，他则专门负责演讲。不料，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时，合伙人却卷着近百万美元的巨款逃得无影无踪。
陈安之不得不又从零开始。他租不起写字楼，只好租了一间大客厅，员工的吃、住、办公都在客厅里。有一次电视台来访问他，记者惊呆了，无法相信名气正旺的陈安之的公司居然在一个破客厅里！老师安东尼·罗宾看了这次采访，特意打电话给他，说：“Steve，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从前的我。你一定会成功的！”
1992年，25岁的陈安之举办了一场三千多人的超级大演说，他用了24种推广方法使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了美国。接下来的演讲一场接一场，这一年，他赚了100万美元。陈安之的事业如日中天。他在亚洲各国每小时的演讲报酬高达一万美元，而在香港半岛酒店开设超级总裁班课程时，三天的课程每位听课的总裁交纳的费用高达18万元人民币，而且听者依然趋之若鹜。
除了年平均200场的成功励志学演讲，陈安之还给康柏、强生、三九等世界知名企业做营销顾问，为这些企业出谋划策。借助陈安之的知名度和极富创意的策划，一些企业一年之内增收几亿美元！
在陈安之的成功法则中，“绝不裸奔”一直是激励着他自己和团队不断超越的法宝。为树立榜样，他亲自设立了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到人最多最热闹的公共场合裸奔的残酷规定。
曾有人好奇地问陈安之：“为什么每次达成目标之前要承诺？”陈安之回答：“因为承诺可以使自己勇于承担责任，可以让自己断绝后路全力以赴。一个人之所以不够成功，是因为行动力不够好；行动力不够好，是因为痛苦不够多。如果每个人在接受任务时都能够承诺：‘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就裸奔！’那世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裸奔”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激励，要成功，你必须得有“绝不裸奔”的决心！言必信，行必果。
27岁那年，陈安之成了亿万富翁。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理论使更多的人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到2000年，陈安之已经成为了继戴尔·卡耐基、拿破仑·希尔、安东尼·罗宾之后的又一位成功学大师，华人成功学第一人，被人们尊称为“信心和潜能的激发大师”。陈安之时常提醒学员，不是听他的课、看他的书就会成功，而是要把书中、课上学到的观念拿去实践，坐而论之后起而行，人生才会有所改变。因为，付出才会杰出。
阅读点睛：每个人都有两颗心。一颗是激励自己上进的心，另一颗是说服自己懒惰下来的心。这两种心情常常在一个人身上交织。有时，上进心得胜了；有时懒惰心占了上风。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谁都知道休息下来是舒服的。陈安之的成功，无疑是上进心长期占据了胜利位置。
永不满足的金庸
佚名
金庸，原名查良镛，著名武侠小说作家。
金庸祖籍江西省婺源县，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宁。查家为当地名门望族，有“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之誉。历史上查家最鼎盛时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七人同任翰林，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清朝康熙皇帝曾给金庸的祖辈赠过一幅亲笔题写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受祖上的激励，金庸目标远大，从小就有一种不满足的思想。
1937年，金庸考入衢州一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15岁的他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那时他17岁，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东南日报》做记者。
但是不久，金庸又不满足于自己的记者身份了。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当时的金庸正在东吴法学院学习，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前去应聘，结果，金庸以他出众的才华，在多达三千名应聘者当中，经过笔试和面试后被录用。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在香港复刊后，金庸被派往香港。这位出身名门的金庸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次的调派，是金庸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点。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
有人把金庸和梁羽生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而且当年两人同时在《大公报》任职，并有着同样的兴趣，喜欢下棋、阅读和谈论武侠小说。说起两人写武侠小说，与50年代初期一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1953年，当时香港的两位著名拳师吴公仪、陈克夫在澳门设擂台比武、让香港市民十分喜爱，并一段时间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比武只有几分钟时间，但事件却在香港大为轰动。作为报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于是，《新晚报》总编辑心生一计，决定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随后，由梁羽生撰写的《龙虎斗京华》开始连载。当梁羽生分身无术，忙得不可开交之时，金庸作为最佳人选，被点将上阵，他随后即执笔，将小时候在家乡听到的那段野史传说，铺陈成繁花茂叶，写成洋洋洒洒，飘逸自如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第一次使用“金庸”这个笔名在《香港商报》上连载。自此之后一直到宣布封笔，金庸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过他的武侠小说创作，因为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一篇，每篇1000字左右，所以他每天都得写稿、送稿。
1955年开写《书剑恩仇录》，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
金庸写作有自己的原则：作品不求多，求精，小说情节不喜欢套作，小说人物性格各有特点。
金庸并不满足于单纯创作武侠小说。1957年，金庸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
这一阶段的金庸，又开始了更大的目标追求。
1959年，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明报》正式创刊之时，曾经有人预言，《明报》不出一年半载就会关门大吉，金庸硬是凭着他的一支笔，凭着《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连载的武侠小说，让《明报》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并且在日后不断发展壮大，其对大中华关怀，深受全世界华人好评。
金庸有两支笔，一支被誉为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而另一支笔是写社评的“香江第一健笔”。除了他的武侠小说深受世界所有华人喜爱外，他的社评在当时，不仅仅是香港市民和各党派领导人物喜欢看，连美国国务院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作为一个社评家，金庸同样是卓有成就的。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一人撑起一张《明报》，使《明报》成为当时香港的三大报纸之一。
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字首，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
虽然金庸在新派武侠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继续创作新的作品。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之后将精力投入到原有作品的梳理、校正、修补上，力图让笔下的人物形象更丰满，情节设置更合理。
金庸博学多才。就武侠小说方面，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凡历史均有篡改，在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均有涉猎，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香港“大紫荆勋衔”、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2009年6月，金庸加入中国作协。2009年9月，金庸被聘请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阅读点睛：通过阅读这篇故事，我们看出金庸的成功源于不满足。不满足是一把向上的“梯子”。如果一个人取得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那么，他的那点成绩很快就会变成历史。我们只有永不满足，才能不断上进，不断攀登更高的山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