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好吧，我问你，1991年，你是否参加过你们总行的信用卡程序设计专家组的工作？”
“参加过。”
“你是否参加过最后一道密码的设置工作？”
“加过。怎么了？”
“最近，你是否利用你掌握核心机密的条件，制造伪卡，提取现金？你要老实回答！”
“你胡说八道！”
“坐下！你是在接受询问！”
“现在情况都给你讲明白了，你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有责任回答问题，说明事实。”
“发生了这个案子，我怎么不知道？我明白了，一直就在怀疑我！你们以为参加过设计就有条件作这个案？”
“你说你自己的事吧，上月18、19两天下班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仔细想想。”
“应该是直接回家了。”
“有人能证明吗？”
“我老婆可以证明。”
“除了你老婆。我可以提醒你一下，18日下午你们开会选先进，19日下午你外出办事，4点钟回到单位。”
“我想起来了，选先进那天，下班以后我给我老婆请了趟大夫。花园街11号，苏大夫。他和我一块儿回家。”
“19日呢？”
“那就想不起来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下来：当年我们设计的安全防范措施，是没有人能攻破的，包括我们自己！你们现在专门让我来做这件事，我也做不成！为什么？细节我不给你们讲，这是机密，可是有一条，我们20几个人责任重大，我们要为国家的金融安全负责，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明白吗”
经过反复回忆，信用卡部主任想起19日那天下班后去了国美商场，是去买电视，选了很久没选中，就回家了。他提供出一个关键性的证人：在商场他遇到了下面分理处的一个年轻职员，还和年轻职员探讨了电视机的性价比问题。
“你想不起他叫什么？”
“想不起来，我原来对他没印象，他对我有印象，说我到他们分行检查工作时见过我。”
“是分理处的？”
“我印象中是，好像是东边一带的……”
到花园街找姓苏的大夫没费什么事，从市行出来到花园街，再到纪宪亭家要兜一个圈子，骑车多用10几分钟。苏大夫认为那天纪宪亭来的时候是下午5点15分左右，这样，当天纪宪亭没有分身术是不可能在长江路分理处门前停留一秒钟的。
尽管如此，警察们又费了事把东区一带分理处35岁以下男性职员的档案调来，叫纪宪亭查对照片。纪宪亭觉得有三个人都比较像，于是这三个职员都被请到了市行保安部。
事实很快得到澄清，南横街分理处的职员闵捷承认曾在国美遇到纪宪亭，并且和他有过交谈。这个瘦瘦的、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不善言谈，说话慢半拍，任何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会马上回答，但态度还是肯定的。
“你肯定是2月19日那天？”
“嗯。那天是星期四，我买了电视。他没买。”
“你有发票吗？”
“有。”
关于他们在一起的具体时间，年轻职员认为是大概在18时10分到18时40分之间，这要比卡部主任记忆得清楚得多，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段，两次取款纪宪亭肯定都不在现场，或者肯定赶不到现场。
纪宪亭也在三个人中一下认出了闵捷。
本来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但由于纪宪亭是重点对象，大家还不愿轻易放弃，王云山提出，闵捷在南横街分理处科技部工作，也有一定的作案条件，起码懂行，纪宪亭过去真不认识他吗？如果两个人是勾结起来了，又怎么办呢？
徐方友不以为然，说就算两个人是同伙，两个人都在商场，谁去提款呢？王云山觉得可笑，当时反驳，说如果是同伙，在不在商场都值得怀疑呀！徐方友说，闵捷有发票为证，总不会假吧？王云山说，就算有发票，他们也完全可以做到在两地取款之间的空当到商场去一趟的，别忘了，国美刚好在两地之间。最后，方晨坚决地说：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对这个闵捷也要过细调查！在那个时间段，他也在那个地区，如果有证据证明他们过去就认识，就不是一般的问题！
大家都看出方晨总的心情又烦躁了。散会后，杨荣峰和徐方友最后离开，徐方有似有含义地笑着说：“杨总，方总也是急了，我看这么调查下去不会有结果……”杨荣峰这时紧皱着眉头，也显出烦躁的样子，打断他说：“执行命令！哪儿这么多话！”
警察要想调查一个人是很容易的，通过组织系统，可以在半天时间里了解一个人比多年的同事还了解得全面。
据南横街分理处陈主任介绍，这个闵捷31岁，在分理处工作已经5年了，一直在业务部，学系统工程的，应该说表现中等偏上，是个业务骨干，比较钻研技术，内向，不爱说话，不善交际，朋友很少，党员，本来有一阵子是准备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
“是吗？”王云山问，“为什么没提拔？”
“这原因就复杂了，”陈主任表情含蓄地笑笑，“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像他们这一批大部分都还没提起来。”
“凭他的技术——咱们直话直说，希望您别有顾虑——他有没有能力作出伪卡到外面取钱？”
“你问得真是直接，那我也直言不讳，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子。”
“为什么呢？”
“他在业务部，不是信用卡部，平时基本不接触信用卡，好像也不关心信用卡，他上哪儿去懂原理，懂密钥？银行的原代码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认为根本就没有破译的可能，更别说他那种水平。”
“你不是说他技术上比较强吗？”
“是比较强，可是我们这儿像他这样程度的很平常，再说，他这个人很老实。”
“怎么个老实法？”
“举个例子吧，我们春节开联欢会，他从来没表演过节目，今年又开，大伙私下撺掇，说就没听过他唱歌了，嗓子又不差，这次无论如何让他唱一个，后来就一块起哄，死乞白赖把他往台上推，我估计他也有思想准备，上去就说唱一支《又见炊烟》吧，其实他会唱，可是一张口就是唱不出来，半天唱不出来。大伙儿就鼓励他，说别紧张，重来没关系，他也愿意重来，可是音乐一起，该他唱了，光张嘴还是唱不出来，大家憋不住直乐，又不好意思乐。像这样人会犯案？”
“也不一定吧……”
陈主任摇头。”是个很正派的年轻人，工作很认真，早来晚走，他坐在办公室里，一般听不见他说话。”
“社会交往很少？”
“是，外面有几个朋友，和单位同事没有什么深交的，所以你问他会不会和老纪有什么特殊关系，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他父亲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原来是市财政局副局长。”
“噢？”
“叫闵大年，去世有两年多了吧。”
“噢，不认识。他父亲去世对他有影响吗？”
“当然……不过也许是无形的吧。他不靠家里。”
边亚民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大家的反映基本一致，有人说闵捷甚至在男女关系上也很拘谨和自重，科里有个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似乎对他有意，但明显他采取守势。
总之，大致上讲，在关键的时间段里在商场里遇见纪宪亭的年轻人是没必要怀疑的，也找不到任何根据说明两个人私下有过交往。
这样，副总队长方晨的构想就全部落空了。
下午6点钟，方晨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聂主任和谢小米，正式向他们通报了询问和取证的结果。
聂红宝小心翼翼地问：“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吗？”
方晨显得心事重重，手里玩弄着一只牙签。
“本来我想，今天下午的搜查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看来，确实没必要了。”
这个消息对总行保安部主任来说是相当沉重的打击，只是没办法表露得太强烈。
“还有其它方案吗？”
“我找你们来就是商量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案子一定要破！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要多长时间？”
“重点要转移了，要调查所有接触信用卡业务、接触大机的人员，另外，还需要等待案犯继续作案。我估计，要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也可能用不了。”
聂主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你觉得，把握方面怎么样？”
“我还是觉得，我们能够破获。虽然我们过去没有遇见过这类案子，这类案子的难度又非常大，可是我相信，没有破不了的案子，这一点请聂主任、请二位向银行方面好好解释一下。就像你们说的，这个案犯很危险，所以必须把他抓起来！”
聂红宝沉吟片刻，说：“那好，我尽快地向市行、总行都汇报一下，把情况说明，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工作。老实讲，正象你说的，这类案子的难度是很大的，总行要求破案，也是因为嫌疑对象比较明确，认为就是3个人中的一个。现在，3个人都否了，情况就不一样了。看来总行必须下更大的决心了……”
“是这样，要下更大的决心。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们这方面是没问题的，我喜欢这种挑战！”
“好，就这样。”聂主任似乎也想开了，“方晨总，我们请你吃顿饭，你也放松一下，可以顺便一起再谈谈。”
方晨没有拒绝，也没有客气。
聂红宝的算盘是找个机会开诚布公地和这位自负的副总队长谈谈，真正摸摸他的底，再和京都具体商讨下一步对策，就选了鸿宾楼的一处单间，点了几个淮阳菜。正说着话，有人呼他，他到门外去打手机，桌前就剩下了方晨和谢小米。方晨显得沉闷一些。
谢小米不断地劝他吃菜，当然也明白警察首领此刻不会有太好的胃口，就好心道：“方总，我想劝您一句……您听不听两可。”
“什么？”
“这案子不可能破。”
方晨吃惊地望住了她。”为什么？”
“我就是这么觉得……”
方晨放下筷子，说：“好哇，想听听你的高见！”
她把眼睛望着别处，似乎不经意地：“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们3个里有人作案……”
“你根据什么？平时的印象？”
“也算印象吧……我可不是指工作表现什么的……您吃菜。”
“你指什么？”
“怎么说呢，好象指年龄。”
“你认为作案的是年轻人？”
“我没那么说，只是有这种可能吧……”
“参加过设计的，现在还会年轻吗？”
她笑起来：“那怎么会呢？”
聂红宝回到桌旁的时候，告诉方晨，郭行长要他转告方晨，能排除3个人的嫌疑，也是一个不小的进展，免除了行里的许多顾虑。另外，希望他们能继续努力。
“我们会的，”方晨口气坚决。”我也向浦局长汇报了，浦局长也要求我们尽最大努力破案。”
聂红宝端起酒杯：“来，方晨总，我们合作愉快！”
三个人碰了碰杯，方晨把杯里剩的都喝干了。
他忽然意识到，在座的谢小米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过后才知道，就在那杯酒落肚没几分钟的时候，发生了新的案情，这次是在邻近的东良市，偏离市中心的一处地点。再过40多分钟，F市的另一处地点再次发案。两地提款共1万3千元，卡号与以前相同。
这一回，银行的反应极为迅速，半个小时后，完整的资料已电传至安灵市刑侦总队值班室。方晨命令王云山带人立刻驱车奔往东良，可是，到了那里仍一无所获。时间既然隔得近，他们尝试从自动取款机的键盘上取下指纹，结果证明这么做还是毫无意义。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有些逆转了。3月13日下午，在外视察工作的沈行长临时决定改变日程，乘火车从华强市直接抵达安灵，再次召开了有关2.18案的专题会议，这次会议没有邀请警方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