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对台湾的打击日益强烈，遭受过车祸的蒋介石的健康也迅速恶化，宋美龄陪其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在蒋介石大张旗鼓的葬礼完成后，宋美龄的权势和影响力也在“太子派”的挤压下大大减弱，未能获得担任国民党“代理总裁”一职。
蒋介石在生前已完成了周密的“传子部署”，从“夫人派”的失势到陈诚被排挤，再到严家淦“让”贤，蒋经国牢固掌握了台湾统治权。宋美龄的影响力减少，在提名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院长遭拒绝后，无奈去了美国。
蒋经国继位后，传子计划却一再受挫，江南命案和民主化潮流彻底打破了蒋经国的传子部署，为了维护蒋家王朝，1986年，回国的宋美龄发表了《我将再起》一文，但却左右不了蒋经国的权力布局和民意，实际中的她和蒋氏子孙都已无法再起了。
一、先生先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蒋介石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车祸及国际形势的打击使其雪上加霜，在疾病和迷信纠缠中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宋美龄陪其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日子。蒋介石病逝后，宋美龄权势和影响力大大减弱，未能获得担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1．疾病与迷信
宋美龄通过蒋介石而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走上中国权力的舞台，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去世而逐渐淡出台湾的政治舞台。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蛮深的，尤其是西安事变时的“美人救英雄”成为一时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息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阻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进入20世纪70年代，蒋介石已是风烛残年，疾病缠身，遭遇车祸后又患慢性前列腺炎、肺炎，雪上加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蒋介石身体之所以迅速恶化，以至于不可救药，在衰老的背后，伴随着的是台湾小朝廷遭到国际社会大家庭越来越严厉的打击，这一打击始于1969年1月美国新总统尼克松上台。尼克松即位后就表示：“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将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1970年12月，尼克松又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捎话北京：“美国希望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年6月，尼克松义宣布解除历时21年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7月，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紧接着，尼克松发表访华公告，公开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此事在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会议上成为事实，台湾代表被驱逐。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28日发表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台湾蒋政权昔日的友邦盟国纷纷与之“断交”。据统计，1970年10月，与台湾“政权”“建交”的国家有68个，1972年2月为39个，到1974年1月，仅剩20个了。
遭此一连串的打击，蒋介石极度困厄，虽然一次次发表文告，要求“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决不气馁”、“奋斗到底”，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身心的虚弱已暴露无疑。
1972年5月20日，85岁的蒋介石再次宣誓就任“总统”之职，当天由台湾电视公司向全岛转播蒋介石就职的实况。当播出蒋介石接受群众欢呼的画面后，摄像机转向严家淦的特写镜头，此时不知是电视台出了什么故障，竟在荧幕下端打出了某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
似乎是严家淦在咒骂蒋介石的话。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句话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话语还要不吉利，联想到修中兴宾馆的事，许多人在蒋介石过世后，对蒋介石之死作了种种神秘的猜测，很多人亦暗中揣测蒋介石恐怕活不过本届任期。
对蒋介石健康影响巨大的车祸发生在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同往常一样，搬到阳明官邸避暑。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蒋介石的车队从士林别墅回阳明山。当车队在直通阳明山的仰德大道快速行驶时，车队前导车发现有一台公路局的班车正停靠站牌边上下客。这倒没什么，关键在此时，突然从公路局班车后面冲出一辆军用吉普车，速度极快。由于路窄，前导车不得不紧急刹车，否则必然与吉普车撞个正着。这一刹车不要紧，蒋介石到遭了殃，由于蒋介石座车与前导车距离太近，车速又快，前导车猛一刹车，座车司机来不及反应，就猛地撞上了前导车的车尾。幸好座车后面的“随一车”没有追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座车与前导车撞击的一刹那，手握拐杖的蒋介石身体猛然前冲，整个人撞到了高级轿车特制的司机与乘客之间的玻璃隔板上。蒋介石的胸部受到重创，剧烈的冲撞力连他的“要害”部位都撞肿了，假牙也从口中飞出。同车的宋美龄也受到同样撞击，当场痛入骨髓，失声大叫。
蒋介石的车队行动，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而仰德大道是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为方便蒋介石出行专修的，路况之好，堪属第一。可是车祸还是发生了，实在是鬼使神差。
蒋经国下令立即追查逃之夭夭的肇事车辆。于是，“联指部”、“宪兵司令部”和警方组织了专案小组，日夜追查，不敢有丝毫怠慢。即便是这样，好几个月后，才查到了肇事者。原来，这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车，那天，这位师长刚在阳明山开完一次军事会议，急急忙忙叫司机赶快下山回部队，落实会议精神。不料，发生了这样的不幸。闯祸时，这位师长也料到车队来头不小，但未意识到在前导车刹车后，蒋介石的座车内发生那样严重的事情，于是便逃离现场。等到事后知道惹下了大祸，就更不敢投案了。师长和司机刻意躲了一阵子，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还是被查了出来。
后来，师长因为知情不报，被“国防部”以“伤害最高领袖”之罪，撤职查办，司机更是被判重刑。至于蒋介石座车的司机，蒋并未深责，他没受任何处分。
受伤后的宋美龄和蒋介石被送进了医院，自车祸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生性迷信的蒋介石忙让人给看风水。经“大仙”指点，蒋的病是由以下几个场景不适造成的。
第一个场景，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总统府”。1966、1967年左右，当时的“总统府”有关单位，为了美化的目的，在“总统府”前方的左右两侧，请水泥工设了两只彩色喷泉。这两个喷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颜色是白色，做好之后，夜晚把喷泉打开，五彩的水花，美丽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有人却私下在议论着，说什么“总统府”的那两个喷泉，活像是两根白蜡烛，“总统府”整个远看起来，简直就象是一座坟墓。这个说法甚器尘上，不久，大概有关方面自己也发觉不对，就立刻把那两座白色底座的喷泉移走。
第二个场景，就是蒋介石统治整个台湾的权力核心——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本来，就风水来说，“总统府”的大路冲直对介寿路，已经是犯了风水大忌。没想到，在“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左右两侧刚好有“信义”和“仁爱”两条大马路经过，从“总统府”的方向，往中央党部看，只见“信义”、“仁爱”两条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从中央党部的两旁飞驰而过。有人说，难怪国民党无法再统一中国，因为连中央党部旁边都分叉为两条路线，中国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上统一？国民党内部怎能不闹分裂？这个说法说归说，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信义”和“仁爱”两条路的方向，更没有人能够有本事，说过“信义”和“仁爱”路归为一条，来影响台北交通流畅，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改善，难怪国民党近年会进入多事之秋。
第三个场景，据说是蒋介石当年在世时最喜环去的阳明山中兴宾馆，目前是所谓的“阳明书屋”，也就是国民党的党史会的会址。当年，蒋介石还未遇到阳明山车祸前，就开始在兴建这座宾馆，但是在这座宾馆落成前后，就发生了不幸事件，造成宋美龄和蒋介石身体严重后遗症。而在蒋介石搬进中兴宾馆后，身体始终是每况愈下，于是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说，这完全是中兴宾馆风水出问题造成的。
因为，在中兴宾馆的正对面，居然是蒋介石以前最赏识的一位将领胡宗南的坟墓。阳宅和阴宅居然正面相向，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搬到中兴宾馆之后，诸事不宜的起因。
第四个场景，就是现在台北市新生北路高架桥北端尽头，那贯通圆山山麓的隧道。
那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挖的隧道，被官邸的工作人员传为蒋介石的“龙心”被挖走了。自从蒋介石没有“龙心”以后，身体就出现了警讯，等到隧道挖通，蒋介石竟然同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这个传闻，在官邸之间广泛流传，大家谈起风水无不色变，都觉得蒋介石这次大概没救了。
当然，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采信，可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确是蒋介石夫妇二人运气最背的时期，风水说也成为官邸上下私下茶余饭后的话题。
这次车祸给蒋介石留下的后遗症是严重的。蒋介石身体本来十分硬朗，但车祸后，身体健康状况骤然恶化，其中心脏扩大一项，最终要了蒋介石的命。有一次，蒋介石在会见一位国民党老将军时曾不无忧伤地说：“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71年春天，蒋介石突然小便出血，不久，他的肛门也受了伤。原来是一位粗心紧张的副官，在为蒋介石通便时，不慎将一只甘油球的尖端部分，刺破了蒋介石的肛门肌肉，造成他肛门部位的严重伤害。
1971年以后，蒋介石的血管硬化和心脏扩大现象更严重了。1972年3月初，因前列腺肥大动了手术，但效果不佳，转成慢性前列腺炎。1972年的5月20日，蒋介石在充分地“伪装”之下，还参加了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个伪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蒋介石站在“总统府”大客厅的地方，放了一张沙发椅，依在蒋介石的身后，防止他的体力不支，或是遇任何紧急情况时身体病变发生。
蒋介石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的次月，士林官邸医官特别为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心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很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危险。对此，宋美龄出于政治考虑，对医官的结论大为不满，认为不能让蒋介石休息。不过，不论宋美龄愿不愿意承认，蒋介石毕竟已经风烛残年了。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蒋介石就职典礼两个月零两天后，即7月22日下午，蒋介石突然昏迷了。到第二天，蒋介石仍然未苏醒，他只是梦语般地说出了一段不连贯的话：“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然后又人事不醒了。
到7月27日，当局派人赴美国请到了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来台为蒋治病，蒋介石才渐有起色，但仍未醒来。于是，蒋介石便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为了蒋介石长年使用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又嫌它太小又不够新颖，另外要“荣总”单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遗憾的是这个大型的“总统”病房还未落成，蒋介石就已经病逝了，这是后话。
2．陪床日夜
蒋介石昏迷了好长时间，这段时间，是对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之一。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的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作过相当大的牺牲。”
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也陪同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病房。“荣总”方面为了让蒋介石的家属有比较好的陪侍环境，特地在六病房内，清出了几间房间，给蒋介石的家属，主要是宋美龄、蒋经国和孔令伟等人居住。这些房间都不大，有些甚至是改装过的，但是，基于让所有相关重要的家属能够随时在蒋介石身边，掌握蒋介石病情，所以，这些房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官邸内务科的人员虽然没有住进“荣总”病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相关的工作。例如有的人专门负责送饭菜到“荣总”给宋美龄等人食用，她的副官，包括每天早上为她按摩的女副官，每天还是要起早赶晚，到“荣总”为她服务。蒋介石的侍卫和副官，不能停休，还日以继夜地守候，防止蒋介石的病情恶化时，可以应变，而帮忙护士和医师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多半落到副官人员的身上，其他内务科人员也不得一日闲，随时要支援“荣总”那边可能的任何勤务。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半年多的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让人不敢置信的是，蒋介石苏醒以后，除了体力明显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毫不受昏迷的影响。人是醒过来了，但不能出院，医生还限制了蒋介石下床活动的自由，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有几次他对医护人员一再劝阻他下床大为发火，他冲着医官大骂：“我说要起来就是要起来，到底你们是总统还是我是总统？”他发这么大的脾气，还会有谁敢去阻挡，只有悉听尊便了。
但起床没多久，又心脏狂跳不止，只得又上床休息，有一次他竟创下一天内起床上床23次的记录。他执意想起来的原因，大概是想试试自己到底还能不能脚踏实地站起来。可是，他每次起床只有几分钟，就气喘不止，然后就又吵着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没一会儿，他却又嚷着要下床，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员搞得鸡犬不宁，暗自叫苦不迭。
宋美龄一直陪在蒋介石左右。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若是蒋介石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即受到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一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政治方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一是她安排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晋见蒋介石，二是有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安排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第一次在媒体前曝光，是1973年蒋孝勇举行婚礼，孝勇夫妇前往医院，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祖父蒋介石奉茶。宋美龄乘机对外发表新闻，证明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