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整天,我很平静,不急不躁,就跟梅松年同学一样。他一定很惊讶:天天疯疯癫癫、打打闹闹的钱阆转眼间安静下来,还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
犯了错,受到惩罚,长记性了,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教训。不长记性,一错再错,就不是教训,是犯贱。在钢笔的事情上,我一再犯贱。
梅松年委婉地威胁要揍我。祸根也是一枝钢笔。现在看来,我打心眼里崇拜梅松年,所以不自觉地在模仿他。表面上我很平静,实际上,我知道打不过他,心急如焚。总是被人欺负,束手无策。这不成,我得找人帮忙。
找谁帮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数学老师熊五更。
半年前,我凭借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引起熊老师注意。当然我不是有意的。下午第一节数学课。仲秋金黄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暖暖的。侧着头,还能看到一抹高远的蓝天。隔壁教室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
闲适的时光没有勾起我的诗情画意,更没有勾起我学习的欲望。我手贱,拿着钢笔,用不锈钢笔帽反射阳光。一个金灿灿的光圈,真好看。调整角度,光圈更大了,一段光印到前排表姐的背上,印到墙上。再倾斜一点,光圈印到表姐同桌女生的背上,还印到屋顶上。那女生大概也觉得数学课无聊,打着哈欠,往课桌上一趴。她的身体伏低,光线没了遮拦,直接照到讲台上,反射到数学老师的眼中。
“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位同学,请到讲台上来,把你的钢笔交给我。”要没收钢笔,还这么客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硬着头皮走到讲台前,把钢笔交给熊五更老师。他接过钢笔,说道:“什么时候你会背四则运算定律,就到办公室来找我,我就把这枝钢笔还给你。”
五年级,我的文具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远在江西的姑姑听说我经常因为没有笔挨打受罚,给我买了一超大的文具盒,让我爹捎回来给我。里面还装了好几枝笔。什么钢笔、圆珠笔、铅笔、铅笔刀、三角板、量角器、圆规,啥都有。文具盒很宽,比我的课本还宽还长。粉红色的塑料外壳,好像是充了气一般,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磁铁扣,开关方便。顶盖的内侧还有一个小镜子,还印着一个九九乘法表。老师收走我的钢笔,我还可以用圆珠笔写作业。
我发现书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四则运算定律。晚上回家问姐,才知道,是四年数学书上的内容。什么加法的交换律、加法的分配律、乘法的交换律等等……那么多,我知道四则混和运算的规律和优先顺序等,但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定律。学过,全部都忘记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熊五更老师。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背诵了不知道是八条还是十条定律。熊老师很满意:“背得不错,读书不但要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你可以拿回你的钢笔了。”熊老师从抽屉里取出钢笔,交还给我。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熊老师接着说道:“钱阆,我觉得你很聪明。但你的成绩不好。想知道是为什么吗?”
“想。”我答道。我并不是想讨好他才这么说的。我确实想学习好。就是找不到方法。
“其实很简单。多问,多向别人请教。记住没有?”熊老师答道,他并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警告下不为例之类的话。不过,我觉得他的回答等于白说。一道题,我不会做,我向别人请教。结果却发现,是因为没有记住某种计算方法。而且,过两天,我又忘记了,还是不会。
“嗯,记住了。”我含糊地答道。
“好,下一次,你要是遇到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那怕是跟别人打架的事。你都要来办公室找我,我们一起商量对策。这个也记住了?”熊老师大概知道我在敷衍他,又叮嘱了我一次。
熊老师的话我记住了,但不知道是否应该当真。我还不会判断什么是“问题”。于是问题就来了。一个星期一的上午,课间休息时,我被熊老师“请”到教师办公室。“钱阆,今天上午为什么不交作业?”熊老师问道。
“作业本用完了。还没有买。”我撒谎道。星期天站在水田里收割了一天的水稻,又困又累之后,我干脆“忘记”写作业。
“这样啊。我这有本新作业本,你拿去用吧。放学前把作业补上,行吧?”熊老师这样跟我商量,我想拒绝也讲不出口。
“钱阆,你忘记买作业本,也算是一个‘问题’,你应该来找我的。记住了吗?”熊老师还真有耐心。我心里一热。当天中午,我就把数学作业补上。从那以后,数学作业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又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与一群初中学生在李畈的水田埂上相向而行。有一个初中生见我们一群小学生,自以为很了不起,伸手就在我头上摸了一下。我们有句话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能看不能摸。方言里,“脚”发“杰+窝”音,与“摸”同韵。意思是这两个部位外人不能随便碰。他动手摸我的头,我张口就骂他。他抬手给我一拳,我马上回敬他一脚。他火了,重重地扇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鼻子也流血了。他见状慌了神,拔腿就跑。我跟他玩命的心都有了。我拾起一块石头,追着要砸他。他往我们学校的方向跑,他家在我们学校的东面。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撵。跑了三里地,到了学校的河边,熊老师迎面走来,拦住我。
“钱阆,你站住,先止血。”熊老师的命令不容质疑。他把我拉到河边蹲下,捧起水洗脸上的血污。
熊老师站一旁。“钱阆,我们说好了,有问题你要先找我商量一下,你怎么忘记了呢?”他点起一枝烟。我偷偷地看了熊老师一眼。入夏了,天气有点热,他别我们一样,挽起裤腿,露出一双毛茸茸的小腿。他脚上穿着一解放胶底鞋,右脚趾头还破了一个洞。他腿上的毛实在太黑太密了,在我们那里非常罕见。可我总听到老人家说:“有福之人两腿毛,无福之人毛两腿”。有福气的人成天不下水田干活,长两腿毛是正常的;劳碌的人两条腿成天东奔西走的。熊老师虽然两腿毛,但分明是家境不太好。
“钱阆,发什么呆呀?这件事,今天到此为止。明天我帮你处理。”熊老师说。
我站起身,两眼迷茫地看着熊老师。你帮我处理?怎么处理?明天再见到那个初中生,肯定又要打起来。我不明白熊老师怎么处理。
熊老师说:“你不相信?我告诉你:刚才打你的人叫刘宗国,成天到处惹祸。我跟他哥是同学。他哥是你姑佬,叫刘宗伟。你认不认识?”熊老师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去年我还去过二姑家拜年,见过这个刘宗国,怪不得看起来面熟呢。我们很注重亲戚关系,所以关系网络再复杂,大人小孩都能理解得了,分辨得清。我点点头。
“另外,刘宗国在杉树岗中学读书,校长是你姑爹李正权,你晓不晓得?”熊老师知道的真多呀。下面他要说的我已经知道了。李正权的老婆是我姑妈,正是在李北洼小学当教导主任的这位姑妈。第三天,我知道刘宗国被姑爹从学校里开除了。熊老师、姑爹和姑妈把我一个小孩子的事情这么当回事,让我很感激;把那个家伙开除了,也让我很解气。我对“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对熊老师多了一重信任。
现在,我意识道,梅松年约我去杉树林是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好的方法去解决。我去找熊老师商量,熊老师没有直接干预,却教会我自己去解决问题。显然,熊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奏效了。第二天放学,梅松年没有要我跟他去杉树林,自己背着书包回家了。没过多久,我的整个文具盒丢了。
我知道,手脚不干净即偷窃,也是问题。不过,我不敢向熊老师坦白。梅松年的钱是我偷的。我总是在心里安慰自己:为他买枝新钢笔后,还剩下三毛五分钱。也仅仅算我偷了他三毛五分钱而已。他也有责任,不应该像于季海一样,为一枝原本破裂的钢笔对我穷追不舍,苦苦相逼。甚至我有时在怀疑,是不是他故意设下圈套,让我弄坏他的钢笔,找个借口向我索要一个新的。
后来我陆续了解到熊老师的事:他家住西面大山里的熊家寨。几年前高考他落榜了。家里穷,没有钱继续复习,就应聘当了民办老师,也就是“代课老师”的意思,非正式编制。附近的村里没有名额,他只好到十几里外的李北洼教书。每天一大早步行来上课;中午在学校里,跟校长一起吃饭;晚上要步行十几里路回家。
杉树林的危险解除了,熊老师让我不再犯贱,学到了教训。我在家里偷过两次钱,偷过几次鸡蛋,有一次还偷过大表姐的压岁钱。五年级偷过梅松的钱之后,我再也没有偷盗过任何财物,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别人的。
后来,梅松年当上刑警大队队长,怕是跟这一段经历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