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饭
1955年夏天，气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兹曼来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饭店。他们随身带了不少书，然而，事实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游览上。他们驾车爬山越岭，游览城堡和参观教堂、修道院。在明丽的阳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开，满眼一片金黄。
他们兴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楼下的信箱中发现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张纸条：
“见条赶紧来见我。”
当时便猜想是萨特出了什么事。一询问，果然。西蒙·波娃顿时慌了神，博斯特也很着急。萨特究竟生了什么病？与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诉她，这消息是爱伦堡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德·阿斯蒂埃，再告诉他的。德·阿斯蒂埃说是与高血压有关的病，情况并不严重。
她还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萨特的血压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脏病？接通莫斯科的电话后，听到了萨特的声音。
“你怎么样？”她焦急地问。
“很好，多谢。”他以客气的口吻答道。
萨特是应俄国作家的邀请，5月去莫斯科访问的。这时，他已超负荷地工作了整整一年。他患了高血压病。医生要他到乡间好好休养一阵，但他只服了几片药。就在出发的前几天，因为要忙一些事情，几乎没睡一个囫囵觉。去莫斯科途中，他还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和平运动方面的会议，只有在飞机上准备会议发言了。如此重的负担，她一直为他担心。果然，这次他承认是高血压病突发，但已过去了，他将返回巴黎。
挂上电话后，西蒙·波娃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一个警告，使她突然意识到，同其他人一样，萨特也随身带着自己的死神。在这以前，她还一直没有来得及正视这个问题。现在这么一想，即使没有她的参与，萨特终有一天将在世界上消失，与她在世或者不在世都毫无关系，与她早他而死或者晚他而死也都没有牵连。迟早有一天萨特将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客观规律。
萨特从莫斯科返回巴黎后，她才从萨特口里得知，这次旅行可把他累坏了，每天清晨到第二天黎明，他都不停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最大的遭罪是吃饭。好几次，他不得不像在西蒙诺夫别墅里那样露一手。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位壮得如三匹马的工程师提出要同他比赛喝伏特加。喝罢酒，那位挑战者瘫倒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萨特获得了大胜。他拼命支撑着自己走到了座位上，不过，他也马上酣然大睡。一觉醒来，他才感到自己不行了。于是要求译员，等到莫斯科以后安排一天时间休息。然而一走出机场，就听到机场大厅的高音喇叭里喊着他的名字，原来是西蒙诺夫邀他去吃午饭。于是，葡萄酒又是哗哗而流；于是，他便病倒了。
回到巴黎后稍事逗留，就由米雪尔陪同一道去意大利，一边休养，一边开始写自传。萨特觉得米雪尔性情活泼，又相当含蓄，举止谨慎，十分妩媚迷人。因为她总不首先考虑自己，所以没有人不喜欢她，包括西蒙·波娃在内。
2为捍卫萨特的理论而战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新事情。
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统治者之后，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决定使国家非斯大林化，并倡导了和平共处；一枚苏联火箭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表明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掌权的国际性民间英雄，举国庆祝他们胜利地经历了第一个令人陶醉的年头；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提出了组成一个不结盟的“第三世界”的计划；西蒙·波娃偕同正式代表萨特一同前去参加赫尔辛基和平运动大会，等等。
有关萨特的书已写了许多。第一本是弗朗西斯·让松的《道德问题与萨特的思考》，萨特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他的道德观的最好概括。《精神》杂志的创办人埃马纽埃尔·穆斯尼埃从基督教观点出发，考察萨特的存在主义，发觉他带有耶稣的印记。此外，英国的艾里斯·默多克、美国的威尔弗雷德·德桑，都写下了论述严密、评价中肯的研究专著。
伤感情的一本书是梅隆·庞蒂的《辩证法冒险》，这位与萨特、西蒙·波娃同一条战壕的好友、《现代》杂志的同仁，在1955年5月出版的这本书里，流露出马克思主义依然对他具有吸引力，因为涉及到人类与工业社会的道德关系时，马克思主义持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是，他不能接受共产党人忽视或者有时完全否认道德个性。在他的新著中，一方面他继续同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断衰退予以强烈蔑视。他认为，历史是多元的和偶然的，没有一个单独的以社会结构中的任何特定阶级为依靠的革命运动能够自称是历史进程的惟一代表。至于萨特的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认为那简直是“超布尔什维克主义”。
梅隆·庞蒂写道：“像萨特那样说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断定我们的健忘，断定自由和未来使我们头晕目眩，而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为共产党披上理性的面纱。但是，帕斯卡早已告诉人们，幻想幸福的永恒不能补偿人生的短暂”。他认为萨特的思想错就错在他的“存在为了自身”和“存在在于自身”的二元论。
西蒙·波娃十分气愤。
萨特没有答复梅隆·庞蒂，西蒙·波娃作了答复。痛感于萨特的理论被人歪曲和误解得不成样子了，她相当好斗地试图直接为萨特的辩证法提供证据。她想重现萨特理论的本来面目：萨特把辩证法运用在许多领域，他并没有反对辩证理性的一般理论；他的哲学不是主体的哲学，等等。为了说明问题，她从萨特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地作了一些引证，以针锋相对地驳斥梅隆·庞蒂的说法。
有人对西蒙·波娃说，这事其实应该由萨特来做。一方面是萨特没有这种愿望，另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个萨特主义者来说，既然萨特的哲学已成了信奉者自己的哲学，那么信奉者就有权而且有责任为之辩护。这回与跟加缪的争吵不同，尽管西蒙·波娃答辩的口气尖刻，梅隆·庞蒂没有对她耿耿于怀，他能容忍纯粹在学术领域中表达的气愤。尽管双方一直很要好，但相互间的分歧却很深，当西蒙·波娃有时为此动之以容时，他却依旧笑容满面。
3中国：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萨特受到了访华邀请。
西蒙·波娃渴望访向苏联，更想去中国看看。只要是以法语发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她都—一读过了。她所遇到的旅行者，只要去过北京，无一不以炫耀的口气谈论它。所以，6月，当萨特和她坐在北京观看奇妙的京剧表演时，她还在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此次中国之行非同一般。它不是闲逛，不是探险，不是仅仅为了增加阅历，而是一次实地考察与研究。对她来说，中国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此以前，通过当时能读到的一些英语译本，她对一部分中国作家的著作有所了解；但是一直到见面前，总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一副模样。而中国方面，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以外，萨特和她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也不代表什么。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于是，与他俩交谈时便不时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以外，就以烹调作为共同话题了。双方的这种互不了解，甚至比各种各样的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妨碍了双方的交流。
西蒙·波娃回忆道，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这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她喜欢京剧，喜欢那程式化的做功，喜欢那悲剧性的急切音乐，也喜欢那细长如鸟啭的嗓音。北京的灰色胡同和北京完美无缺的金秋之夜令她陶醉。“有时是在看戏的时候，间或也在沿街散步的过程中，我耳闻目睹的一切突然成了我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忘却了自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我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正努力去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确难以理解。我是第一次来远东；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发达国家’这个词的含义，我看到了，当贫困困扰着六亿人口时，贫困意味着什么；我也第一次看到一个民族正在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新的体验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中国人的贫困只是通过他们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显示在我眼前。正是因为这种贫困，当局的建设任务才这么严峻。看着从我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他们的欢乐和愁苦都在一块奇异的面纱后面掩盖起来了。不过，通过看、问、比、读、听，我最终还是从自己朦朦胧胧的意识中归纳出这样一种认识：中国人在几年以前已胜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国大地上猖獗的种种苦难——肮脏、寄生虫、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流行病、长期营养不良、饥饿；人们有衣穿，有干净的房子住，也有东西吃了。随后，我又看到这个国家是以怎样现实的迫切心情在为自己建设未来”。
西蒙·波娃与萨特访问中国，距中国开展大跃进还有3年。为了使全国通力合作，毛泽东正在仿照苏联模式，尽管中国人希望恢复他们自己的经验主义传统，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苏之间的差异给了西蒙·波娃和萨特极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失败后的成功；1949年的中国革命却是胜利后的产物。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曾设法消灭了通常伴随革命的通货膨胀、贫困苦难、动荡不安、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专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