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开始文学创作的徐，显然会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但他究竟要走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文学道路归根结底还是与他的个人性情有关。
徐本名伯訏，浙江慈溪人，生于1908年11月11日。徐有一个缺乏来自亲人的温情和爱的孤寂的童年。据他自己回忆：“我的家庭可以说是个破落户，中国农村那种大家庭逐渐崩溃、沉沦下的破落户。我父亲那一代家道已经中落，父亲是在外边做事情的。当我生下来的时候，一个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养不大，如果养大了，准是个克星。果然我的父母亲不久就分居了，父亲外地另外有女人，我五岁那年就被送到学校住读。”这种住读生的生活对少年徐是留下了一定的心灵创伤的。直到晚年，他谈起那段生活仍压抑不住那发自内心深处的辛酸和伤感：“前些时，我刚看过一部《枫叶红红》的意大利影片，其中一段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对父母亲分居之后，孩子被送到森严的教会学校住读。那十岁大的孩子参观了校园、教堂，以及犹如牢狱似的宿舍后，缓缓转过身对着他父亲望，双眼盈满了祈求、恐怖的泪水，把那种一个小孩所承受不了的孤单、寂寞都倾进观众心里。这一幕此时恰似对我作更真确的诠释。”这种不幸的童年，既养成了他的喜欢幻想的文学气质，也造就了他的个性的倔强、孤僻、落落寡合。
1921年他到北平，就读于成达中学。1922年，因受堂叔影响，到上海转读天主教圣方济中学。同年，因不满洋修士的伪善，一学年后重返北平成达中学，直到初中毕业。1925年去湖南第三联合高中就读，1927年毕业，并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1931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随后入北大心理学系修业二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徐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我就开始写散文，写小说。最早投稿《东方杂志》，这本杂志很杂，文艺部分只占最末一页，篇幅小，用稿相当困难。我侥幸被刊登，当然带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光荣。同时拿到一笔很高的稿费。那时候一千字是五块现大洋，而买一担米也不过三块现大洋，比较起来是太高了。”1933年夏，他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协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半月刊。1934年4月5日，林语堂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徐与陶亢德二人为编辑，该刊共出版42期，1935年12月停刊。1936年，3月，徐与孙成合理创办《天地人》半月刊，共出10期停刊。1936年徐前往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次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放弃未完成的学业回国1938年，徐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在上海，徐以卖文为生，作品大多发表在《西风》、《宇宙风乙刊》及《中美日报》。1938年5月，徐与冯宾符共同主编新刊的《读物》月刊。后来就职留沪的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生活才比较安定。1939年又与友人丁君淘合办《人间世》半月刊，自办4期即停刊。1941年冬，徐又独立创办《作风》杂志，很快因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接管上海租界而停刊。1942年，徐经桂林转往重庆抗战大后方，除仍任职中央银行外又兼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44年赴美，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1946年由美国返回上海，1950年到香港，以教书和写作为生，至1977年去世。
徐与时代主流话语经历了一个由亲合到疏离的过程。他在青年时代曾热烈地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他是学哲学出身，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青年学生当中也是最时兴的哲学，“那时候不相信这一套理论，当然被认为是落伍的”。他在北大读书期间，便热心钻研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写了一些理论文章，得到过朋友们的赞赏。1934年到上海之后，对心理学很有兴趣的徐，还想组织同好，成立一个“左翼心理学家联盟”。为此，他们曾联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得到过组织派来的一位代表的指导，但最后也不了了之。徐对他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是比较自负的。他说过“深深地了解那些所谓的左翼作家理论修养多数不如我。”但他却被当时左联的人怀疑是托派，其实他并不信奉托派的理论“只是在这许多托派人士被清算时，我同情他们而已”。
徐曾在《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文中，如是描述过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大学时代（1927-1936年），左倾思想很风行，我读了大量有关资本论，经济学方面的书，又看马克思、列宁、恩格斯，还有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作，无形中思想便倾向社会主义”。但到法国留学之后，徐读到了一本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的《审判记录》，为无产阶级革命内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震惊，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怀疑，因而对共产主义理想也产生了幻灭感。另外，法国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以及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都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促使了他的思想转向。他开始向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认同，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以洛克的人性论为代表”，与“亚当·斯密斯的经济理论”组合成的自由主义的骨干。此后的徐终身都是一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从徐的早期创作中的确可以看到他受过左翼思想一定的影响。如写于1931年剧本《纠纷》写的是城市的民众暴动，击伤了公安局长。一位医生被请来给公安局长治伤。当这位医生看到他如救治这位公安局长只能导致更多的人被屠杀时，他毅然放弃了为医者的天职，用“闷药”来“救”局长，然后将其杀死。写出了医生由人性的立场向阶级的立场的转换。另一篇写于1935年的《人类史》，也有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发展过程的意图。第一幕是主人和奴隶上场，主人吃剩下的，扔给奴隶去吃，奴隶还要谢恩。第二幕上场的是主人、宾客和仆人，吃饭的时候，主、宾先吃，仆人后吃。第三幕上场的已无主奴之分，大家都是做工的，吃饭的时候一块去吃。另外他的小说《滔滔》、《郭庆记》、《属于夜》等，也展现出对下层民众的苦难命运的关注，但与一般的普罗倾向的文学不同，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仍是对现代都市文化的一种感伤的批判，如《滔滔》写一淳朴的农村少妇进城做奶妈，为都市文明所侵蚀，失身堕落，最后渴望返回乡村的故土，重过淳朴的乡村生活。《属于夜》也是如此，都市的舞女最后的生路仍是回到乡村。至于《郭庆记》则是一篇倾向更隐晦的小说，小说写洗衣店里的三兄弟在母亲死后的堕落，先是去偷东西，后来又因为受继承洗衣店的亲戚的虐待，放火烧了洗衣店。它的确涉及到下层民众的苦难，但明显又不同于表达左翼阶级斗争的理念的小说，他对三兄弟的堕落和反抗有理解和同情但也有痛心和恐惧。这种倾向为他日后转变埋下了伏笔。
三十年代是“普罗文学”的兴盛时期，而且“普罗文学”有成为时代“唯一的文学”的趋势。鲁迅在1931年曾这样说过：“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困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出现了一系列的表现“革命加恋爱”的左翼文学，主要有蒋光慈的《鸭绿江上》、《野祭》、《菊芬》；洪灵菲的《流亡》，叶绍钧的《倪焕之》，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丁玲的《韦护》等。这类小说通过表现进步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恋爱之间所经历的痛苦抉择，揭示出知识分子精神转型的时代趋势。这类小说有的以走向革命而牺牲爱情；有的在革命的原则下统合爱情，但表达出的信念都是革命重于爱情，所谓“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这样恋爱也就成为政治性的事件，而排斥私人性的情感体验。但这样的文学仍是残存着个人主义的根性的革命文学，所以它与成仿吾所认为的真正的革命文学的理念尚有不小的距离：“我们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变’（消灭）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为内容，创作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级恶劣的根性。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知识分子）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很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工农大众”。所以“革命加恋爱”的文学仍是属于向往光明但仍处于半明关暗之间的文学，他们还遗留有太多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感伤主义，相对于那“龌龊的”然而光明的农工大众而言，他们还只是有待于脱胎换骨的“忧愁的小丑”（冯乃超语）。但即便如此，在他们的文学话语中，个人性、主观性、感伤浪漫、幻想、神秘等都已失去了合法性，成为需要克服的对象。
与通常看法不同的是徐认为当时左联的盟员：“大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种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国民党高压之下，相信共产党所宣传的解放区的民主自由，相信共产党的号召打倒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对于左联的文学观持不同态度，他认为：“文学在左联完全看作是一种武器，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统战与宣传的一种工具”。
这种说法也有其一定依据的。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众性组织，左联的成员主要来自不满于现实政治的黑暗，自发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的文学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多抱有一种浪漫幻想，希望革命能够实现他们所有的人生企盼和价值理想，通过革命是个人的情感精神都有所归依、得到升华。由于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所开展的活动也带有一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如“飞行集会”、“粉笔运动”等等。田仲济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生活时，曾提到一件使他在晚年都无法释然的事：
“使我迄今未能忘怀，而又颇为腹诽的一件事情，便是张鹤眺（耶林）同志那次约我到菜市路菜市场参加的区委选举会。一清早是菜市场最热闹的时候，面对面讲话，非高声都不容易听到。就是在那种场合中，区委选举开始了。先后有两个人讲话。靠近的买卖蔬菜的有的觉察到了，抬头望望，随即忙他自己的事情，有的略微怔一下，也就又忙起自己的事来了，他们大概很难以理解这是在干什么。张鹤眺同志几次推我靠近那讲演的，大概我就是所谓基本群众了。事先张鹤眺同志曾同我讲过，为了区委要在广大群众场合中选出，所以挑选了菜市场那地点。那次选举是平安过去了。但我久久不能释然，难道这是在广大群众的场合中选出的吗？真是太形式主义了。自然，张鹤眺同志不过是照上级指示办事罢了。今天回想起来，问题是很清楚的，那是左倾路线指挥下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张鹤眺笔名“耶林”，也是左联时期的新兴作家，胡风曾专门为他的作品写过评论，赞赏有加。他后来接替阳翰笙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初，被派赴苏区赣东北工作，以后在王明极左路线下，他被诬为AB团而惨遭杀害，死时仅三十余岁。
当时的徐，对左联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的，他不会接受左联的组织约束，也不会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对马克思主义，他有的只是一种学术、理论上的兴趣，从个人性情、趣味而言，他更接近于自由主义的文人集团如“论语派”、“新月派”和“京派”文人。但徐即使在思想转向之后，对三十年代左联作家为理想而牺牲献身的精神始终持一种庄重的敬佩态度，他从来没有对左翼知识分子进行过恶意的诽谤和诋毁。他的为人是耿直、坦诚、孤洁自守的，即使是对那些政治、艺术见解、思想作风与他迥然不同的人。60年代在香港时，当他看到苏雪林在《传记文学》对鲁迅的诬蔑、诋毁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对鲁迅某些方面作了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苏氏“刻薄阴损，似又太过。特别是关于鲁迅在金钱上小气一节，我觉得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在前辈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够慷慨帮助青年的作家与教育界人士的，据我所知，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鲁迅相比的。”其实徐与鲁迅在很多方面是意见相左的。特别是鲁迅对于“论语派”和“人间世”的态度使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鲁迅所谓《人间世》和《论语》无聊，也是指所谓不革命、不拼死、或是所谓与革命的步伐不一致。这种只从一个目的看问题的态度，正是急切的功利主义的态度。其实以中国之大，岂有容不了一个《人间世》和《论语》这种刊物的道理？而事实上，当时《论语》和《人间世》所以得人欢迎，倒正是那时候写大文章的人太多，那些不是革命就是救国的文章，慢慢地就沦于八股文的腔调，《论语》、《人间世》的风格恰好划破了这八股文的烟雾。凡是要别人都同他押齐步伐的人，他总是以自己是唯一的正确自居，其流弊总是把别人放在地狱里，还以为是要救人到天堂。”
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内的许多左翼的老作家受到整肃，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等。对此他十分反感，写了一些文章表示不解、同情以及对大陆文学界的忧虑。尽管这些人当年都有点“唯我独革”的味道，排斥起像徐这样的异己来从不留情。同在香港的曹聚仁曾著文批评他这类文章，是庸俗、浅薄之论，说他是在讲“风凉话”。徐写了一篇《悲凉化和风凉话》，认为自己讲的不是风凉话，而是“悲凉话”。徐讽刺曹聚仁：“年纪比我大，世故比我深，所以知道怎样泯灭良心、抹煞事实、见风转舵、投机取巧。”徐的文学生涯始终处于一种“左不逢源，右不讨好”的处境之中，这也是他自己经过审慎的思考做出的选择，他对与其时代的“主义政治”、“党派文学”，都刻意保持了距离，力求站在一种中立的个人的立场上说话、写作，忠实于自己的良知，不作违心之论。在晚年和朋友的一次深谈中，他道出了他做这样的人生选择的苦衷：那就是要让后人知道即使是在这样的“政治挂帅”的时代，也还有不靠政治、党派吃饭的“不食周粟”的人。即使是在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他也为此选择陷入困窘，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受到了来自左右双方政治势力的排斥和打击、冷落和漠视。
徐的浪漫、唯美的文学创作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法国的留学经历有直接关系。法国文化是以富有自由、浪漫色彩著称于世的。张竞生曾去法国留学，回国之后终身成为一位浪漫主义爱和美的人生观的宣扬者、身体力行者；宗白华也曾留学法国，回国之后他放弃了“对黑暗的研究”（社会黑暗），而开始专一于对美的探究。这段留法生活也使徐疏远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宏大理想，而开始转向对抽象的人性的思考，对生活自身的思考，他开始将爱与美视为人生的价值意义之所在。爱与美是相互依存的，无爱，则美无从依托；无美，则爱又无从发生。然则何为爱？据西哲言：“爱是对具有价值性的客体一种积极反应。”14“爱就是创造价值15”，“爱”就是价值的给予和评价。徐对两性之爱有特别的关注，但他关注的是两性爱情的精神的一面、通灵的一面。他说：“恋爱所以会神圣，我觉得完全为有宗教般的信仰，有宗教般的信仰，方有神秘的气味，像西洋男女间已经没有半点神秘，所以恋爱不会再有。16”他认为“中国与日本青年的恋爱，一般的反合于西洋文艺上所表现的理想，他们舍弃了贫富与阶级以及年龄的悬殊，社会的批评而结合，以至活着偕老……东方人的爱情实在是够神圣了17”。这种爱情神圣的观念的出现亦是中国文化“现代性”情境中的一种表现形态，“爱情神圣”的观念是五四时期人的启蒙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徐看来中国传统社会无所谓“爱情”，以其无两性交往的平等、自由的缘故，其所言的爱情，“也只是性的独占而已”。所以，徐说：“中国以前的恋爱小说，格局既狭，而情操低卑，爱之结果，也只是讨来做姨太太，上侍翁姑，下奉元配而已。18”徐小说中的爱情不通向婚姻，超越于现实，而是在一种虚构的想象的情境中让人得到对爱的宗教性的神秘体验。他“从人性中提炼真的、善的、美的成份让它们在适当的情形中表现出来。19”所以，这种爱的信仰不只使徐写出了现代文学史上“为爱情而爱情的小说”，而且使其小说具有了一种超出情爱的人生底蕴。它与“无爱之欲”的性文学的区别在于，徐在这种爱情之中寻找的是个体存在的灵魂感觉，一种美好的、属我的生命体验。而这种感觉和体验既会被膨胀的肉欲所吞没，也会被高于一切历史理性所掠夺，而这正是个体灵魂存在的困境所在。
徐生性淡泊，富于幻想，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他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弄潮儿。他曾作过这样的自我说明：“我是淡泊的人，在国外也飘泊了好一阵子，当然对民族、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是不需要再讲的，但对于政治方面，我确实懂得太少，我对看人性、看生活的兴趣要比谈理论大得多……”他是一位人性论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人性，写人性的作品方是有永久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文艺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的概念中，就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这就是‘人性’，这人性是撇除了人和一切生物共同的性质外，人的范畴中共有的另一种性质，它超越了一切人种、风俗、习惯、传统的界限。我们之有一个可以共同沟通思想感情的活动，而这活动有彼此完全相同之处，便是有人性的缘故”。“人性”当然会随时代社会而改变，但徐认为他绝不会变到连人自身都无非理解的程度，那就成为一种“非人”了。徐的这种人性观、文学观无疑地使他走到时代流行信条的对立面，左翼文坛强调的是人性的“异”和文学的阶级之别，所以有“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美国大亨与北平捡煤渣的老太太的无法沟通”，“香汗和臭汗不同”等等强调人和文学的阶级性的观点。这种人性观和文学观的对立的背后潜伏着的是两种文化态度和价值立场的对立。左翼强调人和文学的阶级性，意在于改造现实，揭穿抽象人性论者所编织的“共同人性”的神话，揭示在这种共同利益下所掩盖的阶级利益，为建立一个无产者专政的社会进行启蒙动员。但将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无视人类共性的存在也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表达人类生存的共同愿望，追求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的正面努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放弃的。
徐不是没有看到人生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但他并不相信时代所呼唤的光明就能驱赶走这一切。托洛茨基等一大批人的被整肃，使他看到苏联改天换地的背后所隐藏的似乎只是权力的转换，所以“政治解放”的理想在他已经破灭。他只愿意做一个月夜下的歌者，以自己的恋歌和怨歌来做这悲欣交集、有限残缺的人生的陪伴。所以，他在一首诗中如是表白了他作为一个“凡人”信念：“我知道人世中有悲哀，伤心，我知道人世中有愚笨和顽蠢，我知道人世中的横暴、残忍，我也知道人世中有残酷的战争，可怜的倾轧，嫉妒，老死与疾病，但是我原谅这些，我不愿意逃避。我是一个凡人，我爱这人世，所以我不爱白天和太阳，我爱夜里的灯。我不爱泉水，我爱酒，我不爱风声雨声，甚至莺歌鹂鸣，我爱人间的音乐与歌手的唱和，我爱人间的画，科学与哲学的诗篇，独不爱天启的圣经”。这可以说是一位立足于世俗世界的人道主义者的宣言，表达出诗人的一种非理想主义的悲观和非现实主义的浪漫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