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看来，波德莱尔们的现代性是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极度关切与一种自由的实践相冲突。福柯特别强调这种自由的实践对现实既尊重又违背。如果联系波德莱尔的例子，可以看出，福柯设想艺术与飞逝变化的现在可以区别开来。艺术当然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客观之物，而是对变化的断裂的现在的一种把握和创造。在福柯矛盾而又晦涩的表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设想有一种艺术的态度可以表达现代性的态度，就是面对变化的现在创造自身的一种态度。它既把自身从变化的现在中逃离出来，又不是一种固定的静止不变的自我。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产自己的任务。在福柯一贯的反人道主义的思想中，他在这里也面临着一种关于艺术创造主体的自由这样的人文主义难题。福柯也出人意料地在这里如此明确地谈到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与其说“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值得怀疑，不如说是与启蒙相连接的那些人道主义虚假软弱。福柯强调了一种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性进行批判的精神气质，而他所暧昧地认可的波德莱尔的艺术气质，也属于这种精神气质。在福柯的思想深处，还是存有一种不与历史妥协的艺术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艺术也就具有了一种不被历史化，而能不断重新创造反思现代性的主体自己。它就如同福柯的系谱学方法一样，它试图为自由的未经定义的工作寻找一种尽可能深远的新的原动力。
这些论述远不是为现代性体系中的文学艺术的性质和功能定义，只是提示了一种重新思考的可能性。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建构现代性而又损毁现代性，并且恰恰是在那些严厉的批判和超越中建构了现代性最有力的根基的？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的自主性的审美意义，它确实显露出相当复杂的相互缠绕的关系模式。
（四）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趋向
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理论含量异常丰富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过清理了一些前提，提示了一些理论的可能性。当代文学研究如何从过去的简单明了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这种较为宏观的背景去展开探讨，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代性提供的理论视角，无疑有助于从整体上来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期盼就不是一种理论的奢望，而是一项具体实在的探索。从以上的提纲挈领式的梳理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20世纪文学的那种强劲发展的历史，那些截然的断裂，都在现代性的框架内表现出它们的分离、冲突、关联和互动。当然，我们并不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一种坚硬的总体性，它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它是永久的和不可超越的。与这样一种观点相反，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是在不断分离和断裂的历史片断中重新组装的一种状态（精神、气质、态度、风格等等），它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参照系，而不是我们要论证的一种历史实在。
在对现代性投人理论热情的同时，也不要指望现代性就提供了一个永久有效的理论方案，特别是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和公式化，似乎只要挂上现代性的招牌，只要完成现代性的指认，对文学史的总体性把握，对文学现象的新奇时尚的解释就得以完成。如何使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能最终回到文学，这就需要从文学自身的历史、从文本与历史环绕的那些环节，从具体要点和不同侧面去接近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构成的关系，去触摸现代性的根茎。从文学出发，又回到文学，可能是避免把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简单化的一个必要思路，现代性的视点终究还是用于揭示文学本身的特质，一种更为深刻有力的审美品质。
当然，讨论现代性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现代性”。众所周知，后现代理论形成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只是简单地取代现代性。实际上，“现代性”是一个后现代的话题，正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使现代性成为一个问题--被后现代反思的问题；或者说被反后现代性的理论家重新阐释的问题。后现代理论通过对现代性展开激烈批判而建立最初的理论起点，如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人；后现代理论被普遍化之后，它趋向于阐释。对启蒙理性的颠覆性批判，更多为对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和具体案例分析阐释所替代。后现代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同时，也转向了现代性研究。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性理论，除了立场和倾向的区别外，在理论概念、术语和论述方法方面，如出一辙。很a然，正如后现代性没有替代现代性一样，后现代理论越来越倾向于转向现代性研究。吉登斯注意到这二种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反对用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的说法。他指出，这种取代论的观点所诉求的，正是（现在）被公认为不可能的事：确立历史的连续性并确定我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吉登斯主张，把后现代性看成“现代性开始理解其自身”，也就是说后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对内在于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的更为全面的理解，而不是对其本身的超越。吉登斯试图把现代性解析为脱离或超越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转变。虽然我们还没有生活在后现代性的社会氛围之中，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瞥见那不同于现代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缕缕微光”。考虑到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出版于1990年，他对后现代性的看法当然显得老成持重不偏不倚。在20世纪末期，不只是他，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历史进化论、历史目的论、关于现代性的一致性问题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等，这些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正在消失，而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而多元的情境中。所有这些现象：文化反思性的和社会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中国这样历史传统悠久而又饱经激进革命洗礼的社会也看到“缕缕微光”。
由此不难理解，现代性问题及其在现时代重新反思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不是西方学术体制下的一个问题，同样是当代中国人文学科需要面对的重要而根本的问题。也许当代理论话语的运行轨迹颇具有反讽意味，我们不是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而是从后现代性回到了现代性。这源于当代理论阐释的后现代性是作为一种先锋派的理论变革单方面提出的，它并不是从我们的现代性历史困境中引申出来。
现在谈论现代性，既是补课，也是推进，更是回到我们的历史之中去思考。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看到我们建构和解构的历史又是如何与我们生存的现实沟通在一起。
确实，在这里，我们困难的是如何处理中国的本土化经验，特别是当代的经验。我们始终想保持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既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就是说，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与高新技术输人，以及全球自由市场进一步形成，高速度的城市化等因素，已经使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步人后工业化社会；而学术界自90年代开始逐步接受后现代主义观点，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这些都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面临剧烈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前现代传统，并且现代社会的那些理念并未实现。这就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以其巨大的历史跨度重叠几个时代的内涵。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从过去到现在--时始终要把握的视角。也正因为如此，当前的现代性研究显然是一个更具历史感，也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方案，它肯定会有更大的理论向心力。
现代性有什么错？
2001年7月，酷热的上海迎来了国际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中国学界的西马宗师--詹姆逊教授。（FredncJameson，又译詹明信）。就在远离繁华热闹市区的大学校园里，杰教授作f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讲演，直陈现代性的理论源流与当今全球化趋势中的现代性状况。不想此讲演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国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论辩，对杰教授的现代性说辞责问有加有误解的，有澄清的；有偏激的，有平和的。有关的争论和探讨持续到现在，最近一期的《读书》登载了詹姆逊的中国籍大弟子张旭东教授（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的文章，再次全面而简明扼要地梳理了詹姆逊的思想。何以杰教授的一次演讲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无风不起浪，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疑惑巳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文化与审美的问题……这些都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突显，面临重新清理的困境。对詹姆逊的误解或者怀疑，并不是因为这些年富力强的实力派学者的理论修养和逻辑程序出了问题--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内心正在滋长的情绪，正在生成的思想在起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球化形势加剧，国际新秩序发生的某些变化，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的全球性反恐战略，以及由此导致美国可能奉行的单边主义策略，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一代学人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由于文化研究大规模地卷人文艺学、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现代性”论述推导出的一些命题，已经构成文学研究学科的思想基础或理论前提。而且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现代性也以不同的形式（伦理的、价值判断的、美学趣味的）表现出来。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现代性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人切实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