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章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政治联盟是否有具体纲领呢？具体纲领写成具体条文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他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
罗隆基全力撑持起自己的心壁，一连往北京挂了三个长途电话。
第一个电话，打给章伯钧家中。拿起话筒的，先是章伯钧夫人李健生。罗隆基一听是她的声音，立马喊道：“去把章伯钧叫来！”
老太太赶紧把丈夫叫来，章伯钧刚应了一声，话筒里便炸开一连串高分贝的嚷声：
“章伯钧，报上说你我“联合”了，你居然也承认了！现在你就跟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和你‘联合’的，又是怎样‘联’的？你说呀！你说呀……”
章伯钧的耳膜一阵阵刺痛，他仍未移开话筒。一时间，他竟难以分清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愤怒的质问，抑或是多少天来自己心头钱塘江潮一样陡耸不息的悲愤呼喊？
许是在这悲愤呼喊的反复冲刷下，他的心变得礁石般的麻木，他的神情也有几分麻木。他咀唇嗫嚅了好一会儿，只吐出了一句话：
“电话里面说不清楚……等你回到北京，我们再谈。”
罗隆基俨然一血气方刚、横刀立马的侠客，还在下着战表：
“我明天就回北京，一出机场，我就要找你算帐！”
第二个电话打给叶笃义。
他早年也留学美国，曾是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张东荪、费孝通、钱伟长等一批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的教授一样，他和罗隆基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在后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长时，他是该部的副部长；当后者当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时，他是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
罗隆基在电话里问叶笃义，章罗之间何以有“联合”一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叶笃义却和他一样，虽有人已称他为章罗间的“联络员”，但他对于自己何时何地执行过这一“联络”任务，也是一头雾水……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浦熙修的。
不见黄河心不死的浦熙修，如同她将孟泰、王崇伦等著名的劳动模范视为一支精干的救火队，请进了《文汇报》，便以为自己的报纸能火海逃生一样；她本人，还有《文汇报》，已站在悬崖边上，耳际阴风森森，她却不相信党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堂堂两位部长，给一脚踹下万丈深渊。在她眼里，眼下多半只是大难临头时知识分子们为了解脱自己而撕咬别人的一场没有章法的混战。她在电话里安慰罗隆基，不要被报纸上那些邮票般大小的黑体字给弄慌了神，问题并不严重，回到北京该检讨的检讨一下就行了……
女人是水，男人是火。
浦熙修的话，一定让罗隆基感觉到了自己身上一股侠客式的冲动，当他冷静下来多半会同意她的结论。民盟内部几乎无人不晓，中央统战部也有风闻，这些年来，他和章伯钧之间歧见不断、磨擦不休，这一铁坨一般坚硬的事实怎么能化成一盆浆糊，去糊出危言耸听的“联合”一说来呢？
在我这几近四十年后的采访中，我所接触到的民盟老人，没有一个不认为“章罗联盟”确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综合他们的回忆，章罗两位的关系，像是这样一回事--
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两人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的公开争执，基本表现在对盟内事务的主张与人事安排上。说起来双方都慷慨激昂，俨然有几分毛、刘两条路线斗争的气息，可一个不管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不必为中国的天灾人祸承担任何责任的政党，一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连活动经费都由统战部拨给的政党，里面能有多少原则性的冲突呢？无非是两人的脾性不同，以及中国人在享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后，便极易沾染上的“权力病”，也许，在这方面，知识分子们更难免俗……
章诒和先生对此这样解释--
……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往事并不如烟》
罗隆基先生大约是一位长处与短处都十分鲜明、而且透明的人。他性格旷达却又有时胸怀狭隘，他心无百忌、直言不讳，却又咄咄锋芒，不免伤人。据说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罗隆基可以领导一个大的运动，但交不了一个朋友。”梁先生的这话未免太刻薄，而且也前后矛盾：既能领导一个运动，怎会交不上一个朋友？
不管怎样称呼这个小集团，但在罗隆基的周围，始终有一个朋友的圈子存在当是肯定的。他们均留学于英美，在民盟内部被称之为“英美派”。而且如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叶笃义……个个学贯中西，才高八斗，堪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翘楚。
罗隆基显然以此为自豪，并苦心“经营”这个圈子，对这批朋友们给予了尽可能多的关照和提携。但在这个圈子之外，他多半发自额头上的目光便好似蜻蜓点水了，别说一般人，对号称党内“大笔杆子”的胡乔木，他也不以为然。对从山沟里千辛万苦走出来、自学成材的华罗庚先生，他亦存有某种偏见……许是喝多了洋墨水，偏偏他又不会像众多的国人一样虚与委蛇，他若藐视一个人，则多半要公然藐视。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储安平到《光明日报》赴任时，决定将报纸改版。他先去请示了担任社长的章伯钧，后者对此讲了十三条意见，他听得心花怒放，跃跃欲试了，可后者又交代说：你还得去老罗那里一下，因为在民盟中央里是他分管宣传。
储安平又去了罗隆基家里，听完对方的想法和章伯钧的意见，罗隆基顺口就犯下了在中国官场上即便是个白痴也难犯下的忌讳，他说：伯老的这些意见，作为框架是不错的，但要有可操作性，你还得靠我将它们细致化。
与其说储安平感到了他在自夸，莫如说感到了他自夸时孩童般毫无羞涩的可爱。
他又说，我开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文教、科技界的一流人物，可以组成《光明日报》的智囊团，你去把他们请来，我们就改版开一个座谈会……储安平按罗隆基的意见办了。几天后，名单上的人都被请到了罗隆基家里，大家刚刚在客厅里一一落座，门外走进一个名气不算小的作家。不知是储安平在名单之外自作主张请来的，还是作家自己撞上门的，罗隆基刚刚还眉眼活泼、面容生动的脸，一下便水泥似的凝固了。他缄默不语，不宣布开会，又不作任何解释，在众人一片投向他的纳闷目光中，他的目光冲破重围，利剑一般直指那位作家。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直到作家终于晓谕到自己眼下成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搬开这块石头，客厅里就将有永远的缄默，才踽踽离开了……
储安平过意不去，送作家出门后，对罗隆基说：
“老罗啊，你这是何苦呢？不就是开一个座谈会吗，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开会……”
罗隆基的脸上，丝毫不减严肃：
“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光明日报》智囊团的成员。他算什么作家，不过是一个语文教员，远没有进智囊团的资格和声望，我不能不请他走！”
做党派工作的人，倘若不能容人，不会讲究妥协，那就不如去做山林田园里纵情放性的嵇康、陶渊明；可历史偏偏又给罗隆基打开了一条政治家的通道。这种个性与命运的深刻矛盾，大约恰恰就像章伯钧对待他的颇为两难的心境：
一方面，胸襟较为开阔的章伯钧始终认为，与罗隆基相比，自己先天不足，以政治家最需要的口才为例，早年给学生上课时一上讲台脸就潮红，话也讲得疙疙瘩瘩起来……自己的政治素养与才能，是在日后几十年错综复杂的政治风浪里给训练出来的。而罗隆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才华像是天生的，不但在政治学和法学上，当今中国没有人能与他比肩，就是在洞察力的犀利和文笔的练达、深刻上，即便是名教授的费孝通、钱伟长，和他放在一起，也会黯然失色。凭他的才华，凭他在许多问题上的真知灼见，以及他周围像星斗一样烨烨彪炳于中国知识界的朋友，作为成员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民盟来说，不但得海容他，而且在许多事上还得仰仗他；
另一方面，实际政治活动经验极为丰富、老道的章伯钧，又远比罗隆基清楚：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没有分寸感的政治家，就像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乳房的女人。你只能要求自己孩子的目光里溢满诚实，你不能要求政治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像罗隆基这样直言无忌、宁折不弯去搞政治，在旧社会些许能做个到处掠起红色旋风的自由的“哥萨克”，但到了新社会，便有几分似未掌握好平衡术就走上了钢丝绳的杂技演员，哪怕再心高气盛，总有掉下来的时候……此外，章伯钧可能还有一种被威慑感，开国后他当部长在前，罗隆基当部长在后；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隆基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他身跨两个党，在农工党是主席，在民盟是常务副主席，罗隆基当上民盟副主席只是1953年后的事。
他不会不清楚个中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1947年以后，罗隆基和张澜、史良均被国民党软禁在上海，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就剩下了在香港的沈钧儒和他。以后，他和沈老由香港到东北，再转曙光朗照的北平，按照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民盟临时工作委员会，以迎接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倘若不是这样一个原因，罗隆基的政治地位不会在他的之下……
犹如金钱对于葛朗台，权力对于政治家来说是这样一种东西：得到了的就不想再失去，未得到的还想再得到。从罗隆基多年来对自己所持的不合作态度里，还有他在貌似名正言顺的理由下将朋友们一一提携到民盟各级重要的位置上，章伯钧察觉他对自己在盟内的地位早有挑战之意……
当然，以章伯钧的胸襟，还不至于视之为“与狼共舞”，可也决不会掉以轻心。
对罗隆基，章伯钧一边尽可能地做到尊重他，逢有大事总是找他商量；另一边，又戒备他，如有了合适的机会，章伯钧也未免不乐意在他历来良好的自我感觉上敲打一顿。
张东荪“里通外国”事件出来不久，适逢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章伯钧肯定了解，1949年张东荪还在多方游说傅作义放下武器，对和平解放北平立有大功。难道仅仅过了一年--1950年底，他就乐意让美国人收拾共产党？他虽然不希望中共外交完全倒向苏联一边，但也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政治见解，就甘愿充当什么特务或间谍……
而且，平心而言，章伯钧也感到“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胡适就非常佩服努生，像连沈衡老（沈钧儒）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像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但章伯钧还是抓住罗隆基与张东荪交往频繁的关系，以及罗隆基的名利思想，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不重不轻地干了他一家伙。被浪花湿了羽毛的鸭子，上得岸来抖抖双羽，立马身上就不见了一颗水珠；罗隆基虽难过了一阵，但不久他破损了的自我感觉不仅修补如新，而且更皮实了--他当上了民盟中央的第二副主席。由此，不但两人的磨擦更加趋于表面化，似乎罗隆基那个圈子的人对“伯老”也视为路人。
《文汇报》驻京记者们注意到，常常来该报驻京办事处满足自己那精细而又刁钻的味觉系统的“美食家”里，从来不见“伯老”的影子，即便是待人接物力求持平和态度的浦熙修，对章伯钧，也有几分微词……
连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章诒和也发现，那个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看上去比父亲还要小五、六岁的罗伯伯，父亲对他似乎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到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像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对于章罗之间既有对峙、又有合作的关系，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是：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二十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十七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从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今天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了……
“民盟四个副主席是分工的。章伯钧负责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和学习；史良指导组织和妇女；高崇民指导监察和社会联络。民盟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是由副主席分别掌握的。一年多来四个副主席形式上是集体领导，一切事先由四个副主席同秘书长（笔者注：当时的秘书长为胡愈之）五人小组协商，重要事必经过中央常委会的座谈和批准。高崇民一再表示，任何事只要章、罗、史三人意见一致，他就没有意见。他的确对盟务管得比较少。他在章、罗、史三人中起了些调解纠纷的作用。史良同章伯钧从解放以来是比较合作的。她对章伯钧在盟务上的意见是比较推重的。她是第三副主席，盟中许多事，她亦的确让章伯钧同我多负了责任。过去我同章伯钧对峙，盟内许多事的确很难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