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我过了这么多年代，现在的社会最好！政策好，不愁吃，不愁穿，人与人平等，信仰上自由，谁也不受欺压。有什么大的困难，政府还会帮助。就这样下去，我已经很知足了。
——主人公的话
同萨达提汗老人仅仅有3个多小时家常话的交情，此前素不相识，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互道色兰辞别时，心头忽然涌起一股难舍难分的那种情感。
我不能滞留于此，因为我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只能真诚地祈求安拉，让我有机会再和他并肩做一次礼拜，至少在他临终前来这里看他一眼，给这个不由自主升上心头的留恋一点慰藉。
一
萨达提汗是乌兹别克人。老人说，他的先祖原来在北疆阿勒泰做生意。不知什么时候，英国人的洋行吃香起来，乌兹别克人买卖做不下去，有的到洋行当雇员，有的弃商辗转牧区，游牧为生。
萨达提汗没有文化，不知道先祖更多的情况。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爷爷名叫米纳里，老弟兄4人，只有爷爷独自流落到博格达雪峰下的木垒南沟。120多年来，萨达提汗家族5辈人一直住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这块偏僻贫困的土地。
米纳里早年念过经，还跟人学过草药治病，为人和善大方，常常免费给乡亲们治病，虽然也是牧羊人，但在大南沟，颇受乡亲们敬重。因此，和其他牧民相比，他们一家的生活过得比较舒心、平静。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白俩打破了素日的安宁。1946年初夏的一个深夜，大南沟暴发洪水。睡梦中，萨达提汗家的几十只羊被洪水卷走，他的奶奶和姐姐、两个弟弟也不知踪影。
三四个时辰后，洪水退去了。第二天天亮后得知，这可是七八十年没见过的白俩。这场洪水中，大南沟有八九家人遭袭，10多个人去世，但最严重的还是萨达提汗他们家。
米纳里和他的儿子们在山脚下找到4位亲人的尸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把亡人抬进沟里，找泉水净身，请毛拉举行殡礼，最后掩埋在半山腰的坟地。一天时间，坟地里添了好多新麻扎。
泪水尚在流淌，安拉的考验却没有结束。回到临时寄居的邻居家帐篷不一会儿，米纳里的大儿子，也就是萨达提汗的父亲赛仪提·巴塔里猛然昏倒在地，全身发烧，呼吸困难。爷爷用尽他的医术，但终究不能医治安拉要命的病。爷爷提念着凯利麦，眼睁睁望着年仅37岁儿子的灵魂和肉体痛苦分离。
两天时间5个亲人离去，全家人陷于从未有过的悲痛之中。米纳里失去了老伴，失去了3个孙子，失去了已经成为自己得力助手的大儿子，这是晴天霹雳般的白俩。萨达提汗的3个叔叔失去了时刻关照他们冷暖的母亲，将永远无法再享有人世间最珍贵的母爱。萨达提汗和他的弟妹失去了祖母，还失去了慈祥的生身父亲。他们的母亲失去了丈夫，那可是她本应终身依靠的大山啊！
爷爷出奇的冷静。他坐在山坡上，一字一句告诉全家：男人女人，富人穷人，世上一切的生命，都来自于安拉，都要回到安拉那里。一个人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全都是安拉在决定。亲人死亡，是安拉对活着的人的考验。我们全家人要好好活下去，不能过分伤心，谁也不能说绝望于安拉的话。萨达提汗当时11岁，并不懂得爷爷讲的道理。但他看到，叔叔和母亲听了爷爷的话，不再出声啼哭，而是擦干眼泪，起身为全家人的住宿和吃饭奔波了。
家里没了羊群，爷爷和叔叔就给别人放牧。家里断了粮食，母亲从山下她的哈萨克娘家人那里去借。两顿饭改为一顿，馕饼变为菜汤，此后的三四年，是萨达提汗记忆中一生最艰难的岁月。但是，老人并没有为此伤感不已。“感赞安拉！我们经受住了那场白俩。”老人告诉我，他曾听毛拉说：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遭受这样那样的磨难，经受住磨难的人会坚忍，而坚忍是安拉的奴仆本该有的品行。
二
1949年秋天，萨达提汗知道了“解放”的消息，而且他感觉到“解放”是一件好事：有人进山给他们这些贫苦牧民每家送来了几只羊，说新疆和平解放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派他们来慰问穆民。
这样，他们这个三世同堂的10多口人的大家，总共有了将近50只羊，还有4头牛，1匹马。这几乎赶得上他们遭遇那场洪水之前的家产了。
萨达提汗从小就放羊。现在牧放的羊群越来越大，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很清楚，自己牧放的羊越多越好，只有羊多了，才能换来让全家不再挨饿的粮食，母亲也会给他们兄弟俩缝制新的托尼。
可是，好日子没有过多久，白俩又来了。1950年夏，他忽然发现好几只羊掉群，不吃草，摸上去羊身上烫手，没到天黑，这些羊就倒底俯卧，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爷爷见他哭哭啼啼，劝他说，羊得了黑疫病，没法治好，哭也没有用，要赶紧把死羊埋掉，把精神些的好羊隔开，而后托靠安拉襄助。
爷爷说得很准。其他人家的羊也得这种黑疫病。人们什么办法都想了，可是羊照样死。几天功夫，大南沟死了六七百只羊。萨达提汗家的羊只有10多只活了下来。
一家人精心照料劫后余生的羊，到合作化运动时，他们的羊又增加到了40多只。这些羊，连同马和牛，与其他牧民的牲畜一样，都入了牧业社。萨达提汗成了牧业社的牧羊人。
又过了几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定量供应口粮。萨达提汗这个公社社员，依然早出晚归，牧放公社的羊群。当时，公社为了保证牧业生产不受损失，指令食堂对羊倌予以格外关照，因此他们这些牧放牛羊的人勉强可以填饱肚子。可是，留在家里的老婆孩子，就没有这个幸运，经常饿得没办法，跑出去四处找东西充饥。
“文化大革命”那段日子里，他照旧放牧，成天和牛羊打交道，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唯一让他难过的，是几户巴依171的处境。
萨达提汗介绍说，木垒的乌兹别克人解放前很穷，全县总共只有3家人凑凑合合够得上巴依。土改时，工作队的人说，中央对新疆少数民族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巴依除了自愿捐出的牛羊外，家产一律不动。可到了“文革”时期，特殊政策没有了，同全国一样，重新划分阶级。巴依家的财产一律没收，巴依被天天批斗。老巴依去世了，就批斗他们的儿子。后来，一位80多岁的巴依，叫吉力卡伊达，可能经不住批斗，死在了关押的地方。死的时候，身上有不少伤，大家都很同情他。
“这些巴依，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让人气愤的地方。他们家里是富裕一些，可对穷人好，从来不赖工钱，也没富人的架子。吃饭，和雇来的人一块吃，也不分贫富贵贱。谁家有困难，还主动帮助。”说到这里，萨达提汗生怕我把他的话误解为不满意政府的政策，就又解释说：“上面有政策，让穷人也和富人一样过好日子，我们下面的人理解错了，就仇恨富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山沟的人互相伤害，还抢夺人家的财产，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1983年，国家的政策变了，草场、牛羊按人口都实行包产到户。萨达提汗有6个儿子，3个女儿，人口多，分得的草场宽，牛羊也多。他和孩子都擅长放牧，四五年后，羊繁殖到200多只，全家人的生活终于真正好了起来。
更令老人高兴的，是他们弟兄同3位叔爷的孙子接上了头。当年，萨达提汗爷爷东走木垒，3位叔爷西去了蒙古。当时几位叔爷没有顾得上联系兄长，等到安稳后想联系时，同中国成了两个国家。再后来，中国同苏联闹翻，蒙古跟着苏联走，自然越发不可能想这些事。前苏联解体，蒙古人摆脱苏联的控制，3位叔爷的孙子才开始集中精力履行父辈的意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不知打听了多少人，费了多大劲，终于打探到大爷后代的下落。于是从遥远的蒙古国巴彦布拉格来信，请他们去那里相聚，担心兄长经济有困难，后来又汇来了路费。2005年，萨达提汗和弟弟一块办了护照，乘坐国际长途客车，去同从未见过的弟弟们会面。
巴彦布拉格位于抗爱山南麓，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今天是蒙古国一个哈萨克州，哈萨克人占多数。几个弟弟全是牧民，每个人都有不少牛羊，生活条件不错。这一两年，当地又发现了铜矿、金矿、煤矿，国外不少企业家包括中国老板都往那里跑，看来今后的生活水平还会有大的发展。但是，那里也有让萨达提汗兄弟俩不习惯的地方，那就是当地政府除了收税，基本上不过问民众的生活。民众之间人际关系也比较冷淡，干什么事情，都是各顾各，没有亲戚关系，就是死了也没有人管。
住了20多天，不论叔伯兄弟姐妹如何挽留，萨达提汗两兄弟还是返回了祖国。临别时，弟弟妹妹们依依不舍，他俩也有些伤心。不过，他俩真诚地请弟弟妹妹来中国看看，如果愿意，就到中国长期生活。毕竟，这里是他们祖先长期生活的地方。
三
萨达提汗的爷爷是成立牧业社那年以80多岁的高龄归真的。他老母亲在“文革”快结束那年离开了人世，也活了近80岁。3个叔叔都已经逝世，除了大叔是刚解放那年去世之外，其他都活了70多年。他们一辈子都做乃玛孜，是纯朴的牧民，虔诚的穆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