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央、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各方面的负责人、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国际友好人士,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二、6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追悼会的实况。
三、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的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北京参加丧礼。这些亲属包括妹妹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与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
但是,台湾电信局受命拒收这些电报。住在台北的孙科夫人派人送了花圈,上面写道:“沉痛悼念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花圈摆在棺前,其他到场的亲属也献了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对大陆拍来的电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向安静的蝗虫谷这时也为世人注意起来,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挤满了宋美龄宅前院后。记者们想知道宋美龄会不会前往北京奔丧,或派人去奔丧,但是,宋美龄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举动。有人说,蒋经国曾派人到美国阻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见胜关山,这才是姐妹至死未能相见的主要原因。
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的手足之情是很深的,虽然表面上看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事实上感情联络很亲热。
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给宋庆龄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边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常常谈得亲热、投机。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角。宋美龄要想同宋庆龄见面,事先就打电话同宋庆龄联络,如果宋庆龄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处。有的时候,姐妹二人会相聚在大姐宋蔼龄家中。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们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宜……”美龄马上说:“我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因为是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干脆回绝。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个人的政治立场鲜明对抗,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就强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作法不以为然。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庆龄去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着您,并想找机会看您。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还说,宋美龄得知里根的信使到中国后,“她表露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金”就是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活,这就证明宋庆龄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很少有过鱼雁往来,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按照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但光凭孔令侃一个人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能决断,自然要经过宋美龄的授意。这说明在宋庆龄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开始想与自己的亲属联系。1979年,她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就同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在一封信中写道:“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其后,在给理查德·杨的另一封信中,宋庆龄询问宋子安的两个儿子做什么工作,并关心张乐怡,“听说劳拉(张乐怡)得了帕金森氏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宋庆龄的心中,亲人们从未淡忘。
据中国福利会前秘书长沈粹缜回忆:“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这话传给宋美龄:她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信。”
宋庆龄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左边。1981年6月4日,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上午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当日上午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父母之墓位于宋氏墓地中央,立于1932年8月的墓碑上刻着宋庆龄父母以及她姊妹兄弟的名字,遵照宋庆龄的遗言,她的墓穴安置在她父母的东侧。
二、白发人送黑发人
蒋介石去世后,蒋家的人脉势力也逐渐散去,蒋经国因糖尿病而身体明显退化,于1988年病逝;蒋孝文因为酗酒无度和糖尿病而导致大脑受损;蒋孝武因“江南命案”而断送了政治前程,后病逝于“荣民总医院”;1996年患食道癌的蒋孝勇也因病去世。多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的宋美龄备尝孤寂。
1.大厦将倾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不断升迁,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权力支配者。随着蒋介石的辞世,他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最后也躲不过缠绵于病榻的命运。
自197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大概早在20世纪60年代,蒋经国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氏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到士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蒋经国会有一天走在宋美龄的前面。
为了控制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值,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无所顾忌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饮。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的无法入口,便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医生明知吃冰淇淋一定会提高他的血糖指数,因为经常被蒋经国骂,都不敢阻拦。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发生了病变。最严重的一次,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使之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左眼的视力也因此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牛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得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能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
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西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蒋经国听人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有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并没有起色。
后来,又有人献策,说吃鹿筋可治脚病,于是,人们又忙着给他找鹿筋,吃了若干日子,还是没有效果,鹿筋治疗又告失败。
由于经常服用类固醇,蒋经国食道过敏,甚而导致全身过敏症状。
奇怪的是,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在礼拜三。礼拜三为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期。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介意,认为出席中常会就意味着他仍掌握权力。所以,每次会前,他都作充分准备,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工作看待。
由于太慎重,导致身体反应也相当强烈。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眼泪,一面恶心呕吐,只有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一段时期,蒋经国连续好几次没法出席主持中常委会议,再不去的话,恐怕外界出现动荡的局面,于是只好硬撑,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进行中他就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为此,曾有一次,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问蒋经国的侍卫:“你看主席怎么回事!头歪倒一边,眼眼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听开会的发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要忍痛出席中常会,否则,一但大权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输了500CC,才将病情稳住。
这次蒋经国入院被检查出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明显衰退,有的已出现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这事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了稳住人心,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车里是空的,蒋经国人躺在医院里。
1988年元旦前后,蒋经国的病情加剧,服侍他多年的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了若指掌。一般每个礼拜二晚上,蒋经国就开始心情烦躁,因为明天要开中常会。
蒋经国开始焦躁时,没有人知道他在烦什么,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候他火气上来了,或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怕惊扰到隔壁的蒋方良,闹一会就平息了。
1月12日晚上,又是礼拜二,蒋经国依然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判定,蒋经国又将难熬此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夜。
七海官邸一片寂静,在他幽暗的房间里,侍卫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死神作最后的搏斗。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只有隔壁房间躺着患病的妻子蒋方良。儿女中蒋孝勇在台湾经常陪侍身边,长子蒋孝文由于生活奢靡,饮酒过度,加上糖尿病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俨然成了一个缺乏意识的“植物人”。次子蒋孝武在新加坡工作,长女蒋孝章在美国,身边缺少子女的护爱,更增加了蒋经国的孤独凄凉情绪。
第二天早上,秘书王家骅很早就来了,经过一夜折腾的蒋经国显得疲惫不堪,他吩咐了王家骅几句,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后,蒋经国粒米未进,不停地上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将他扶上床,扶下床,整个上午都在重复这组动作。
蒋经国很快就向侍卫说明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天官邸里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的。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告诉他肠胃。但是,姜必宁不是肠胃专家,忙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到外地去了。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才同罗光瑞联络上。
此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疼痛,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侍卫们除了安慰他外毫无办法。蒋经国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样子十分痛苦。
到了11点多钟,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视,之后,他告诉侍卫们,他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蒋孝勇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同蒋经国最后一次告别。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还是不舒服,他找副官翁元进去,问:“孝文呢?”翁答道:“在餐厅外面用餐。”蒋接着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蒋“哦”了一声,又躺回床上。
大约11点40分,蒋经国开始呕吐。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全都是褚黑色的血。官邸里一阵忙乱,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12点50分他再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了出来,就在侍从及医师们惊慌措乱之际,蒋经国倒卧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病床边只有心电图还在显示蒋经国的心搏,医生说,那是蒋经国心律调节器的声音。医师们不敢停手,因为心律调节器制造着生命现象稳定的假象。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猝然离开人间。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望着医师们急救已无声息的父亲,蒋孝勇没有哭。然后他跪下来,磕了3个响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
蒋方良得知消息后,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进来,到蒋经国身边抓着他的手,边哭边唤着他的名字,但蒋经国再也不能应声了。
当时,宋美龄正在士林官邸。蒋孝勇随后前往官邸向祖母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官邸见蒋经国最后一面。
蒋经国曾在身体状况遽然恶化之后,指示儿子,母亲毛氏生前,他未能在膝前尽孝,所以他适当时机,希望能迁葬在母亲坟旁,永世陪伴母亲。
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