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冬环发现吴艾高不但工作责任心极强，生活上也很规矩正派，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进舞厅，但人并不古板，业余爱好既丰富又高雅，文学、戏剧、摄影等都有所涉猎，而且能说出一些道道，这在周围的年轻人中是少见的。在平时不经意的交谈中她了解到，吴艾高出身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抗战前曾在金融界任职，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哥嫂都在银行工作，两个弟弟尚在读书，几代人都是本份为人，勤恳做事，在大染缸似的旧社会里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严谨的家风和政治上的清白。他本人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国银行，一直从事会计和外汇管理方面的工作，不但业务能力很强，思想上也很要求进步，重庆临解放时是地下党领导的护行组织成员之一，直接参与了保护银行资产迎接解放的工作，总之是一个很敬业上进的青年职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敬重变成了好感，好感升华成爱慕。几乎是在同时，吴艾高对冬环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由于自幼的家庭影响和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政治教育，冬环对这份悄然到来的感情，内心里在充满喜悦躁动的同时，又竭力保持着一份清醒。因为就当时最看重的政治身份而言，她是响当当的“南下干部”，是“解放者”和“接管者”，而吴艾高个人再怎么好，也只是被留用的旧职员，在这种“悬殊”之下，两者要结合，外在内里都是有障碍的。面对吴艾高越来越明显的亲近甚至直接表白，她不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普通的交朋结友或一般的同事、师生关系，而是要寻找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绝不能马虎从事，一定要考虑影响，慎重对待！事实上，她已听到了科里甚至行里对这件事情的议论，因此一段时间里，吴艾高约她下班后一块散步或看电影，都被她婉言谢绝了。这一度令吴艾高非常苦恼，不明白她何以要这样。她自己也感到很别扭。
有一天，吴艾高同她在楼道里迎面相遇时，递给她一张什么票，然后很急促地说了一句：“希望你能去看。”说罢就走开了。到办公室后她拿出那张票细看时，原来是红旗剧场的话剧票。当时那里正在上演热门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票很难买到。冬环和同代人一样，非常崇拜保尔·柯察金，想来想去，还是没舍得丢掉这个机会，就和他一块去看了。边看边交谈中，冬环发现他不但对保尔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及其历史背景的了解远胜于她，特别是对他与冬尼娅的相爱和最后分手也有很深的见解，说归根到底，是志不同，道不合的必然结果，又例举了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孙中山和宋庆龄等志同道合地走到一起的革命夫妻来作证，并说他们不但是他敬慕的楷模，也是他一直想要追求的榜样。那次看戏不但使她大受裨益，而且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觉得自己以往的“居高临下”是很可笑的。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拒绝他的这类邀请了。后来，她又应邀去了他的家。当时他和他父母、兄嫂、弟弟、侄子等同住在李子坝的一幢二层小楼里，是一个非常开明和睦，很有文化教养的大家庭。全家上下对于她的到来都表现出一种亲切可感的由衷的欢迎，以后她就经常去了。大嫂是一个很贤惠能干的职业妇女，每逢全家聚会，厨房的事情都是她和三婶操办。他们正在上高小的儿子言荪，出生后就过继给艾高，称其为“爸爹”，小家伙也很亲近她，后来一直以“婶妈”相称。
两颗年轻的心在日益接近中终于撞击出爱的火花，他们在周围同事的关注中相恋了，当时冬环25岁，吴艾高28岁。对于他们的恋爱，银行里很快又出现了另一种议论：吴艾高以往那么清高，人家给他介绍过不少对象，医生，教师，职员、护士都有，有的条件相当不错，可他总是看不上眼，现在却去追求一个外貌寻常、文化不高、银行业务也不熟的女子，到底是图什么？冬环听到了，也有些困惑，便在谈心时直言不讳地对艾高说了。艾高坦诚地向她倾诉情怀：他不要求他的终生伴侣长得如花似玉，因为那只是表面的，不长久的，至于文化水平，只要人勤奋好学，总是可以提高的，他最看重的是人的心地是否善良，为人是否诚恳、宽容这些最根本的东西，而这正他在她身上所看到的，还有，他觉得她是经历过实际革命锻炼的人，在她的面前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弱点，与她在一起，他可以更多地受到熏陶，弥补这方面的先天不足。
艾高的推心置腹和高尚追求使冬环深为感佩，她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她向艾高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苦难家世和从小到大的所有经历，她的信任和坦诚，使艾高非常感动，两人的感情更加深了。
23
正当冬环和艾高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共同展望着新中国的锦绣前程和未来的幸福生活时，“三反五反”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继镇压反革命之后开展的又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即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同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偷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因为是党和政府的号召，冬环自然是无条件地坚决响应，积极参与，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运动的依靠对象，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她不久便发现自己已被置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当时西南区行运动的矛头所指，主要是揭发解放前夕以重庆中国银行经理为首的一批高、中级职员，窜通偷取库存黄金、美钞的所谓“私分库金案”。在强大的“政策攻心”下，那位经理承认了私分事实，并开列出100多人的参与者名单。西南区行运动领导小组据此将分散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所有“涉案”人员全部集中到重庆，进行集体学习、交待，内中就有吴艾高。他被定为“中层职员”，私分黄金25两！
这对冬环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她直接找到艾高，盯着他问道：“你说实话，有没有这回事？”
艾高的双眼倏地变红了，他颤声道：“冬环，你认为我会做这种事情吗？”
“现在是要你回答！”冬环寸步不让。
艾高抬起头，坦然地迎向她的目光：“相信我，我是无辜的，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
其实冬环也认为艾高不会参与这种事情，她相信他的人品。但面对组织的决定，她除了表示拥护还能做什么？她陷入极度的矛盾痛苦之中。不知是心情郁闷还是别的原因所致，一段时间里，她感到身体不适，咳嗽且伴有低烧，人也变得沉默内向了。
运动中留用旧人员出现的问题，使有关方面感到在各行各业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紧迫性，西南区行决定抽调一批工农出身的青年干部到大学深造，冬环成为10名被推荐者中的一员。对她来说，能够实现从小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愿望，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但一想到艾高的处境，情绪又高涨不起来了。生活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转瞬之间便让一对刚萌生恋情的男女一个上天，一个入地！
出乎她意料的是，在入学体检时她竟未能过关--被发现患有浸润性肺结核！亏得西南区行主动斡旋，方才同意她“边养病边学习”。后来她才得知，除了培养人材，区行领导也是想藉此拉开她与艾高的距离。正处于苦闷无措中的她，觉得这样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他们这批学生全部进入重庆大学学习，统称调干生。调干生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负担，冬环身体不好，每天还额外供给半磅牛奶。
调干生的学历各不相同，文化底子参差不齐，学校决定用半年时间为大家补习高中数理化。冬环是中等师范出身，原来就没学扎实，加之离校这么些年了，重新捡起来非常吃力，但她又不甘落后，只得熬更守夜地赶进度，本来就带病的身体，眼见着一天天地拖垮下来，每日持续低烧，痰中带血，倦怠无力。校方见此情况，与西南区行商量后，决定让她休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冬环不得不含泪服从，在同学们惋惜的目光中，收拾行李，踽踽地离开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校园，到南岸黄山疗养院报到，从此再与大学无缘。
黄山疗养院所在地原是蒋介石的别墅，里面有蒋曾居住过的云岫楼，宋美龄居住过的美龄宫和美国马歇尔居住过的松厅等建筑，松林掩映，鸟语花香，风景绝佳。置身其间，冬环有一种强烈的“换了人间”的翻身感，然而身上的疾患却又使她情绪低落，寝食难安。当时肺结核还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危症，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靠慢慢调养通过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来消除。她知道有好多的名人都是因患此病而英年早逝的，包括大文豪鲁迅先生和知名女作家肖红。她不知自己能否迈过这道坎--如果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就要结束，实在是太遗憾了！
疗养院的医护人员非常尽责，不但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制定详实的治疗方案，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精神状态也十分关心，和他们交友谈心，讲授医学常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在他们的开导下，一度情绪十分沮丧的她，慢慢地也能正视现实，“既来之，则安之”了。
另一个令冬环牵肠挂肚的，就是艾高的处境。她听说根据上级的指示，西南区行已专门成立临时法庭，对所有的涉案人员进行审判，对罪行严重的甚至要坐牢。艾高虽说不是主犯，但如果为此判上个十年八年的，这辈子也就完了！但鉴于当时的形势，即是单位上有同事上来看望，她也不敢打听有关详情。
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冬环正心绪不宁地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病房的门忽然开了，她无意中抬起眼睛，竟看见艾高向着自己走来！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仔细再看时，确实是艾高！他左手捧着一束鲜花，右手提着一袋水果，急匆匆地走到她的床前：“冬环，你没事儿吧？”
她发现他消瘦多了，心头不禁一阵酸楚，问道：“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来看你……”
他的眼睛还是跟过去一样明彻，看不到一丝受过苦的痕迹。在无言的对视中，两个人的手慢慢地握在一起。冬环流泪了，直到这时，她似乎才豁然明白，她其实一直都在盼望着他的到来。
艾高告诉她，西南区行临时法庭成立后，对所有“涉案”人员均先行定罪，后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去何从，咎由自取。同时抓典型示范，对于能“坦白交待，及时退赃”的人当场宣布宽大处理；对于一些“态度顽固”，拒不承认的人则当场逮捕，投入监狱；后来干脆就是刑讯逼供，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了。在高压威逼之下，一些既不愿违心认罪，又害怕受牢狱之苦的人以结束生命来进行自我解脱，受审查的人员中一连出现了几起跳楼或上吊自杀的事件。吴艾高在极度的苦闷中，也产生过以一死来证明清白的念头，但后来看到那些人最后只落得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并连累到家属亲人的结局，又暗自打消了。最后他只好和绝大多数受冤枉的人一样，抱着蚀财免灾的想法，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加上他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总算获得宽大，被解除管制，然后八方求亲告友，凑足25两黄金上交，才又恢复了工作。
虽然蒙受了不白之冤，艾高还是为能重新回到单位和见到冬环而深感庆幸，并真诚地表示他绝不会因此就怨天尤人，甚至动摇对党和组织的信念。他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还他以清白。退一万步讲，即使是永远都搞不清楚，他也认了，就当给国家做点贡献吧！
凭直觉，冬环感到艾高所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她没想到他会有这样豁达宽阔的胸襟，不禁对他越发敬佩，同时对自己前一段的“疏远”念头深感歉疚。她鼓起勇气向他坦露了这一切，艾高没等她说完，就激动地打断她的话道：“不，不要这样说！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让你背了影响，受了委屈！我发誓，我愿意一生一世地偿还你，对你好！”
从这天起，艾高每个星期天都提着水果和小食品坐船过河，爬坡上坎地走十多里山路到疗养院去看望陪伴她，他不厌其烦给她讲述治愈这种疾病的例子，要她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他的到来给举目无亲，倍感孤独和消沉的冬环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久而久之，连同室的病友都熟悉他了，羡慕她不知前世修了什么好，遇上这么一个巴心巴肠的男朋友。有时遇上刮风下雨的天气，大家以为他肯定不会来了，冬环也怕路上出事，希望他不要来，但他总是风雨无阻，当他一身透湿地出现在病房门口时，她和大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两颗年轻的心靠得更紧了。
考虑到冬环的身体和家庭状况，西南区行批准将她的母亲从湖北汉川农村接来重庆。当时她的母亲胡想英才40岁出头，接到女儿的信和盘缠后，便急切地离开家乡，独自乘船西行来到重庆。母女俩在银行招待所相见，免不了又是一番伤感难过，但想到从今以后可以长相厮守，互相照顾，又都万分庆幸。当时冬环享受的是供给制，母亲也就跟着她享受供给制了。老太太听说以后她的一切开支用度都由国家包下，再也不用自己操心，不禁老泪纵横，对女儿颤声道：“环儿，这都是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呵，可惜你爹没福份，没能等到这一天呀！”
母亲的到来使冬环感到莫大的欣慰，她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她每周下山一次看望住在区行招待所的母亲，陪她说话、逛街，尽情地感受那一份经历了漫长的离散相思之苦，骨肉亲人终得团聚的欢乐。
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1953年来临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重要年头。根据中央的决策，撤消各大行政区，实行中央对各省的直接领导。
人民银行各大区行自然也在撤消之列。西南区行的干部职工除少数上调中央之外，绝大多数都下放到西南各省市分行。吴艾高是第一批走的。他于年初接到调令，到雅安西康省分行工作。到达雅安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一封接一封地给冬环来信，极言那个地方的气候如何地好：冬不冷，夏不热，对她病后恢复健康特别适宜等等，希望她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分配到雅安去！
面对这样的大变动，冬环也无心复学了。组织上考虑她的身体，决定安排她到昆明市云南省分行去。昆明四季如春，更有利于她的身体康复，而且云南省分行行长陈心波是她的老上级，去后肯定各方面都会得到关照。艾高得知她的分配动向后，非常焦急，又是信又是电报地一定要她去雅安。母亲对艾高的印像也很好，觉得他心眼实在，是个靠得住的人。想到艾高对自己的一片真情和今后天各一方的诸多问题，她最后决定放弃昆明，改调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