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点，姜会林心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曾参考了国外很多的文章，而且大多是在光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把这句话当做公认的正确论点，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的。姜会林私下里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加以引用呢？而且，这句话的引用使姜会林省略了很多的工作，如果现在一定要亲自动手证实这个论点的话，就需要重新回过头去做大量的计算工作。姜会林不想这样做，他找了很多美国人支持这一论点的资料送给王大珩看，希望导师能改变看法。但王大珩却坚决不同意。王大珩说：“你不要看有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事实上，学术界常有不负责任地引用论点的情况。看到一篇文章中有了结论，就不肯自己再去费力证实了，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是十分严谨的，容不得丝毫的怠惰。在科学上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做。”
无奈，姜会林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从头论证，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计算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使姜会林大大地吃了一惊，实践证明王大珩的分析果然是对的，原来引用的那个论点确实存在问题！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并把自己得出的新的见解充实到了博士论文中。后来，正是这篇论文中有关光学公差部分所具备的独特的新论点引起了光学界的重视。美国出版的《光学领域100年来工差方面最有建树的60篇文章》中收入了姜会林论文中的这一章。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录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否定了原有的定论，阐述了更新的观点。姜会林后来又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如今，姜会林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光学专家，担任着长春光机学院副院长的重任。他说，他是被导师生生“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导师的严“逼”，他就不会走到今天，不会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他说，他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何止是学问！
赵文兴，一个典型山东汉子。从外表上你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学者，蓬乱的头发，疲惫的面容，不修边幅的衣着。整日早出晚归，匆匆忙忙地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脸想不完的心事，一屁股处理不完的事情。
他更像是一个焦头烂额的小厂厂长。
其实，赵文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博士，职务是长春光机所的光材部主任。他是光机所的科研骨干，因为有突出的贡献而被特批为研究员。不过，说他像个厂长倒也沾点边，这几年他搞了个玻璃连熔线生产光学玻璃，结果一炮打响，几乎成了体制改革后光机所的一项支柱产业。赵文兴也从此不得安生了，产、供、销一大摊子乱事不说，底下还得管着一群工人。也亏了赵文兴是个实干家，撇家舍业的扑腾了好几年，竟把这块小天地管得有模有样，效益稳步增长。但这个山东汉子从来就不掩饰自己不愿意干的想法。从开始被迫干起来，到现在硬撑着干下去，赵文兴始终就是一句话，不想干。只要领导松一点口，他肯定会立刻辞职。
赵文兴也是文革后王大珩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赵文兴的情况与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赵文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一下子考上了王大珩的研究生。他对王大珩十分崇拜，几乎崇拜到了畏惧的程度。第一次见王大珩时，赵文兴从头到尾始终直挺挺地坐在那，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王大珩每说一句话，他都赶紧记下来，诚惶诚恐的像得了圣旨一般。
越是害怕就越是出错。1982年，赵文兴要去西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都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王大珩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赵文兴成功地做出来并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赵文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因此就在署名时把王大珩的名字放在了前面。王大珩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改到后面了。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王大珩很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说着就又把自己的名字挪到了后面。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王大珩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王大珩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写出的论文。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发表时赵文兴就十分谨慎，他与副导师经过反复商量之后，决定不署王大珩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己的名字来发表。王大珩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那一次赵文兴可真是害怕了，越害怕就越难以解释清楚。回去后自己越想越窝囊，搞得寝食难安。没想到，过了不久，赵文兴突然收到了王大珩写给他的信，竟是一封向他道歉的信。王大珩在信上说，赵文兴的副导师已经把情况向他解释清楚了，是自己错怪了文兴同志，自己当时的态度是过于激烈了，希望文兴同志不要多心，还请文兴同志多多原谅。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对赵文兴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捧着这封导师写给学生的道歉信，赵文兴心中不由得百感交集。
赵文兴对自己的导师至今还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拜之情，只不过现在自然是有敬而无畏了。赵文兴说，自己最佩服导师的一点，就是他始终站在多种学科的最前沿，始终活动在最新的知识层面中。无论多忙，只要这项学术活动有王大珩参加，赵文兴怎么也得抽出时间去听听。常常去早了，见王大珩的发言排在后面，就悄悄地溜回来处理一会儿工作，看时间差不多了再回去听。没别的，就是想听王大珩的发言。因为王大珩的发言从来都是言之有物，从来都有新的东西。哪怕就是站在走廊里听一会儿也值。赵文兴说从导师的发言里他常能发现很多自己没想到的问题，他特想学会导师的那套思维方法。
久了，赵文兴才渐渐品出来导师为什么会总是言之有物，总是有新的东西。
赵文兴的“大师哥”姜会林给他讲过一件事，是在八十年代中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都在读王大珩的博士生。有一天晚上，姜会林去王大珩家里谈课题。进门后发现王大珩正在看书。王大珩看到姜会林后，把书扣着放在桌上，说道：“你猜猜看，我刚才是在看什么书？”姜会林猜了好一会也没猜到，王大珩就笑了，他笑着把书翻过来举到姜会林面前说：“你看，是《BASIC语言》。”看到姜会林惊奇的神情，王大珩感叹了一声说：“很遗憾，我现在还是个计算机盲。我已经七十多岁了，精通恐怕是来不及了，有时间就扫扫盲吧。”这件事给了姜会林和赵文兴很大的触动，他们谁也没想到，德高望重的导师还会为自己不懂计算机而苦恼！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年愈古稀的老人竟会下决心从BASIC语言学起！
最令赵文兴难忘的还是一件小事，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几年前，赵文兴到北京去看望王大珩。师生俩亲亲热热地唠了一会儿后，王大珩突然对赵文兴说：“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助一下。”赵文兴不由得一时有点发愣，不知道导师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办。没想到，王大珩接下来却十分诚恳地说：“我有很多年对材料不接触了，在好多事情上不如你们年轻人了解的多，你现在是光材部主任，掌握材料信息的来源多，我想请你以后有这方面的新的东西，无论是新材料、新信息还是新工艺都能给我一份。让我也能多看一些，多了解一些。”说罢，又笑着补充道，“年纪大的人有时候是需要向年轻人请教的。就是字要大一些，我这眼睛可是越来越不行了。”赵文兴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导师，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即便是让赵文兴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想遍，他也不会想到尊敬的导师会向自己这个学生请教！那一刻，这个山东汉子的眼睛突然变得很涩很涩。
托马斯·赫胥黎曾说过一句名言：在科学界一个六十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
十九世纪的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在六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儿子曾经问他对赫胥黎的这句名言有什么看法。瑞利想了很久以后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至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
曾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家钱德拉塞卡在谈到瑞利的回答时说：“我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和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话的。瑞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能对自己的学生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最伟大的人！赵文兴说。
都说伟大是无法在熟悉和了解的眼中产生的，但是，从带着崇敬之情第一次胆战心惊地走到导师面前的那一天起，赵文兴就从未因熟悉和了解而对导师的崇敬之情减弱分毫，相反，崇敬却在逐渐的熟悉和了解中变得越发清晰和真切了。
1991年，夏。
白日的暑气还没散尽，中关村的夜晚显得格外的闷热难当。
三个年轻人在中科院宿舍附近徘徊着，每当走近王大珩住的那栋楼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楼上的窗口望上一会儿。每次似乎都想要走进去，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却都又犹豫着走开了。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三个年轻人在这里已经徘徊了两个多小时了。
这是三名年轻的科学家，领头的是一位刚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博士。他们今天是专门来找王大珩先生的，想求得王大珩先生的支持，帮助他们申请“863计划”中的几个光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但是，当他们凭着一股热情跑到王大珩先生的家门口后，却突然犹豫了。他们都不是王大珩先生直接带出来的学生，与王大珩先生都没有太深的接触，他们拿不准这样做是不是太唐突了。有太多的疑虑阻止他们走进王大珩的家门：以王大珩那样的名气，会不会见他们这几个小人物？即便是见了，以王大珩那样的高龄，能不能有耐心听他们的讲述？即便是听了，以王大珩那样的身份，肯不肯支持和帮助他们？他们就这样，一圈又一圈地转着圈子，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鼓着勇气，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从门口退了回来。
空气像凝固了一般，人被逼在热呼呼的粘稠之中，一丝风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