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故事确实可笑，但此后曾国藩在用人方面更加慎重，注重实地考察。曾国藩觉得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乏，则足为国家腹心之用”。他常常告诫自己，不能由于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而应看到别人一方面的长处，量才用人。他说：“衡量人才，只要有一方面可取就很不错了，不能由于对方有一点小缺点就嫌弃他不加重用，若太过苛求，资质平庸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曾国藩招来的人才，并非都是全才，他们有的原来在家耕种农田，有的招自营伍，但是他们却都有各自的长处。在招来的人才中，有些人还曾犯过错，曾国藩并不嫌弃，多加鼓励劝他们痛改前非，为国立功，李世忠、陈国瑞便是很好的例子。李世忠，原是太平军将领，投降清军后不服上司管束，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与李世忠共事后二人经常发生纠纷，时间长了，在湘军中他们都以“绿贪蓦诈”闻名，但曾国藩不像一般人那样对他们，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缺点，并力劝他们改掉，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发扬自己的长处。
曾国藩就是如此“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招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他常说：“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又说，“人才既已访求，势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长，未能尽善，自不能将所有搜罗之人才，不予别择，悉数任用。故访求人才之道，固宜讲求；任用人才之方，亦须斟酌。”曾公知人善任，于任用人才之方，自有其独特见解。然按诸《书札》一则曰：“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
曾国藩一生，深切明白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治理国家政治，治理粮饷、厘金，全在于用人。关于治政，他说：“人存而后政举。方今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有正人。”
用人如用器。为了在用人上做到量才器使，奖优汰劣，曾国藩对府、州县主要官员还有推荐来的幕府的人员都进行亲自考察，识别其德行、政绩、才能、气质等方面的情况，拟出考语。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专有《人过闻见日记》，根据闻见得来的情况，将其部属分别列入“闻可”、“闻否”、“见可”等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非常关心人才问题，注重量才器使。
曾国藩一生为官，探明人才的重要性，能够量才用人关系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然而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最重要的就在于怎样地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兼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
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世上好的人才实在难得，弟弟要留心察访。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你千万不要轻视他。”我们清楚，一个人有才不用是浪费，大才小用也是浪费，小才大用则会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倘若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若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没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所以不必担心没有人才，而应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识才
【原文】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勤笔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择取人的方式，以有节操而没有官气、条理清晰而又不说大话为关键。办事的方法，关键是要做到“五到”，也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即身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验，并亲自到乡村巡视；作为将官就必须亲自巡视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细分析它的大条理、小条理、起初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分析它的头绪，又综合它的不同。眼到，就是要专心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才能长短、事情的关键所在，勤作笔记，以避免遗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时虽然已有公文，还要苦口叮嘱。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雇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已经不容易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
曾国藩广求人才，又不能博收杂进，这就决定他必须有一个选择人才的标准。他主张德才兼备，而他更注重人的德行。他在笔记《才德》中写道：“我觉得德与才不可偏重。有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有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他又强调说：“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求，皆以此为衡可矣。”凭着对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孰重孰轻的这种认识，曾国藩要求“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认为“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本(质)”。他指出：“以其质而更博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对那些“心窍多”，以大言取宠，巧语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恶痛绝。他声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他劝诫绅士说：“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疏必疏。”所以他特别看重禁大言而务实。在确定选择标准时，曾国藩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他表示：“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官气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身体大行。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如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不可否定有官气或乡气的人都有明显的缺点。但是两者相比较，曾国藩更不喜欢那些爱摆官架子，处事应酬圆滑，没有一点实干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因此，他倡导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也就是“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朴实”的人，“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的人。
塔齐布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本是旗人。刚刚进入湘军时，塔齐布只是个绿营守备一样的小官，后来升为参将，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操练湘军时，在军场上时常见到他，且见他次次都特别早来到练兵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仿效戚继光的练兵方法，每次检阅步兵，都看见塔齐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检阅，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威严之气简直没有办法形容。
曾国藩察看之后，感到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曾国藩将塔齐布传入营中问话，交谈中曾国藩对塔齐布的见解非常赏识。在后来的了解中，曾国藩发现他治理军队严格认真，并且能很好地团结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将清德自己无才无能，不提拔重用塔齐布也就罢了，反而特别嫉恨塔齐布的才勇，三番两次在提督面前讲他的坏话，提督也听信谗言，经常没有理由地羞辱塔齐布。曾国藩听说后，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并以身家性命为他担保。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在后来的湘潭大战，岳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军恶战中塔齐布屡建奇功，被人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湘潭大战是湘军性命攸关的一次战役。战事结束，立下大功的塔齐布被提升为提督，原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
塔齐布做了大元帅后，遍赏提标兵，收拢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尊崇。
每到深夜，便与亲信兵卒言谈家事，说到悲痛的地方，相对涕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和士卒同甘共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都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命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由于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非常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被一个乡夫带回家中。次日，各军因塔齐布没有回来，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夫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光脚出去迎接，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从此可知曾国藩选人才特别注重德行，觉得选的人才要朴实、不浮滑，能吃苦耐劳。
他选人、用人的主要标准是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这种德行操守践履到实处。
当然，曾国藩并不是只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识。他劝勉曾国荃说：“恐将膺封疆重寄”，“学识宜广，操行宜严”。他对“带勇之人”提出四个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这四条，皆指的才识。而才识二者之间，曾国藩觉得：“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
例如，对被他参劝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则少表余之歉忱，二则凡事可以请益。”
又如，左宗棠才能超群，但常与曾国藩闹别扭，然而曾国藩佩服他的才能，在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此人。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咸丰十年六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在湖南，赞襄军事，肃清本境，克服邻省，上年‘石逆’大股窜湘，邦同抚臣骆秉章，指挥调度，不数月间，逆发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奏称：“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德镇，驻扎未久，一闻贵溪敬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或跟踪追剿，计十日亡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使狼奔家突亡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巢败后，即有池洲小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中。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入阵，暮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
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
综上可知曾国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在选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计前嫌。曾国藩一生，经历无数风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项有一项就很不容易，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难了。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不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毕生追求德才兼备择人标准的一个深刻反思。
求才
【原文】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求别人辅佐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并不容易，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一视同仁，对他们不是很钦敬，待到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很难求得的。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就算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猎才精准。用人老到
成熟的人都是老到的人。曾国藩用人之老到在于如他所说：“用人之道，必须像白圭经营买卖那样，像鹰猎取食品那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白圭，战国时周国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仿。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引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最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常常入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3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亲信有彭玉麟、杨载福二人，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方式实现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了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任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到曾国藩练湘军那年，彭玉麟已37岁了，仍是单身汉。
咸丰2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急迫时，守城官募兵无以应。当时彭玉麟仍然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得知彭玉麟的为人处世，尤其是此人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曾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遂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也不受命。后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诸葛的故事，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40的汉子，仍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于是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的一个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