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30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宋教仁追悼大 会。这次追悼会上，很多党派的头面人物都前来祭吊。 让人意外的是，赵秉钧竟然派了自己的亲信王治馨前来吊丧。俗话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现在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在国民党的人看来，赵秉钧就 是幕后黑手，这几乎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他竟然敢派自己的亲信来参加 追悼会!
于是，王治馨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所有的国民党员都愤怒了。他们围 着王治馨，不住地责骂，要求赵秉钧必须亲自来会场祭吊。 起初，王治馨还保持着理智，以友好的态度面对众人的责难。他觉得， 毕竟人家死了人，说话难听点也很正常，但是国民党员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抡起了拳头，这时王治馨再也忍不住了。他据理力争道：“洪述祖虽然是内务部秘书，但他的行为系个人行为，与赵总理无关，总理对此毫无预闻。我这里有洪述祖与应夔丞的来往电文，请主持会议的吴景濂先生查收。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决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王治馨话中有话!实际上，当听见王治馨说“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此责自有人负”的时候，在场的国民党员纷纷要他说清楚，到底谁才是应该负责任的人。
当然，面对这些追问，王治馨再没有做进一步的回答。祭吊完毕之后，他迅速离开了会场。
为了平息事态，也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的《新纪元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其主要内容如下：
“我和宋教仁，一任内务总长，一任农林总长，以同僚而为至友。
他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试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来不及出城，他总住到我家中，我们感情甚洽，无话不谈。
他离北京南下时，欠了五千余元的债，都是我替他还的。”
很显然，赵秉钧在极力地渲染他和宋教仁非同一般的兄弟情谊。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他与宋教仁交情深厚，根本不可能杀害自己的兄弟，然而当时的舆论界几乎都一致认定赵秉钧就是主谋。他再能为自己辩解，也只能是越描越黑!无奈之下，赵秉钧干脆向袁世凯递交了辞呈，到一家法国医院养病去了。
然而，更离奇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就在袁世凯同意并解除了赵秉钧的代理总理一职之后，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赵秉钧突然染上重病死了。
对于赵秉钧的死，社会上也有好多种猜疑。传得最广的说法是，袁世凯派人在赵秉钧爱吃的葡萄里注射了剧毒，从而害死了赵秉钧。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干，则是为了杀人灭口!至于到底灭什么口，很多人直接就联想到了宋教仁遇害一案。
于是，一时之间，袁世凯又成为了杀害宋教仁和赵秉钧的“罪魁祸首”。可是，同样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袁世凯为什么要杀死宋教仁呢?按理说，宋教仁就算当上了内阁总理，也无法撼动袁世凯的地位，顶多对袁世凯有所制约而已。相应地，袁世凯也可以依照《临时约法》的规定来制约宋教仁。既然如此，有着很高声望、地位和权力的袁世凯又有什么必要杀死宋教仁呢!
除此之外，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连宋教仁的国民党同志们也一直将他视为亲袁派，而袁世凯对宋教仁也一直很器重，甚至视为子侄。在国民党取得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后，袁世凯还多次邀请宋教仁到北京议事。有人甚至指出，袁世凯的这几次邀请就是想让宋教仁接任内阁总理一职。
换句话说，宋教仁跟袁世凯的交情是很深的。这一点，从宋教仁临死前还给袁世凯口述一封信，就可以看得出来。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按理说宋教仁不可能是袁世凯杀死的。但是依旧有人指出，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加上袁世凯自身的一些专制思想，作为总统的他，杀死一两个所谓“臣子”，其实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不过，宋教仁的遇害也并不排除其他政治势力的所为。毕竟，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打败了那么多的政党，成为了第一大党，这个过程中肯定得罪了不少政治势力。因此，他的遇害也很有可能是这些势力的介入导致的。
然而，关键是要有证据，而事实上一直缺乏的恰好就是证据。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末民初的宋教仁案件就成了一个至今没有结论的奇案。而所有的说法在发现更为确实的证据之前，都将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宋教仁的死，暴露出了我们先前说过的当时中国所谓民主政治的大问题，在那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有可能按照西方近代的民主程序治理国家吗?
很显然，包括袁世凯和孙中山在内的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不熟悉这套民主、和平的程序。这样下去的结果，就必然是更大的争端，乃至‘战争!
“善后大借款”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按照既定时间正式开幕。
这次会议的重要主题，就是制定宪法并依照这个宪法选举出一位正式大总统，最终成立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
正如上文所说，当时的中国政治家们对于所谓的民主议事程序并不熟悉。因此，才开会没多久，会场上就吵成了一片。这些争吵还不是属于正常的民主辩论，而是相互攻击，甚至把议院变成了武斗场!
看到这样的局面，袁世凯简直是哭笑不得。他虽然对国会终于如期召开感到高兴，但是一想到自己竟然要依靠这些人来制定宪法，就觉得十分的无奈。
在那段时间，袁世凯一边在忙着国会的事情，一边也在暗地里忙着另外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即向五国银行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而这笔借款的担保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盐税。
实际上，最开始，袁世凯本来打算向国会提交借款报告的，然而看到国会才一召开，就打得不可开交，他心想还是算了吧。假如让这些政客们坐在那里吵过来打过去，想要顺利借到这笔钱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于是，袁世凯就背着国会，依靠自己的信誉和权力，跟各国银行协商起借款的事情来。
最初，袁世凯是向六国银行申请的借款，他的意图也是要利用这笔钱缓解财政困难，并大力开展各项事业建设。当年，唐绍仪就曾经为此努力过，却没有成功。这一次，袁世凯又花了两年多时间与各国沟通，才得以批准。
不过，六国之中的美国却并没有同意袁世凯的借款请求。因为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看来，签订这样的借款合同会极大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同时，一旦其他列强夺取了更多的中国主权，那也并不利于美国人的在华利益。
于是，袁世凯只好与其他五国，也就是英、法、德、日、俄签订了借款合同。然而，袁世凯的这项秘密行动却被舆论界披露了出来。
消息传开之后，首先站出来反对的政治势力就是国民党。在国会中人数最多的国民党议员们纷纷谴责袁世凯此举根本就是无视国会的存在，是一种挑战宪法权威的违法行为!
本来就因为宋教仁案件而遭到国民党怀疑和怨恨的袁世凯，此时又出了这个大纰漏，自然会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攻击。
很快，黄兴就向全国通电，号召所有党派都起来反对袁世凯的借款举动。而孙中山则亲自向五国银行写信，希望利用自己的威望劝阻各国银行，不要借给袁世凯这笔钱。
对于外界的一片责骂，袁世凯感到十分为难，甚至有些委屈。按照袁世凯的解释，他借这笔钱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缓解财政危机，解决很多棘手的现实问题。可是，从唐绍仪上次的借款风波，到这次自己也卷了进去，确实让他有些寒心。
幸运的是，这一次，五国银行并没有受到国民党人的影响，而是在最快的时间内就借给了袁世凯二百万英镑。也正是靠着这笔款子，袁世凯才得以解决了部分建设上的问题。
似乎是看到了新政府的建设成绩，在巴西第一个承认了袁世凯政府之后，5月2日和3日，美国、墨西哥以及古巴也承认了袁世凯政府。另外，像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表示只要袁世凯成为了正式大总统，他们就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
看来，除了国内一团糟之外，国际上的情况还是不错的。袁世凯也从这些国家的认可和支持之中获得了更多的信心与力量。
不过，就是在这时，国内的形势却越发不可收拾了。起因自然还是“善后大借款”。在国民党骨干的猛烈反对之后，到了5日，地方上的一些都督，包括湖南都督谭延闽、江西都督李列钧、安徽都督柏文蔚以及广东都督胡汉民等人，也联名反对袁世凯向国外借款。
看到这里，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会遭到这么多人反对呢?
在这些反对势力看来，袁世凯借这些钱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用来打击和消灭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南方各省政治势力，以实现他权力一统的目的。
同时，袁世凯借这笔钱还准备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以及履行对清朝皇室的优待条件。在其他政治势力看来，做这些事情的钱不应该用各省的盐税去还，而仅仅是袁世凯自己的事情。
不仅如此，就算袁世凯的借款有着缓解财政危机、进行各项建设的意图，作为这次借款担保的盐税、关税，数额确实太多了，甚至就连美国人也觉得这样做有损中国主权。
也就在各省都督联名反对的同一天，国会的参众两院一致否决了袁世凯的借款议案。一时之间，袁世凯几乎成了所有政治势力孤立的对象，形势真可谓是急转直下!
不仅仅如此，到了5月中旬的时候，国内反对袁世凯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就连袁世凯的人身安全都有了危险。一小撮由国民党激进分子组成的所谓“血光团”，组织了一次对袁世凯的暗杀行动。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事 后查明这个暗杀团体的真正领导就是黄兴。
袁世凯得知这个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心中早就积着的怒火爆发 了。他心想，你们国民党的人不是四处说我袁世凯是杀害宋教仁的主谋吗， 可是证据都拿不出来。现在倒好，你们自己的领袖却是暗杀组织的老大，这 下看你们怎么说!
很快，袁世凯就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怒斥孙中山和黄兴：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 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 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同 盟会诚非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请大家注意，在这段谈话之中，袁世凯已经用到了好几个意味着战争的 词语，比如“举兵征伐”、“平之”。可以想象，这次逃过一劫，让袁世凯 对国民党在内的政治势力到了最后忍耐的限度。换句话说，只要这些政治势 力敢于“另行组织政府”，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就会一触即发!
不过，在国民党这样做之前，袁世凯还是需要克制自己的怒火，以符合 法律的程序与这些政敌周旋。而眼前要做的，就是组织属于自己的政党。
于是，没过多久，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原本就赞同君主立宪制度的民主党、 共同党和统一党，进行了合并，组成了进步党。进步党的第一届理事长是黎元 洪，而理事则包括了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等人。
从进步党的领导人名单看来，这明显是一个支持袁世凯的政党，其中的 很多人根本就是袁世凯的好友、同事乃至得力部下。因此，成立这个政党， 意图就很清楚了，就是要在国会中与第一大党国民党作斗争。
袁世凯不仅成立了政党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且还用中央的名义直接对 付那些反对他的地方都督。
于是，上面说到的那几位都督就遭到了免职或者调任的命运。比如，李烈钧被免去江西都督的职位，只让他在北京听候任用，而黎元洪则成了新任江西都督；广东都督一职被陈炯明占据，胡汉民则被调任西藏宣抚使；安徽都督柏文蔚调任陕甘筹边使，孙多森则接任了安徽民政长兼都督。
这样一来，曾经反对袁世凯借款的这些地方都督都被降了级，而代替他们的都是袁世凯自己的亲信，这自然引发了五省都督的强烈反抗!
最先起来反抗的，是江西都督李烈钧。1913年7月，他在孙中山的鼓动下，宣布江西省独立。紧接着，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也先后宣布了独立。在国民党方面，黄兴也在南京成立了一支“讨袁军”。
就这样，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爆发了!
“二次革命”决雌雄
现在看来， “二次革命”并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轰轰烈烈!
说它是革命，更多是国民党以及一些地方军阀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对于这次“革命”，当时的很多人都抱一种不支持、不参与的自保态度。甚至在很多具有传统政治思维的人心中，袁世凯领导的中华民国才是更应该寄予希望的，毕竟它才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因此，所谓的“二次革命”其实只是在局部地区，比如江西和江苏等地的一些战事而已，并没有像辛亥革命那样，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大变动。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反而可以很轻松地对付自己的政敌了。毕竟，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打仗是他的专长。有些时候，袁世凯甚至潜意识里就希望能跟自己的政敌在疆场上拼个你死我活，而 不是坐在国会里吵架骂街。
战事开始后，袁世凯很快就做出明确判断，作战重心必须放在江西战 场。然后，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一口气就攻下了九江和湖口两个军事重镇。
除了江西战场外，为了对付黄兴所谓的“讨袁军”，袁世凯又抓住战 机，开辟了南京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袁世凯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冯国 璋。冯国璋确实是一名善于作战的将领，他让张勋做部队的前锋，集中力量 进攻南京城。
由于装备更加精良，训练也更加有素，几天之后，黄兴的“讨袁军”就 被打得七零八落，冯国璋顺利地攻下南京，而孙中山和黄兴则败逃到了日本。
两大战场的相继胜利，让袁世凯的政治力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可以 说，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在财力上、军事上，还是在政治威望上，袁世凯都 是无可匹敌的!
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还赢得了那些原本就看好他的西方列强的 赞许。
英国人认为，所谓的“二次革命”其实就是要“决定中国是由一个强有 力的中央来统治，还是各省各自为政。”很自然，英国人是希望中国有一个 强有力的中央来统治的，而这个中央的统治者最好就是袁世凯，因为按照《泰 晤士报》的说法，只有袁世凯才“是能使中国免予土崩瓦解的唯一人物”。
同样的，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指出，国民党和那些地方军阀“与其说 是人民对北京政府的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干禄之徒要白行上台 的一种努力”。在美国人眼中，眼下在中国的这场“内战不可能持续很久。 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巩固。这是世人应当引以 为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