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一抹盛世忧愁
这果真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爱诗的人。相比之下，我更欢喜于宋词的韵律感。又或者说，宋词较之于唐诗是多出几分世俗的，这也难免被称为“诗余”了。只是现如今的我们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清高，于是不免也得承认起自己的世俗，因而才对诗歌多了一份疏远。
最怕的是，距离一旦拉开了，就把那份情远远地抛在了天边。
这些其实都是想象不到的难题。未动笔前，我还被唐朝文人的风骨吸引着。而一旦走进去后，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误入了一潭泥沼，只有越陷越深的命，无论如何也挣扎不出来了。
这是史上难得的一个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政治清明，似乎再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忧伤了。可文人却总是难以让人理解。即便只是一场欢歌达旦，他们也总要从中寻出一些由头感伤一番。这是极可怕的事情。当在文字中逐渐和诗人融为一体的时候，是最容易被他们的情绪感染的。于是在洋洋洒洒写出数十万字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片愁苦的阴云笼罩在我心头，连饭食都有些难以下咽。
可再一想想，这大概又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才使每一首诗歌都沾染上或许并不属于它们的色彩。所谓醉眼看花花也醉，那一个时辰，是再辨不清究竟是自己醉了，还是这个世界本就已经不再清醒。
我们仅仅都只是一个个体，所看所想也必不相同，也许他人念到的诗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吧。
但这又能怎样呢？
真正让我愁苦的不只是附着在诗歌背后的情感，更有许多字句编排上的难题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我并非学院派出身，在字句的理解上便也多些野路子的味道。更何况，野出来的不是诗文故事，而是作诗人的心性。一来二去，连自己都有些厌烦。我的一个朋友在看冯唐先生写的散文时曾说，第一次看到他把女人的腰肢、大腿比作是呼啦啦乱颤的柳枝时，还觉得很有新意。可当翻遍全书却发现此类比喻遍地皆是的时候，不禁就有些愤愤然了。
这终还是不知道作者的难处。如果说女人弱柳扶风算是一种美的话，若每篇都要出现数个美人，又该作何种样子的比拟？
于是同样的字眼也就极容易重复出现了。
这样说，总有一些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味道。但写作又是最私人的一件事情，假如在冯唐先生的眼中觉得女人的身体只似杨柳，读者又怎么能逼着他把杨柳换成其他什么呢？
这个问题，始终还是有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味道。
另一个让我头疼的问题是在收笔后才发现的，原来我还犯了“以诗注诗”的毛病。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甚至还曾以此为自豪，可最后却发现这大概最是画蛇添足的事情了。
这场渊源还要从佛教禅宗中的公案说起。禅宗初行时期，本的教旨教义乃不事文字，凡有求禅者皆视所悟而采取或棒喝或打骂的方式，为的是使其能在瞬间顿悟。然而此种方法却极不利于禅宗推广，后世人便学着其他宗派注解先师公案的方式，也对本宗公案进行注解。但不明佛理的人在注解的时候，依旧采取了禅的机锋，即用更为复杂的话来解释原本的哲理，这使得世人原本并不理解公案所言，又因为莫名所以的注解机锋而多了一层理解的障碍。到最后，这反倒成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我以诗注诗的写作手法，也走了禅宗的这条老路。况且我对诗歌本是一窍不通的，所作几句蹩脚的诗文怕是连平仄和韵脚都不和章法，这难免又要被人抓到把柄了。但文章已成，且前后修改也有数遍，是再不知该如何下手了。留待下来的憾事，也只有等着读者去评阅。心中虽是忐忑，但也别无他法。
归根结底，我只是把自己眼中的唐诗写了出来，因水平有限，粗陋之处难免，不敢奢望看书人多多包涵，唯求有人能指点雅正，便是大幸。这年头，省出银钱买书的人本不容易，写作者若是再不尽心，便当真要惹起民愤了。
最后，却是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王帅，若不是他在诗歌搜集、整理分类上的鼎力相助，便也不会有今天搁笔的时刻。更要感谢才永发老师和金跃军老师，不只是在工作上，他们二人更在我的私人生活上也给予了极大帮助，是我一生中的益友良师。
这本书到底如何，也只有留待给读者去检验了。
李 馫
壬辰龙年元月廿一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