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其实，城市小说在产生之初就在“平民”视角上定格，小说被认为是一种闲书。朱自清在提及鸳鸯蝴蝶派小说时说：“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的。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提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②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发展，商业的兴盛，促使了市民阶层的崛起，这不仅表现在一大批新的市民阶层经济地位的迅速改变，更表现在他们从以往城市社会舞台上的“配角”向“主角”转变，他们这种角色转变同90年代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市民阶层的生存法则是追逐实利重物质不重精神，远离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金钱与物质，感官刺激与身体享受成为大众竞相追逐的对象。这种欲望化的都市生活不能不在城市小说中打下了烙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彰显的个人话语、零度写作、意义悬置、欲望叙事，在当下已经成为最现实的存在，是城市小说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和写作资源。城市的兴盛与市民生存的需求，往往带来城市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唐传奇、宋元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都说明这种关系。阅读当代城市小说，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社会的商业化运作，紧张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金钱的压力和多元文化的碰撞下，无奈的城市市民的个人生存危机意识。
很多城市小说家去关注城市个人的生存危机意识，描写他们市民的生存状况，诉说他们的酸甜苦辣。
王朔描绘出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市民的生存状态，他借用城市里平民的生存行为反叛传统的社会规范，昭示了一种商业化的行为准则。他们以玩世不恭的生存行为，喧嚣躁动的生存心态反传统市民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传统道德价值观受到冲击。王朔毫不讳言自己代表市民阶层，他的小说迎合了城市平民的消遣娱乐的心理，体现出商业价值观的洗礼。池莉也走上了一条平民大道，以微言求大义。池莉的作品从《你以为你是谁》到《来来往往》，折射了城市人由一种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由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折，旧的家园不足倚，新的精神不可寻。池莉代表的是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市民意识。“现代中国，平民意识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念态度。相对而言，贵族意识往往被理解成对时代的反动。但是，每个人在使用“平民”或者“贵族”这类概念时内涵是有差异的。贵族有时候被理解成封建贵族，有时候则被理解成资产阶级贵族。平民有时候被理解成“人”，不带政治色彩，有时候则被理解成“工农”，成为经过阶级分析之后的阶级符号。”
①毛泽东在1919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成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
②“晚生代作家在将叙事目标大面积地投向平民生存原相，投入人自身生存的各种庸常现实层面时，一种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便逐渐确立起来，这不仅表现在以何顿等人为代表的对金钱的执着认同和崇拜，还表现在大量性意识小说的勃兴与泛滥。”
③20世纪80~90年代城市平民小说主要有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你是一条河》等，方方的《风景》《白雾》《落日》《黑洞》《这天这年》《结婚年》《行云流水》《桃花灿烂》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汉子》《连环套》《两块心》《力气》《杀》等，刘震云的《官场》《塔铺》《单位》《一地鸡毛》等，叶兆言的《艳歌》，李晓的《关于行规的闲话》《天桥》等。这些城市小说家的平民写作主要诉说城市平民的艰难生存，关注世俗化大众人生。城市经济发达，高楼耸立，豪宅遍布，灯红酒绿，但仅仅是满足温饱的小市民却也比比皆是。现在有近亿个农民工流动于城乡之间，形成规模庞大的流动劳动力群体。张洁的《日子》关注男女凡俗人生世界是真实的存在状态。家务活儿、交各种费用、屋顶漏水、大街上看“圣火”传递等生活细节占据了主人公“日子”的中心，甚至连喝酱油汤这样的琐事也被上升到夫妻间有无共同语言的高度。《你以为你是谁》《言午》《幸福之人》等作品，此中人物没有高大、雄伟的形象，甚至没有稍高一些的理想追求，城市的这种包容性下面更多的是包装性，“现代派只是一个面具，谁都可以拿去戴在脸上装神弄鬼”。
王朔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里有一个“大院子弟”对着另几个“大院子弟”说过这样一句话：“装他妈什么精神贵族！中国有什么贵族？一水的是三十年前放牛娃翻的身，国库封了全他妈得要饭去。”在中国历史上，一向存有这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与争斗，“来自民间的知识分子常依恃自身的才华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包括操作能力)嘲笑或反抗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甚而导致出整个社会的政治斗争)，王朔只是重演了这一事实而已(我们实在无法把王朔排除在知识分子之外，除非他放弃写作)。从某种意义上，它又蕴含了一种“天才”对“平庸”的嘲弄，并不全是“平民心态”的流露。”
①王晓明还批判精英文化，“王朔的批评也暴露了“精英文化”的某种内在的缺陷，知识分子把人的存在过于精神化，它高雅但却缺乏蓬勃的生命活力，因而无力回应商业化时代人的(比如市民阶级)实际的物质性的生存要求。文化的优越感转化成一种权力要求，狂妄地企图充当社会实践的策划者，因此在思想运动的后面，常常要求一种政治-文化的行动，要求以政治-文化的重建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又绝难接受精神转化成一种粗鄙性的物质实践，很难允许“思想的走样”，从而使思想永远停留在精神的范畴而难以获得真实的(尽管是粗鄙的)实践支持。
他们过于浪漫(或者过于诗意)，相信人民的生存困境在于人民并不理解自己不可信任的(“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
②池莉的平民意识与其本人经历有关。池莉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一个没有多少文化气息的湖北一个小县城的干部家庭。这样的家庭出身，让她从小接触并了解了下层市民的生活，深深体会到“生存”的重要性和人生的诸多磨难。后来，又下乡当过知青。直到她考上医专时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医专毕业后又分配到一家大型炼钢厂当医生，直接接触并服务于一线的工人，对他们的思想、感情、生存状态有了很深的认识。池莉不是说过很让人感慨的话么：“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它并没有因为我把它编成什么样子它就真的是那种样子。
在农村两年多，我了解农民。在学医及行医的七年中，我见过了许多生与死。就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每日目睹工人上班去的滚滚车流。我在某单位，可以由这单位一系列的人物关系的升降沉浮探摸到整个社会的脉搏跳动。”“是啊，池莉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体验。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为了房子，为了孩子，她吃了很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苦。她为一些婆婆妈妈的小事伤透了脑筋，有了所谓的“烦恼人生”，她像一个普通市民那样悲哀地生活着。”
①池莉以描写都市下层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灰色烦恼、尴尬无奈、困厄无聊的生活而见长。池莉的一些小说将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巨细无遗地以原始记录的风格呈现出来，形成了所谓“生活流”的创作特点。王安忆的平民意识与池莉不同。一般来讲，现代城市的构成离不开两样东西，那就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但王安忆并不直接面对这两个根本性的东西，因为由这两种东西过渡到感性的城市生活还需要很多的中介，经过它们的共同作用，城市提供了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提供了消费的场所与物质保障，解放了人的心灵与感官，更关键的是它们对人口进行了重新划分。在城市中，按职能与地位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社会阶层：
一、由企业家、银行家、公司董事和律师组成的上流阶级；
二、小企业主、商人、大公司的专业人员和某些高薪雇员；
三、拿薪水的专业人员、小零售商、职员、推销员、文职人员、中间商和办事员；
四、领班、熟练工人和手艺人；
五、半熟练工人；
六、贫民。
与此相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也相应地存在着上等阶级、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如果从描写对象看，王安忆笔下的人物不是“上流阶级”，也极少触及“贫民”，而是中等偏下，上流阶级在城市制造着价值目标与时尚趣味，左右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但王安忆揭示的不是上流阶级生活方式本身，而是这种方式如何自上而下渗透、衰减、定型为每个城市人眼前与心中的生活图式的，这是城市的财富，是城市的潜在的支配力量，是城市真实的相对稳定的一面。”
②在当代对于市民社会的争论中，哈贝马斯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最重要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市民社会舆论的公众性(Publicity)和各种讨论、决策过程的公开性(Openness)；另一方面是市民社会中有关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各种意见、舆论、观点和政策的形成过程，都是在公民个人间自由平等合理沟通(RationalCommunication)基础上所进行的论述竞争(DiscoursiveCompetition)。”
①陈丹燕在小说《上海的红颜遗事》的封底上写道：“我想要写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像有的人那样坚强，也不像有的人那样冷静，不像有的人那样聪明，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理性，对，一个感性的人，一个努力在沙上建房子似的、想要建立自己积极向上生活的徒劳的人，也许还是一个捂着伤口不让别人看，自己也不看的乐观的人，一个实在不懂得怎样去应付，弄得满身满心全都是伤的痛楚的人，一个怕被别人落下，被别人孤立，被别人抛弃的认真的人……”这段小说中的语言，是强调作家的写作意图：写一个具有个性的普通的人。就小说的主人公来说，确实是一个普通的人，姚姚，这样的女孩子和这样性格的人，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不知有多少，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她的故事就像沾在历史书上的一粒灰尘一般”。方方的《风景》让人见识城市底层习见而不堪直面的风景。小说描写了武汉市平民区“河南棚子”中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生活。码头工人的父亲、搬运工人的母亲有着七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家11口人，拥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靠近铁路的房子里，火车每7分钟一趟，几乎从屋檐边呼啸而过。大哥与父亲吵架时骂道：“混了一辈子，却让女儿吃没吃穿没穿像猪狗一样挤在这个十三平米的小破屋里。”
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人们酗酒、吵架、殴斗、奸淫、尔虞我诈，他们领略了社会的丛林法则和生存竞争的残酷，支配他们的只有生存意志与生殖本能。
新时期城市小说体现了一种“平民意识”，它主要表现的是普通人的世俗日常生活，表现他们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困顿。这种城市小说的发展，从对社会现实的政治批判转向对现实世俗生活的认同，从对人生意义、价值的关注，转向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李国文的《没有意思的故事》、李庆西的《人间笔记》、刘庆邦的《家属房》等一大批作品都具有世俗的平民意识倾向。这些小说把生活还原，描写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或者说“生活的原生态”。“新写实小说”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的本色真实，展现生存的真相和还原生活的本相。“新写实小说”所描写的是底层人们的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生老病死、家庭婚姻，是对人的物质生活和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肯定、关注与凝视。“新写实小说”反映了一种平民化的价值倾向，疏离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它把注意力放在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的表现上，并且把视线降落到普通人的视点上。“新写实小说”对生活平实地、不加选择地进行纯粹客观的叙述，因此，有人用“平民意识”和“生活流”来概括“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取向和艺术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