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却斯特顿有一次曾为报纸的论争艺术已随了今日“信念坚定”的衰落而衰落，感到痛心。据他想来，新旧新闻纸的主要分界线就在于这一点。关于现今所发生的政治哲学，或宗教问题都难得会有一定的论断，大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话--好像作者正在注意着或描写着鸟的飞翔一样。
他是弄错了，以为缺乏坚强的信念便是时代思想的混乱。对于这种对真理淡漠的态度，拿博物学者的注意鸟飞来比喻，倒不如拿中国的“蜻蜓掠水”的成语来比喻。却斯特顿把这种态度归诸新社会中怀疑论的分歧。然而怀疑论却是和古雅典一样的陈旧的了。在中国，我们只能说那些时代思想的纷乱仅是道教和庄子学说的方法论的末流。总之，庄子学说的真理和杜威学说的真理是有着十分相同的性质的。譬如，却斯特顿的悼惜着“那个人能有一个公认的宗教和哲学根据可以参考”的上古时代，而“帝国主义者会对社会主义者说‘我以为你要推翻国王的企图是极违反基督精神的’。社会主义者也会反驳道：‘我觉得你那消灭黑人的政策是可恶之极的。’”如果庄子生于一九〇五年，如果他也参加着这次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他是会对这些坚持信仰的君子们大笑不止的，他那拉长的面庞看来也似乎像一个大的问号。
我不想在这里替怀疑论作辩护，不管它是时新的还是陈旧的，我想把自己的心理纷乱描述一下。这种纷乱在许多人事问题上简直使我不安而受害匪浅。我还记得，在大学时代，欧战刚正爆发，我那时非常妒恨一班同学的信念，他们都坚决地认定这次战争德国是罪魁祸首。后来俄国脱离协约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时，我又为那些极端憎恨无产阶级的同学教授的坚决感到震撼。我知道如果我对于无产阶级也会有这样坚决的成见，那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困难阻碍，长期思索犹豫疑惑，才能得到，然而他们却能如此敏捷地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他们这辈人也并不和我辩论。我有时表示一下怀疑，他们便只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或者在院外面讥笑我不懂。
我的不安决不仅在学院中讨论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时才有的。使我慑服的不仅是那些大学教授和学生，连一些商人也如此。这两派人的声调是一样的，简直不能判明哪一派应该多受一些却斯特顿的赞扬。有一天我要买一只Remington打字机放在办公室里。我倒并不是特别要买Remington牌的。对于我，Underwood牌子是一样的，我从来分别不出Underwood和Remington间究竟哪一种比较好些。总之，我对于东西，是没有什么信念的。我的走入Remington牌的经售处而不到Underwood牌的经售处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可是使我奇怪的，他们告诉我在Remington和Underwood间的确有很大的区别，譬如后者就没有一个保护字键的半圆弹簧。他问两者之间为什么便没有区别呢？他以为我应该很知道“聪明的大商人大都是喜欢Remington牌的”。我老实告诉他，我没有彼辈大商人那么聪明，我也不想要有他那么聪明，我现在已经是三十五岁多的人了。他秘密地告诉我，有一家打字机公司几年前就因为不善经营几乎破产了的。这使我的心理状态比前时更为困惑了，为了挽救自己，我静静地购了他的机器。
选择香烟也是我心里纷乱的另一例证。我的神经非常敏感，我的烟瘾也非常大，我总相信雪茄或是烟斗，却不要卷烟。所以别人也不能责备我缺乏鉴别家鉴别烟味的能力。可是，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判别哪一种最好。我吸过绞盘牌，金叶牌，Fatima牌，Westminister牌，三炮台，克来文，都觉得很好，可是我至今还不能有些微信念判断究竟哪一种最好。我常喜欢绞盘牌，这是因为它的烟味是不大变动的缘故，可是吸这种牌子烟的人的正直观念也多少影响了我一些。我总以为抽吸之愉快固在于烟味，但也在于抽烟时的情绪。有时我抽吸二十铜元一包的红仙女和抽吸五倍价值的绞盘牌觉得一样愉快。在抽烟上看来，我是一个懦夫，一个变节者，一个机会主义者。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固定的信念的。我也许会在今天舍弃了绞盘牌，但当我觉得高兴时，我又会接受它而又会觉得很满意的。如果没有别的牌子的烟，我是会吸骆驼牌的，可是我却不会为了要买它而跑上一里路的。
何必再要举更多的例子呢。总之，高至哲学的疑难，低至奴仆的问题，我总是被庄子的方法论累得困苦不堪。在有一天，当我怀疑着医院仆役应给小账，而看护不必给的时候，有一位女子竟把我大大地揶揄了一番。看她那样言之凿凿，她似乎是有全部理由的。我妒恨她思想表现的明晰。而经济学教授是不是会确实地对我说照他的意见看来，孙中山是比马克思更伟大的经济哲学家，他的态度又是那么坚定有力，他的地位和我太接近了，我觉得他应该用李士特灵或者别的除臭药水漱一下口的呢？他是不是会这样给我保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