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种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么，那么想想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颠帝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创举，这样的一个帝国，无疑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逻辑便能团结起来。若是在任何别的民族的手里，那大不列颠帝国一定会尾大不掉便倾覆了，因为这个把一个从澳洲到加拿大这样大的帝国团结起来的难题，就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胜任。只有英国人的心智才能解决它，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发明了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实际上等于一个国联，不同的一点便是这个国联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国人民说不定没有自觉到这是一个国联，因为他们惯于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英国人怎样发现这个公式，可是，他们要不是发现它，便是由于他们纯粹的常识以及和现实调整的能力而无意中发现了它的。
或是拿英国的语文来说说吧。英语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种国际语的语文了。英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也许是由于逻辑的可笑的缺乏，由于英国人的那种纯然的倔犟性格不肯说他种语言。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时便说英语，在法国时便说法语，在德国时便说德语。可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到哪里只说英语。英国人有一句格言：
当你在罗马旅行，
要像在家时那样做事情。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唯一诗句。
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了。
在英国的民族生活的各点尽皆如是。她的英国国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常东西。从神学方面说，它是一盘英国酱汁和罗马羊肉合煮的菜，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学理论，仅仅是亨利八世和伊利莎白女王的政治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是荒诞可笑的，不合逻辑的，时至今日它是无可救药地陈腐了，可是几年前英国国会仍旧拒绝把它的祈祷书修改呢。这是英国的妥协精神的最高例证。可是它却是一种有效力的教会，能够维持生命到今日。
英国的宪法又是另一件英国的凑杂物的杰作，然而，即便它是一件凑杂物，它对英国人民却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
英国的大学又是另一个许多学院的奇异混杂物的例子，没有韵律，没有理由。牛津大学有三十个学院，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什么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又假乎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将来总有一天英国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英王仍旧高踞宝座上，由一个极度死硬派的保守党内阁来领导。现在英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贵族们的田地和房产课以重税--并不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在短期间英国也许会成为劳工政府，可是人们会觉得过程是这样的温和顺适，一点不会有剧烈的动荡。我很相信英国的民主政体基础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欧”。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自认合适。当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拉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乱套。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是却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的；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的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的）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要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的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为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的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去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了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比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之道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确当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大量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会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会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会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工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在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着之点。除了他的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如要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唐纳（Ramsay Macdonald）。麦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之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途程也更为稳健。一个人觉得可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人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定会晓得这个计划，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现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