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经商潮、打工潮一波接一波，但总体的趋势是内地人往沿海跑，北方人往南方跑。但很多诡诈的温州商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往内地跑、往北方跑、往落后的角落跑，有很多温州商人甚至一跑就跑到塞外边陲，穷乡僻壤。在他们看来，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要比发达地区低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钱可赚。相反这种收入上的差距恰是工商业上的差距所造成的。这意味着落后地区有更大的空间和缺口等待着开发者去填补。由于信息、交通、商品流通等方面的落后，不发达地区存在更多未能满足的市场需求，这又造成一种时差，在沿海早已落后的产品到了内地仍然热销；在沿海已经普及的商品，内地可能刚刚才是流行。这就是赚钱的大好途径啊。这就是温州商人的眼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大批温州商人纷纷到西部安营扎寨。在新疆、甘肃、宁夏、西藏四省区从事经商办企业的温州商人已达10万之多。
“野蛮”的温州商人四海为家，哪里能赚钱，他们就到哪里。从真正意义上讲，温州的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并具备向外扩张能力始于最近这两三年，而且这种扩张也只是一种中小规模的资本扩张。在这种情形下，只能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寻找适宜生长壮大的空间。
据统计，在西部大开发刚刚开始的时候，西部各省会城市中早已到处都有温州商人的景象了。连最偏远的新疆和拉萨，也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在那里经商。新疆居于中国最边远的大西北，它的幅员辽阔、它的地广人稀、它丰富的物产却吸引了很多的温州商人前来生存经营。温州永嘉人李松才，就是一个自高中毕业就独身一人到新疆闯天下的温州商人。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奋斗，现在的李松才在北疆地区已拥有6个轧花厂，年产值超过2亿元，成为了新疆地区赫赫有名的棉花大王。
温州商人这种为了生存，为了赚钱走四方的“野蛮”之行，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而且无数温州商人成功的事实，印证了这样一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正是温州商人这种为钱走四方的观念，使他们走出了封闭的家乡，来到了外面的大世界，挖取了属于自己的黄金宝藏，赢得了无数的财富。众所周知，在拉萨，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海拔3600多米的“日光城”，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强烈的高原反应：呼吸困难，头痛得厉害，连走路、说话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就在这样的雪域高原，也活跃着温州商人。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来到这里安营扎寨，艰苦创业，抒写着一个个精彩的人生篇章。
20世纪80年代末，拉萨大多数温州商人开始转行，经营低压电器、服装等生意。正是这种有利的时机使当时许多到拉萨淘金的温州商人一下成为腰缠万贯的富豪。随着流动的滚滚财源，越来越多的温州商人呼朋唤友地来到拉萨。一时间，拉萨的大街小巷随处可以看见温州商人的身影。拉萨最繁华的几条商业街上比如青年路、林廓北路，温州商人经营的店铺占80％。
现在，只要我们在拉萨走一走，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低压电器被温州商人垄断，这里的服装行业也被温州商人占领半壁江山。更为惊人的是，温州商人还在拉萨创下了许多个第一：世界海拔最高的小水电站是他们建造的，西藏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也是他们开发的，西藏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也是他们开设的。这就是“野蛮”的温州商人，无论多么危险、多么偏僻的地方，他们凭借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汗水，耕耘出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收获了巨大的财富。
4.温州兵团走向世界
自古以来，温州商人就有不断地向外迁徙的历史。温州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上千年的移民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北宋。现今侨居海外及港澳台的温州商人就有好几千万，分布在世界87个国家与地区，主要是在西欧与美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是温州移民三大聚居国。然而作为“中国犹太人”，温州商人安家落户的身影在全世界五大洲都可以看到，甚至远至你根本没听说过的一些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一个西非小国，比如苏里南——一个南美小国。温州商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的故事早为人知。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你能看到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
现代版成吉思汗传说在他们脚底下神奇地展开：攻城略地，无往不胜。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
从塞纳河边的巴黎市政厅的侧面一个明亮的路口拐进去，就到了“寺庙街”上。往里走，两边大小不一的中国橱窗里，挂满了颜色鲜艳的围巾、丝绸，那些身材不高、出来进去整理货品和招呼客人的温州商人，神态平静、乡音入耳，让人很容易误以为到了温州某个小镇的夜市上。这条优雅而不事张扬的“寺庙街”，正是温州商人在巴黎最早的据点。二十几年前的“寺庙街”还完全是犹太人的地盘，温州商人只能捡人家扔掉的布头。但数年之后，犹太人渐渐开始出卖店铺给温州商人，后来温州货的畅销势不可挡，犹太人的店里居然也写上了中文。而今，这条街已经名正言顺地归温州商人管辖，犹太人只好选择了退出。
在小小的温州，在随便一个不起眼的街道里，在某一间普通的房间，或许就是享誉全球的大品牌公司的诞生地和总指挥部。只要这里轻轻的拨动一个电话按钮，在世界的很多角落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甚至影响人们的消费和生活。这就是神奇的温州效应。
9“野蛮”军团的地毯式大扫荡
说起温州的推销大军，在国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的。一个推销员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成千上万的推销员走到一起，那将是怎样的效应。在温州，推销大军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只要某种产品一下生产线，推销员们个个背上行囊，带着产品，踏上征程。他们把推销地域规划好，一部分负责华南，一部分负责华北，一部分负责西北，一部分负责西南，然后，他们会逐省逐市逐县逐乡进行地毯式“大扫荡”。犹如美洲的野蚂蚁一样，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所以有人戏称温州推销大军为“蚂蚁军团”！
最高峰时温州有30万推销员行走于全国各地，这30万人就像30万颗蒲公英的种子，他们带出去的是温州的产品和温州的名声，带回来的是无限的商业信息，是温州经济腾飞的无限商机。温州为什么会出现“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这种奇特现象。形成这种商业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温州推销大军力量的推动，一个或一群推销员，带动一种产品，从而带动了一个地区。
温州推销员最早期的形式大概要追溯到温州的养蜂人和手艺人，这些人是温州最早的推销员。据有关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温州仅仅在外养蜂者便多达上万人。当时如果从事其他行业，不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搞小生产，只有养蜂属于社会主义。毕竟，人可以圈定一个范围，蜜蜂却不行，因此有关方面不得不对这些居无定所的养蜂人网开一面。对养蜂人的流动，铁路部门给予优惠。
精明的温州商人见有机可乘，便积极地加入了养蜂的队伍之中，借机做着其他的赚钱生意。比如借国家对蜂箱运输的优惠，将一些紧俏物质藏在蜂箱里。大量的温州商人带着蜂箱奔赴新疆、西藏、云南等地，运去一些那里属于紧俏的物资，再运回那里的农副产品等。蜜蜂也养了，钱也赚了，这就是温州推销员的雏形。
此外，温州还有其他一些人员较早加入了推销员行列。平阳布、柳市电器等等，为温州制造了成千上万的推销员。苍南金乡能够成为“校徽之乡”、“饭菜票之乡”，这份功劳同样是推销员创建的。
最初，这些人并不是专业推销校徽的，他们可能是补鞋匠，也可能是手工艺者。他们游走于全国各地，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他们得到了一些消息，高等学校重新招生了，一时不知找什么地方制校徽、印饭菜票。一个补鞋匠联系到学校，说自己可以帮学校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他拿到一份订单，随即赶回温州，下单生产。这一笔生意让他赚到的钱是他补一年鞋都赚不到的，于是他又想，要是能够再多找几家学校，自己岂不是可以再多赚几笔？从那时起，他一边补鞋，一边游走于各学校。很快，他就放弃了补鞋生意，专门做起了推销员。
温州这些潜在的推销员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促成某一个行业的形成。例如，温州的阀门生产业就是一个补鞋匠促成的。此前，温州某些机械厂能够生产阀门，但不够有名。有个鞋匠挑着补鞋的工具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后来来到了北方的油田。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从此在这里住了下来。那个年代国家常发工作鞋作为劳保，油田工人一般将新鞋子赠送给亲戚朋友，自己则把旧鞋子补了又补接着用。所以，当地的补鞋生意非常好。
在油田呆的时间长了，补鞋匠认识了不少的朋友，包括油田里那些有职位的领导。他从中得到了一个信息，油田里最容易坏的并不只是鞋，而是阀门。鞋坏了，还有他这个鞋匠修补，阀门一旦坏了，就麻烦了，很难找到配套的，往往因为换掉一个阀门便不得不换掉整个一段输油管，实在是太浪费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补鞋匠灵机一动，问：“如果我能够给你们提供阀门，你要不要？”油田领导说：“你能提供阀门？那太好了。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于是，这个补鞋匠将那些坏了的阀门托运回温州，又找到相关的厂家进行生产，他自己的身份也就转成了推销员。如今温州的阀门市场极为繁荣，这自然是离不开这些潜在的推销员的功劳。
温州的制鞋行业也是这样形成的。众所周知，温州鞋曾经一度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是温州假货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人们提起温州便想到温州鞋，一言以蔽之地称温州为制假基地，甚至能说出温州很多的制假传奇。如今，市场上到处可见温州鞋。认真研究温州鞋的发展历史便可以发现，其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温州鞋匠功不可没。
温州鞋和上海鞋、广东鞋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上海鞋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的积淀。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鞋业便开始起步，一度成为中国鞋业的标志，人们都以能穿上海鞋为荣。广东鞋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主要是引进台湾技术和设备。尤其是1990年之后，大量的台商进入广东设厂，搞来料加工，产品外销。随后，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外销，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内地市场，一度占有很高的份额。而温州鞋不同，是完全的自主品牌，是由当地的鞋匠做起来的。
温州鞋匠奔走全国各地，最初他们只是补鞋。当时人们都以拥有一双皮鞋为荣，可市场上的皮鞋以上海货为主，一双几十元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非常之贵，一般人买不起。这个潜在的消费群体启发了温州鞋匠，他们开始自己制作皮鞋，保证质量的同时，价格比上海皮鞋便宜很多。
温州鞋匠们零星制造的皮鞋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映，便有人不再从事补鞋，而是转向设厂制鞋。温州鞋业就这样渐渐发展起来了。
另外，还有乐清的缝纫业。当年有许多人挑着缝纫机在全国游动，哪里对这一类“盲流”打击力度较轻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后来，这些缝纫师傅落地生根，在各地建起了数以万计的铺子，大的地方像北京、上海，远的地方像内蒙、西藏，都有温州商人的缝纫铺。早期的赚钱方法十分原始，主要靠来料加工。人家送料过来，他们会仔细裁剪，以省下那么一点布料，再制成衣服挂在铺子里卖。由于颇受欢迎，他们便想方设法收购布票，自己购布制衣服。布票放开后买布容易了，这些缝纫铺迅速变成了前店后厂的服装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乐清一带出现过一个奇观：到处都是服装裁剪学校，每家都人满为患，所收录的学生也就是当地的农民，通常学习三四个月，也不需要结业证。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迅速奔赴全国各地，开起了缝纫店，不少人后来办起了服装厂。
当然，从事民间手工艺的并非只有温州人，补鞋的、缝纫的、修表的、理发的，全国各地都有。像温州商人一样，他们先是单干，然后摆上个小摊，开个小门面，渐渐发展成为加工厂，产品在一定范围内享誉盛名。这类企业在全国多如牛毛？可是，这些企业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红蜻蜓、庄吉呢？这些手工艺人为什么没有成为南存辉、胡成中、郑元忠、钱金波呢？
让我们再看一个现象，全国各地都曾大肆修建市场，希望像温州一样建成各类商品集散地。可大多数市场厂房盖起来了，却空在那里，最后他们找到温州商人前来承包，没多长时间他们却取得了成功。外地人对温州商人办市场的能量感到不解，许多人觉得这是因为温州商人聪明、精明。或许，这确实是成功要素，但其背后显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有一个由推销员组成的商业网络。有产品没有渠道，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手工艺人来说，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渠道，没有像温州那样一支强大的推销队伍。温州有30万推销大军，30万人站在一起将是一个怎样壮观的场景。难怪，温州制造落户于世界各地。这就像一个巨大的网，将每一处的财富，网到了温州商人的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