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贫瘠的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却根本难以解决当地人的温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迫于生存的压力，山西人只能出外经商谋生。晋商辉煌500年，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很多富人，以至于达到了“富甲天下”的地步；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在明清之际，山西既不是中国经济最繁盛的地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这些富人凭什么称雄于全国？他们的成功靠的又是什么呢？
1．“走西口”精神
《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与山西邻近的内蒙古、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在唱。
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走西口的山西人的艰辛与悲凉，至今唱起，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升起一种辛酸的感情：西去路遥遥，西去水迢迢，走西口的哥哥在杳无人烟的荒漠中长途跋涉，一条扁担挑着一捆简单的行李，风餐露宿，心里藏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艰辛与酸楚，历尽艰险地向前走。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既可作为屏障，拱卫长安、北京、洛阳，也可充当基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有左右天下大势的战略地位。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人关之前，在制订他们占取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的，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的屁股还没有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坐稳，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晋商。“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人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顺治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的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五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上下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晋商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对一个商人而言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144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宾的名字，他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这篇《列传》中说他“辗转 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
范家以“毁家抒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作为回报，朝廷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称得上是天大的商机，因为在此之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在山西最有名的建筑不是晋祠，而是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这些个院落就是那些走西口、发了财的山西人为自己修造的房子。
如果略微探究一下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
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
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沙锅的。
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
这些人之所以当初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光宗耀祖，而是因为家乡太穷了，穷得不离开就无法生存。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人，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11年。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背井离乡另寻活路了。
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开始在山西的村头、路边响起来，然后就 响彻在甘肃、内蒙古、青海、新疆的古道上。它的歌词其实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琐碎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
再舍不得走也还是走了，咬住牙，于是他们踏上了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三步一回头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他们真的回来了，就在这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土地上，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这样被奠定了，这些当初走西口的汉子们，他们用几代人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在西北的草原、荒漠中走出了一条条百年商路。那首曾经听起来凄婉的《走西口》民歌，此时已被晋商唱得大气宏博，传遍了大江南北。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2．贾可儒，儒可贾，儒贾相通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官职，要求在盐场居住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
3．联合经营，变弱为强
明人沈思孝说：“（晋商）其合伙而商者名日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
沈思孝的话还表明平阳、泽州、潞安等地的晋商资力雄厚，非有数十万两银不称富商。他们一般是吸收品行端正的人做伙计，并由他们出资，把经营业务委托几个伙计去办的。伙计对出资者也忠实地履行职责。如祖父辈做伙计时借得钱未还，则由子孙辈负责偿还，并以此形成风尚。因此，出资者争着要讲信义的人做伙计，念其对故人之事尚且不忘，更不会在人活着的时候昧良心。这样出资在前，获利在后；有资本和无资本的，都得益。且富者把资本尽托付各个伙计，所以估人资产的，只计算其有多少伙计，便知其有数十万或百万资产。
商人的使命在于互通有无，商人的生活就是浪迹天涯。但是江湖险恶，路途坎坷，世路与商界的残酷，需要商人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共同经营的团体中，不以信义为本，肝胆相见，组织尚难维持，何论共谋厚利。“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显示出晋商的豁达大度、识高见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