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半年后的一天，班上的几位同学到十堰火车站去取教材，看见几个车站职工正围着一个挂着锁的木箱打扑克，输了的人就被罚站到箱子上去蹦跳，踩得不堪重负的箱子咔嚓作响，随时都有可能散架似的。有人就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要爱护公物呵！那几位职工却说：什么公物呵，外面捡来的！这话引起了一个有心同学的注意，他反复打量着箱子，心想这是不是吴雅丢失的那一个呵！一问何时捡的，几个人都答不确切，说反正从他们到这儿来上班时就有它了，几个月来又当饭桌又当牌桌又当工作台，给他们提供了不少方便呢！因为木箱上面的名字已经打磨得模糊不清，无法当场认定，几个人回到学校便告诉了吴雅。待吴雅赶去看见那已变得陌生的箱子，竟半天不敢辨认，直到她用钥匙打开箱子上的挂锁，看见自己亲手叠放在里面的衣物、蚊帐时，方才喜出望外，相信奇迹真是出现了！
当时所有招生复课的大专院校都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厂校合办班作为教育革命的实验班，实施的是以典型产品带教学。尽管杨叔子对书本知识的重要性有着精辟的见解，但大势难违，开学不久，所有的学员便都无一例外地下了车间，一跟一地向工人师傅学习车、钳、铣、刨，跟刚进厂的学徒没有两样。
学员之间的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从二汽各工厂抽调上来的学员们，个个驾轻就熟，大显身手；紧跟其后的是一批以往在这方面也有过训练的中专毕业生；最感吃力的就是包括吴雅在内的那批知青学员了，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从未接触过这些构造复杂的机器，有的甚至连见都没见过，因此战战兢兢，笨手笨脚也就在所难免了。当时报纸上正在宣扬“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于是同学们纷纷对号入座，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表示要放下大学生架子，从甘当小学生做起。吴雅从早到晚地跟着师傅泡在车间里，连休息时间也不愿闲着，一心要尽快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工人师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说，这些手上活路，多捣鼓一阵也就熟悉了，有啥了不起的？你们大学生得把心思放在学习更高深的本事上才是呢！
当时大家对厂校结合的试验班到底应当怎么办，实际上都心中无数，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对于这种“车间就是课堂”的教学方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就连二汽的同学都认为，如果这就是“上大学”，还不如就在厂里当工人呢！知青学员中也有不少人担心这样下去能学到多少本事。杨叔子跟同学们一样，成天往车间里跑。对于这种教学方式，他内心里自然有想法，但大势如此，也只好尽量努力争取好一些的效果。他对同学们说：
“我们学工的大学生，怎么能不和工人和机器打交道？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但有一点你们必须要明确，你们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下车间的要求与一般工人是不一样的，不应只满足于学会操作机器，还要弄懂机器的原理、结构，如果出了问题，要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会出在那儿？应该怎么解决？也就是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才算上好了这一课，使你们受益终身！”
大家的劲头又起来了，连驾轻就熟的二汽的学员们都觉得有了重新学习的必要。一两个月摸爬滚打下来，包括知青学员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吴雅在小结会上发言说：
“这段实践对我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启蒙教育，至少对工厂是怎么回事，车间、机器是怎么回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感受，心里踏实多了，同时我们还从工人师傅身上直接学到了生产经验和好的思想品质。我想，所有这些，不但对我们下一步的学习，而且对我们一辈子的做人，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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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叔子没有让学员们沉浸在“过关”之后的喜悦中，他选好时日，出其不意地将一份考卷发到了大家手里。考卷列出了20道初、高中的数学题，要求大家在两个课时内当场解答交卷，他亲自监考。尽管大家已经知道这只是一次“摸底测验”，但毕竟是进入大学的第一场考试，所以考场里气氛凝重，鸦雀无声，只听得见钢笔在试卷上划出的沙沙声，好些人的汗水顺着额头鼻尖往下掉，把试卷都浸湿了。
吴雅的心情也十分紧张，不知道自己过不过得了这个关。幸好中学的数学学得扎实，对付考试也还有些经验，所以拿到试卷后，她迅速地将全部试题浏览了一遍，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逐一解答。然而毕竟是丢生许久了，加之试题出得很活，特别是后面的一些应用题难度相当大，在学校里根本就没见过，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挪下了五、六道题。
两天后，考试结果在全班学员屏息静气的等待中公布：大多数同学做的题都未能过半，最差的连一道题都没做对。吴雅的成绩进入前五名，她的好朋友吴凤鸣也获得好名次，雷远学则名列前茅，他一共答对了18道题！杨叔子在讲评试卷时，对雷远学赞不绝口，赏识之情溢于言表，对吴雅、吴凤鸣和赵星等取得了好成绩的同学也予以肯定，同时也谈到学员的基础参差不齐的严重状况：有的同学竟连分数加减法的运算都不懂！考得差的同学多是在前一段的下厂实践中如鱼得水的那批工人学员。
杨叔子严肃指出：基础知识不扎实，要想进一步学习，好比沙滩上建高楼，是不可能的！他要求基础好的同学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基础差的同学争分夺秒，奋起直追！
打了翻身仗的知青学员们士气大振。当时全国的大专院校正在文革的废墟上进行所谓的斗批改，既没有全国性的教学大纲，也没有可用的现成教材，“合办班”在这方面更是一个空白，师资也极为缺乏，合办班的教学课程几乎完全是由杨叔子在考虑安排，当时外面正在热映全面否定建国17年教育路线的电影《决裂》，影片中一位讲授“马尾巴功能”动物学教授，被极尽丑化之能事，成为挖苦讥讽的笑料；同时几乎所有的报纸媒介都在开足马力，宣扬一位“白卷英雄”的反潮流精神，信誓旦旦地要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曾在文革初期遭受批判的“业务尖子”杨叔子老师，深知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及其对国计民生之不可或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也不能站出来公开对抗。他煞费苦心地试着走一条迂回的道路：既不能误人子弟，让学员们学到真知识真本事，又不能让人家抓住辫子。他执意把合办班定点在地处大山深处的十堰二汽，在某种程度上图的就是“天高皇帝远”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的教学环境。
杨叔子根据学员的情况，在教学中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为课堂上学习过的内容，三分之一为下厂实践中接触过的内容，三分之一为全新的内容。他将教材发到学员手中，让学员自己先琢磨，交流，然后再在课堂上和实习中进行讲解辅导。这样不但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学员的自学能力，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也特别深刻。杨老师是个通才，除了当班主任，在初期师资缺乏时，数学、物理、力学、机械等等什么缺人他就顶什么，加之口才极好，只要他一站上讲台，常常是引经据典的几句话就能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学员们都把听他的课当成一种享受，常常是宣布下课了，大家仍齐刷刷地坐着不愿望走。在上数学课时，他专门请陆传务教授来校讲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不仅使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大增，也使那些总想挑剌的人无从启口。
那时华工的许多教师都因这样那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启用或重用。杨叔子凭着个人关系，陆续从华工和别的院校请来了一些知名的教授讲师，比如刘云程、孙健、尹肃秋等等，将理论力学、机械制图、外语等课程也一一开设起来。他向他们承诺：你们该怎么讲就怎么讲，捅了漏子由我杨某人担着！
于是，当省城武汉和别处的一些大学尚在“批判”“决裂”中苦苦挣扎之时，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大巴山深处，却有几百名厂校“合办试验班”的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按照正规大学教育的要求，心无旁骛地投入文化知识的学习，同学们读书之用功，学习风气之浓厚，形成了一种与外界迥然有异的校园景象：当时学员们几乎都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概念，除了在正规课时里如饥似渴地听讲和学习之外，绝大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和做作业上了。因电力不足，限电停电成了家常便饭，为使晚自习不受影响，每个学员都自备了煤油灯，只要一停电，各教室宿舍立即就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每一盏灯前都有一个埋头学习的身影，常常是熄灯号响过之后很久，那些如豆的灯光仍在晃晃悠悠地亮着，第二天早起后，大家都会互相打量着发笑，原来一个个的鼻孔都熏成“黑洞”了。
杨叔子在学员们面前既是学习的良师，也是温厚的兄长。尽管人到中年的他成天跟同学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从不搞任特殊，但对学员们的衣食住行，冷暖病痛却关切备至，许多感人的事情和场面，多年以后同学们仍记忆犹新。吴雅曾告诉过雷远学这样一件事情：在一个寒气逼人的周日的早晨，她和班上的一些同学因熬了夜没能起来吃早饭，她起床后发现杨老师一个人正蹲在房间忙活什么，走近时才发现是在炉子上烤馒头，原来他怕同学们起来打不着饭，就买来一大堆馒头一个一个地烤热准备着。雷远学则有过另外的故事：有一次他送班上的一个同学到武汉治病，杨老师不但联系好医院，还再三叮咛他路上注意这注意那，他知道雷远学的英语口语比较吃力，临上车时，又急匆匆地给他送来一本英语课本，要他在乘车或在医院守候时抽空读一读。正是这样的点滴行动，感动着所有的学员，在那个以“斗争”为纲的年代，将“合办班”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随着各门专业课程的迅速铺开，有过中专基础的那批学员的优势便显示出来，刚刚在“摸底测验”中扬眉吐气的知青学员们，再次被抛到了后面。尽管他们在高中时也学过物理，但那与大学的专业课要求完全不是一回事。比如对机械学中并不特别深奥的“齿轮差动”系统的概念，上过中专的学员们原本就接触过，很快就弄明白了，但知青学员们反反复复地琢磨来琢磨去，就是难以透彻理解，这种状况在知青学员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危机感，有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学机械的料。
吴雅却不愿认这个输，她拿出了从小读书就有的那股拼命劲，下决心要攻克难关，闯进众妙之门。当时与她分在一个小组，寝室也是门对门的吴凤鸣回忆说，在她们那批女生中，吴雅晚上从来都是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的。她给自己立了一条规定：当天的作业不完成，问题不弄清楚决不睡觉。有时她半夜里醒来，发现吴雅那边仍然亮着灯。吴雅的作业本永远都是那么整洁，并且极少出差错；她的笔记也总是做得那样工整认真，让人看了欣赏不已。吴凤鸣常常不得不自惭形秽地重新整理自己的笔记，但就是整理后也比不上她。吴雅学英语也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她的口袋里总是装着英语单词卡片，一有空就拿出来朗读学习。当时同学们经常利用课间在教室里举行小型的英语比赛：先用几分钟的时间背记英语单词，然后默写在黑板上，看谁写得最多并且正确，每次比赛，吴雅总是稳操胜券，比别人要多写出好几个甚至十几个单词。
吴雅也不时地找雷远学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自从雷远学在那次“摸底测验”中显示出超群的学习实力后，吴雅对这位性格沉稳，处事低调的回乡知青又多了一层敬佩。下乡插队两年多，她太了解农村学生的艰难处境了，在各种生存压力之下，一般能够勉强读完小学就很不容易了，能读到高中毕业并且学得这样出色，那真是少见！雷远学尽管不善交际，但却也乐意与人探讨学习问题，而且从无保留，所以在交往中吴雅每每都有所心得。她觉得班上有这样一位在学习上走在前面的同学，实在是一种幸运。
有一次她忍不住对雷远学说：“你太不错了，基础知识掌握得这么扎实。”
雷远学却说：“其实你的基础知识也蛮扎实的，而且比我用得更活。”
雷远学指的是有几次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她发挥得比较好的事。尽管明知这是人家的谦逊之词，但得到自己敬重的人的这种评价，吴雅还是打心眼里高兴。于是那天两个人就多说了几句学习之外的话。吴雅谈到了脑袋瓜“真正聪明”的弟弟吴稚和他将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自己的事情，言辞中充满了歉疚。雷远学听后很是动容，说：“将来应该想办法让他上大学，不然太可惜了，不过你也不必过于自责，因为如果你不上大学，也同样可惜！”
此前吴雅也曾跟一些要好的女同学说过弟弟的事情，但跟男同学贸然谈及这种家事还是第一次。雷远学的善解人意使她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温暖。
到了大一下期，占有基础知识优势的知青学员终于开始显示出学习的后劲，学年结束的时候，班上成绩前几名都被他们包揽了，与此同时，二汽的工人学员和那批中专生，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当杨叔子根据预定的教学安排，带着这批自嘲为“当了一年的华工学生却不知道华工是个什么模样”的学员，于1976年春节后从十堰的大山里来到华工机械工程系继续下一步的学业时，整个学校都感觉到了他们所带来的那股奋发上进的踏实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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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从山沟沟里走进了名副其实的大学校园，吴雅和许多同学一样，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他们漫步在华工的林荫大道上时，一个个确乎才真正找到了当大学生的感觉。
华中理工学院成立于建国初期，是全国性重点理工科大学之一，其中以机械工程系和造船系最为知名。学院坐落于武汉东湖之滨，背靠林木蓊郁的喻家山，校园之宽阔，风景之优美，师资之雄厚，设施之完备，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尽管文革中惨遭摧残，但基础犹存，经过邓小平复出后对高教战线的大力“整顿”，学校的元气逐步有所恢复，教学秩序也开始走上正轨。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四人帮”趁机兴风作浪，在全国大肆“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由于广大师生人心思定，不再盲从，所以在华工影响甚微，学校基本保持了继续整顿恢复的势头。这就使吴雅和她的同学们得以在相对平静的环境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