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她纤弱的手指感到他本已纤细的呼吸越来越弱，终于再也没有一丝进气……
1861年的一天，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前往科堡访问。马车笃笃地向前行使，沿途的自然景色使得这对皇家夫妇的旅途变得十分的愉快，那些茂密的森林，那些开阔的河流，还有那不时与马车竞逐着的不知名的飞鸟，甚至使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自己工作上的访问，而好像是一次轻松的旅行。
他们一面欣赏着野外的迷人景致，一面愉快地交谈着。维多利亚照样是那样的伶牙俐齿，滔滔不绝，而一向沉默稳重的阿尔伯特也只有这个时刻才更使人想起25年前造访肯辛顿时的那个英俊青年，那个被高贵的少女称做是“最动人的”、“充满了和善与甜蜜”、“言谈聪明机智”的活泼男孩。
是的，作为女王的丈夫，作为19世纪世界最强盛帝国的亲王，阿尔伯特几乎是牺牲了自己人生深处许多本质的东西，肩上的责任不断地强化着他思维上的严密与生活上的严谨，他当然也弹琴，也喜爱名人的油画，但那不过是繁重工作间隙的一种调节与放松，他的身材与体态酷似一位浪漫而抒情的男高音歌唱家，但人们也越来越觉得那不过是徒有外表罢了。英国的绅士与贵夫人们总想在那些豪华气派的社交场合或者舞厅、或者剧院、或者赛马场找到那个风度翩翩的身影，他的身影几乎永远定格在白金汉宫那张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的办公桌前，那盏绿色的书写台灯下，躬伏的身子如同一座沉重的雕塑。
他的勤奋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那盏绿色的台灯是愈亮愈早了，信函往来也越来越广泛，阅览报纸也越来越尽可能的全面，他一直坚持着的备忘录写作也越来越细致、深刻、精辟、冗长，这一切几乎将他吞噬，或者说，他自己就如同一条饿龙，他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日日夜夜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却仍感饥饿。甚至，他的娱乐也仅仅只是一种为了工作而迫不得已的义务，他按照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消遣，怀着颇为拘泥的热忱去猎鹿，在午餐时说些双关语，这些都是正经的事而绝非纯粹的娱乐与诙谐。
他的压力总是巨大的。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那雪片一样飞来的各式文件，更来自于这位严谨的德国佬自己的内心深处。是的，从表面看来，他是成功的，在维护君主制方面，在树立皇家威望方面，在推动大英帝国的强盛方面，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他私下里常常感到，他毕竟是个德国人，在这个沉闷、愚昧、涣散、混乱而又装腔作势的浅薄的国度，他的德意志民族的严谨、务实、理性又算得了什么？外相帕麦斯顿曾被他挥到了一边，然而不久，这个曾被约翰·拉塞尔勋爵宣称为“年事已高，怕不会再有多大作为”的老家伙不是又卷土重来当上了英国的首相吗？英国人从本质上需要的是帕麦斯顿而不是他阿尔伯特。这正是阿尔伯特心灵深处的隐忧，是的，对抗一个人是容易的，而要去改变一个民族的血统却是何其艰难，更何况这样的一种“改变”是由与这个民族性格相反的另一民族的代言人来引导。英国人依旧在她那令人无法忍受的老路上不可理喻而又自得其乐地笨拙缓行，谁敢把她引上严谨、务实、理智之路？
阿尔伯特带着他的勃勃雄心，带着他的严格的目的，抱着必得的决心跳到这个庞然大物前进的路途中企图把它引向另一道路。可是，最终被挥到一边的不是那帕麦斯顿，而是阿尔伯特。
他如同塞万提斯手下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他的选择，他的勃勃雄心早已决定他只能是一个悲剧的人物。
但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并不能阻止这位坚韧的德国人坦克式的不断向前的步履。他忧心忡忡却又如同一架精密的机器，在干巴巴的精密组合中无数的齿轮永恒的转动、转动。
只是他的体力愈来愈虚弱了。20年前，那位眼睛明亮、肤色滋润的英俊青年如今已变成一个枯黄憔悴的中年人。他的原本挺直的身子也因长期的案牍之劳而至于腰弯背驼，肌肉松弛，他的头也完全谢顶……对此，维多利亚颇为担心。是的，就她个人而言，她的身体与精力与阿尔伯特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生机勃勃，人到中年却愈发风韵旺盛，她的突出的始终充满好奇的流盼的眸子，她的短小肥胖而能干专断的素手，她的快速而流转的话语，无一不在显示着这个女人旺盛的生命力。但她知道她的这份旺盛的生命力完完全全来自她丈夫的保护，他如同一把撑天的大伞，为她挡去了无数繁杂的事务，无数无聊的干扰，使她得以快乐的生活。现在，她明显地感到，这把大伞在风雨飘摇中多少有些支撑不住了，她多么希望能将自己独特的精力转输给那个近乎枯竭而萎靡之人！她努力地做着她所能做的一切，为了使他更加自信，她授予他亲王的头衔，她郑重地向社会声明“朕有权申明朕之夫君为英国人”，她和他一起工作，随时照顾他。她经常把他扯到奥斯本树林里去散步，去静听夜莺的啼鸣，每逢他生日来临，她总要煞费苦心地为他准备生日礼物，一幅比阿丽斯的油彩画像，一整套哥达及四周的风光照，或者一个由维基设计的用巴莫罗花岗石和鹿齿做就的镇纸……
但是，一切的努力都阻挡不住那个异国人的寂寞与憔悴。
马车仍旧在通往科堡的路上飞驶，得得的马蹄声清脆地播散在辽阔而清新的旷野的时候，维多利亚与她的丈夫的说笑声也一同飞出窗外。特别是维多利亚看到经年辛劳的丈夫有如此好的心情与精致，她的心里轻松极了，她希望通往科堡的路程永远没有尽头。她侧过脸看看夫君漂亮的鼻子，动人的嘴唇，内心里油然涌起丝丝爱意。
正在这个时候，维多利亚感到车身猛然地抖动了一下，然后朝阿尔伯特一侧倒去。
马车的一侧车轮出了故障。好在有经验的车夫立即喝住了奔跑的马匹。女王安然无恙，而阿尔伯特却留下几处擦伤和青肿。
看看夫君那副孱弱和狼狈的样子，一股巨大的隐忧将她缠住。她总感到，这次失事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事实也正是如此。
1861年年初，维多利亚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突然患了重病，几个月后悄然长逝，这是维多利亚懂事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丧失亲人的切肤之痛，原本实实在在的熟悉的身体，原本生动具体的内容，忽然间说消失就消失而且无影无踪，这完全超出了女王的想象，君临一切的女王忽然感到了一种人生之悲哀。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1月底一个寒冷的阴雨天里，丈夫阿尔伯特在视察桑德伯斯特新军校的设施建造时淋湿了身体，得了风湿病。几天后，他拖着病体去剑桥了解长子即未来英王继承人威尔斯王子的情况又受了致命的风寒，阿尔伯特很快卧床不起。
维多利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她知道不到万不得已，阿尔伯特是绝对不会躺下的。因为，尽管这些年来，阿尔伯特一直被忧郁与病痛缠绕着，但从不曾间断过他的工作。
但现在，他是倒下了。
维多利亚成天守护在夫君身边。他的病情每况愈下，雄心勃勃的亲王在几十年不屈不挠的人生奋斗之后终于祭起了白旗。他把维多利亚叫到身边，说：“我并不依恋人生，我并不看重它，假若我患了重病，我将立即投降，我不会为着生命而挣扎，我没有生的执着。”维多利亚努力地安慰他，她在病人隔壁的房间安置了一架钢琴，让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在上面弹奏着阿尔伯特最喜欢听的曲子，那些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曲调使阿尔伯特想起了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故乡，那些清晨的鸟鸣，那些调皮的小伙伴，有时，维多利亚也俯在丈夫的身旁轻轻地朗读着他喜爱听的司各特的小说《顶峰的培沃里尔》，而他则努力地欠起身子一边抚摸着她的面颊，一面喃喃地重复着“Li eges Frauchen”（可爱的夫人）和“guts w ei bchen”（善良的妻子）。
维多利亚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必须使病人从她的身上感受到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她总是对阿尔伯特说：“亲爱的，没有事的，詹姆斯·克拉克医生已好些次向我保证说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那个固执的曾在黑斯廷斯小姐谣言事件中搬弄是非的克拉克医生的确不止一次这样说过。这个早该逐出宫廷的庸医却不知什么缘故深得维多利亚的宠爱，而现在该弄到维多利亚自食苦果了，当然她并不曾自觉到这一点，阿尔伯特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了。有人建议换一种治疗方案，而他总是对这建议嗤之以鼻，他总是说“用不着大惊小怪”，而事实是，阿尔伯特的病是一天也耽搁不起了。另一位高明的医生华生博士指出亲王已正处在伤寒的攫据之中，但他依然无法说服克拉克。克拉克仍在说：“我认为迄今一切都令人满意。”
事情就这么被耽搁下来了，阿尔伯特已病入膏肓，而维多利亚却仍旧蒙在鼓里。
1861年12月14日清晨，华生博士在看过了病人之后，一脸阴沉，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赶快把亲人们找来和他告别吧，否则连这也来不及了。”
先是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的父亲身边默默走过，阿尔伯特的呼吸十分的微弱，双眼微闭，嘴唇偶尔微微扯动，似乎是在做着一个遥远的梦，孩子们噙着泪花不敢出声，他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扰他们父亲，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吧。
维多利亚终于明白了自己正站在一个可怕深渊的边缘。孩子们走后，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夫君身边。这时，阿尔伯特也似乎于冥冥之中感到了妻子的存在，他呢喃着什么，她努力把耳朵侧过去，仍听不清究竟说些什么。过了一会，他又努力地抬起手开始理起自己的头发来，这种动作平时只发生在去参加一次正式的会见之前，莫非此时的阿尔伯特也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人生中那最庄重的一次会见，一次与上帝的相见？
她看到他吃力的样子，维多利亚一面帮他清理着那稀松的头发，一面俯在他的身边，不断地安慰他：“ES i st kl ei nesFraucheu”（可爱的夫人就在这里），他似乎是听懂了，脸上露出一缕令人难以忍受的笑意，然后安静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大约过了几分钟，过分的寂静终于使维多利亚有些不踏实，她将手伸到丈夫的鼻子边，她感到那原本纤弱的呼吸是越来越微弱，而终于是没有一丝进气，他的容貌也逐渐变得僵凝起来，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声长而凄厉的尖叫撕扯在幽深的宫廷，那么的可怕，那么令人颤栗。
亲王阿尔伯特终于抛开了自己的爱妻，那个高贵的女皇，一个人撒手而去，他走的时候才42岁。
二、亲王之死如同漫天的阴霾一下笼罩着维多利亚，她感到自己的真实人生已随着丈夫的生命终止了。
阿尔伯特的死不仅对维多利亚个人，也不仅仅是对于英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在他有生之年里，特别是在他辅佐女王20年来的时间里，他使自己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了无人可比的地位，在政治家们的核心集团中他已被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名必须而有用的成员加以接纳。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与工人运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在一个又一个封建君王纷纷倒台的岁月里，他却使英国成为整个欧洲君主制国家最坚强的堡垒与最厚实的靠山，他把普鲁士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性格一点一点地锲入大英帝国，尽管这种锲入是何其的艰难。
按照一般人的寿命，42岁的阿尔伯特至少还可以再活30年，也就是说他在大英帝国施展他自己才华的时间在他去世时还不到一半。人们有什么理由怀疑如果阿尔伯特再活30年，他将干出多少惊人的事情？在未来的30年里，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女王却只有一个。亲王也只有一个，亲王是永久的，只要不死，他将永远处于这个国家政治事务的中心。想一想，这样一个在英国人看来德操高尚、英明卓识，有着毕生从政的空前经历的人到19世纪末，将会获得一种怎样非凡的声望呢？而这种声望又将怎样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呢？他能否像后来的首相迪斯累里所言？“这位日耳曼王子以我国历代君王所未曾表现出的睿智和精力统治了英国达21年……如果他能比我们这几位‘识途老马’活得更久，他将使我们有幸得到一个独裁政府。”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没有任何假设与条件，它是一次性的。真实的历史是，从此，英国的君主制如同汪洋中一条浮摇不定的破船再也无法达到阿尔伯特时期的辉煌；对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来说，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从此，欧洲的君主们却一夜之间失去了主心骨，纷纷落马；从此，他的妻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掉入了孤寂的深渊……
是的，君王之死，损失最大的是维多利亚，只有维多利亚！
在给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她用一种呼天抢地的语气倾诉着自己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