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奇异个性融合于一身，才作出了杀妻又自杀的惊人事件。
顾城自述道：
“我一开始写诗完全是自然状态，遇到露水和昆虫的叫声，生命也会自然发出声音，这声音在我12岁去农村时响成了一片。我去的是个叫火道的小村子，只有土和干草，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就不同了。天上有种细微的骚动，一群鸟飞来，我忘不了那些快乐的鸟，像暴雨一样落在我的周围，几里、几十里都是它们快乐的叫喊。
我最初的创作可以说是从那儿开始的。我在那儿住了好几年。我觉得生命中有一种本质的热爱，不管世上的人对你怎样，春天总会到来，天上的鸟和地上千百种开放的花总在对你说话，这时你想回答他们。最美丽的时候，甚至能听到万物轻柔的对话，你就是这对话的一部分。有一种秘密使你快乐，你是唯一听到的人。
我用树枝在河滩上写诗，写《生命幻想曲》，写《我赞美世界》。
“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
我把希望溶进花香。”
17岁我回到城里，看见好多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都在说一样的话，你说的不一样，他们就不懂，这里边好像有一个魔鬼，不是他们在说，是另一个东西。城市像一架机器、一个钟，每分、每秒都让你服从它。我不能适应这一切，就爬到楼顶上去看书。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点书。我在书里听到另一些声音，这声音给我安慰，洛尔迦说：“哑孩子在寻找他的声音，偷他声音的是蟋蟀王。”我开始找我被偷走的声音。
最后，这个一直热爱安徒生童话的诗人在南太平洋寻找到最后的归宿。
五、慧由爱始，慧缘爱终（爱的支持与毁灭）
天才是在环境的保护膜和丝茧中生活，一当这种气氛上的保护膜失去，那么天才的毁灭也就到来了。
英国伟大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例。
弗吉尼亚？伍尔夫具有十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以独立不羁的精神进行着自己激进的文学实验，另一方面却对他人的反应和评论表现出病态的敏感。在1921年4月8日的日记里，她提到自己因为受到报界的冷遇，一位友人在见面时对她的作品也只字不提，因而情绪低落。她甚至怀疑自己“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作为作家“我失败了，落伍了，年纪大了，无法做得更好了”。当时她正在创作《雅各的房间》，抑郁的心情使她常常无法继续写下去。《雅各的房间》、《达罗卫夫人》和《到灯塔去》问世后曾受到一些批评，也令她心中不快。她在1927年5月5日的日记里坦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令我相当沮丧”。
过去每当弗吉尼亚陷于自我怀疑和抑郁心境中时，她的丈夫伦纳德总是她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安慰者。她的日记里有大量材料显示，每当她完成了一部作品，伦纳德是多么善于给她适时的鼓励，而她又是多么看重他的意见。譬如《夜与日》--“伦纳德今天早上才对这本书发表了意见。我承认，他的看法给了我很大的喜悦”。（1919年3月27日）《雅各的房间》-- “伦纳德星期天读完了《雅各的房间》，他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他认为这是部天才的作品……他认为这书很美，也很吸引人。他的评价使我心神不宁。我不安而又激动。”（1922年6月26日）《到灯塔去》--“好啦，伦纳德读完了《到灯塔去》，认为它绝对是我最好的一部作品，是部杰作……我得到了如此大的宽慰。”（1927年1月23日）《奥兰 多》--“他认真地看待《奥兰多》，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该书在许多方面都较《到灯塔去》更为出色……独具匠心。”（1928年5月31日）《海浪》--“我承认自己很担心伦纳德的看法……我很紧张。”（1931年7月17日）“伦纳德说：‘这是篇上乘之作’……上帝啊！我多么如释重负！我在雨中艰难行走，陶醉在欢乐中。”（1931年7月19日）
可是就在弗吉尼亚自杀前几年里，她感到自己失去了这个可以绝对信赖的精神支柱。她在写作《岁月》时非常缺乏自信，时时陷于自我怀疑和绝望之中，甚至害怕让伦纳德读到手稿。伦纳德事实上并不喜欢这本书，但仍然违心地予以夸奖。不过他的赞词如“很有趣”、“很不寻常”之类显得十分勉强，弗吉尼亚在内心深处并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至于《三个基尼》，弗吉尼亚在1938年4月11日的日记里记载道：“伦纳德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称赞我。”1940年弗吉尼亚写出了《罗杰？弗莱传》，伦纳德可能意识到她不能容忍他的假话，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写法是错误的……纯粹是分析，而不是历史。严肃而压抑。事实上对圈外人来说很沉闷。”弗吉尼亚说她听到伦纳德的评论时“就像被极其坚硬有力的鸟喙啄着”，这句话竟和《到灯塔去》里形容拉姆齐先生冷酷性格的用语一模一样！
我们也许可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理过于脆弱，不能直面真相。但正如她在《奥兰多》 里所说：“我们被真相所毁灭。生命是一场梦。正是梦醒使我们死。剥夺我们梦境的人剥夺了我们的生命。”伦纳德使弗吉尼亚对他的梦最终幻灭了。如果说伦纳德对夫妻感情不忠或许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他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放弃了对弗吉尼亚的感情支持则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罪责。我们不禁想到《海浪》里罗达对路易的期望：“要是我们能一起登上高峰，凭高远眺，要是我们能凌空独立，远离尘俗，那有多好！”可是她最后不得不对他说：“我最恨妥协和人们口头的是非毁誉，只信赖孤独和不可抗拒的死亡，因此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
终其一生，弗吉尼亚？伍尔夫既与社会和文学的体制在抗争，也与自我在抗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然而就在她感到孤独、衰竭甚至绝望的时候，也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我们看到她在30年代后期决然地转变方向，实验文学创作的新形式，探索新的历史观与文学观。她从“匿名者”和“局外人”立场出发，希望在社会边缘地带看到新的地平线，寻找到公众的声音，重建共同的历史记忆。遗作《幕间》和《阿侬》，代表着她艰苦卓绝的最后努力。
六、天才保护的问题（爱的升华与奉献）
由于艺术天才在性格、人际关系上高度不成熟，因此，如何保护这世间难得的“稀有资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环境上，社会、民族、政府、机构要对那些特立独行的天才宽容，并有意识予以资助、关心，而家庭对他们则要有牺牲、奉献精神，并给予爱的保护。
根据知情者的说法，弗吉尼亚与伦纳德结婚后在性生活上是失败的。他们在度完蜜月后不久曾就“山羊［弗吉尼亚的绰号］的性冷淡”问题向姐姐范尼莎咨询过。范尼莎事后告诉友人克莱夫说：“我想我或许惹恼了她但也可能安慰了他，我说我认为她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同情男人的性激情。”伦纳德的朋友杰拉尔德？布伦兰在1967年回忆道：“伦纳德告诉我，在他们度蜜月的时候他曾试图同她做爱，而她陷入了那样一种强烈的受刺激状态，他不得不作罢；正如他所知道的，这种状态乃是她受精神疯狂的袭击的前奏。这种疯狂当然是遗传性的，但她早年所受异父哥哥诱奸无疑也是一种先决因素。因此，尽管我应该说伦纳德是个性欲很强的男人，他也不得不完全放弃获得任何性满足的想法。”克莱夫后来在一次闲聊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结婚6年了。婚姻生活很少带给她快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隐秘的了。”
弗吉尼亚对自己的心理缺陷十分清楚，她曾在1930年6月22日给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坦陈 道：“我在性方面总是畏怯的……我对真实生活的恐惧总是把我囚禁在一间女修道院里。”
伦纳德无疑是爱弗吉尼亚的，但这种爱首先源于对弗吉尼亚的精神和智力的钦慕。他在日记里把弗吉尼亚称为阿丝帕西亚（Aspasia），即古希腊时代雅典君主伯利克里斯的情妇，一个 以智慧着称的女人。他写道：“我在和阿丝帕西亚相爱。当我想到阿丝帕西亚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些山岗，清晰地耸立着但又背衬寒冷的蓝色天空，显得很遥远；上面覆盖着雪，从来没有阳光融化它，也从来没有人踏上过它。”他同时也预见到，这位阿丝帕西亚会因为高度的精神性而对任何亲密行为产生拒斥--“假如人们触摸她，她会变得疯狂，就像某些女人在摸到毛毛虫时发疯一样。”
他们终于度过了这段最阴郁的和充满危机的日子。“对美好感情的信念本身和对婚姻纽带的岩石般的忠诚”帮助他克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十年之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5年6月14 日的日记里宣布伦纳德是自己生命中隐藏的核心，是她活力的源泉：
我偎倚在我生命的核心上，它就是与伦纳德一起生活的这彻底的安慰，我在那里发现一切都如此满意和宁静，因此复苏了我自己，获得了一个新的开端；感到完全不受伤害。我认为，我们生活的巨大成功，在于我们的财富是隐藏着的；或者毋宁说存在于如此普通的事物之中，所以没有什么能够碰到它。
他们的朋友杰拉尔德？布伦兰在写了上述关于伦纳德“不得不完全放弃获得任何性满足的想法”之后，紧接着指出“他告诉，他准备好了要这样去做：‘因为她是个天才’。”伦纳德无疑是把他和弗吉尼亚在精神上的契合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他对她的崇拜足以克服夫妻生活中的任何障碍。
他们开始一种独特的精神性的爱，成功地作为性爱的补偿和替代。他们发明了一种私密性话语，运用“密码语言”来进行夫妻间充满爱意的游戏。伦纳德把弗吉尼亚戏称为一只可爱的 鸟，从1912年到1941年近30年的共同生活中，伦纳德是弗吉尼亚最亲密的伴侣和最忠实的帮助者。可以说没有伦纳德就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就。鉴于弗吉尼亚脆弱的身心状况，他在生活中对弗吉尼亚照顾非常细心，为她做饭，喂食，演奏音乐。他对弗吉尼亚的健康情况特别警觉，在给弗吉尼亚的一些信件中不厌其烦地叮嘱她注意服药的反应，甚至给人以大惊小怪的可笑印象。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从1915年那次精神崩溃之后，到她自杀前的近26年时间里再没有发作过严重的精神病。这是她得以正常工作的重要前提。除此之外，伦纳德为她排除了一切生活杂务的干扰，使她能够潜心写作，更是居功至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