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0年了，她觉得他丝毫没有变样
时隔10年后，阿尔格雷设法替自己搞到护照，于1960年3月飞往巴黎，与西蒙·波娃见面来了。
他们是1950年议定分手的。1951年夏季以后，两人曾一度继续通信。她告诉他有关巴黎，有关她生活的一切；他则告诉她，他与前妻复婚后的婚姻，并不比第一次美满多少，又说美国在变化，他在那里感到不自在。
到后来，双方的联系中断了。西蒙·波娃不时听到关于他的传闻：他曾撕毁过一些荒唐的合同，签订过一些不幸的协议，在扑克牌上破过财；在某一个冬夜，他坠入一个很深的水塘，站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因无法爬上岸而差点冻死；又一次，他安排在费城一家妓院与一位女文学爱好者见面，妓院着了火，他从窗子跳出去才幸免于难；不久后，那位女文学爱好者把子弹射入了自己的头颅，等等。诸如此类的关于他的传闻中，不乏夸大其词之处。
到了1956年，《一代名流》的译本与阿尔格雷的最新小说同时在美国出版。记者连环炮似地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代名流》表示了反感。题献给他的这部小说中对他们间的显然是小说化了的爱情生活的生动描绘，以及由此引起人们的好奇与误解，使他很不高兴。
西蒙·波娃一点也不着恼。她知道他的脾气。尔后又开始了通信。当后来他动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搞一张护照到巴黎来，她在回信中写道：“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他看到这几行字时，突然意识到，他们俩谁也不会有很长的时间活在人世了。
10年不见，巴黎重逢，除了他摘下了那副旧眼镜，在西蒙·波娃眼中，阿尔格雷丝毫没有变样。只有找出几张旧照片时，才发现他已变得老多了。“不过，头一眼看见他——无论是30岁、40岁还是50岁——的时候，看到的反正还是阿尔格雷”。而且，尽管分离很久，尽管有过1950年和1951年两个狂暴的夏季，两人还是觉得如 1949年黄金时代一样贴近。两人同赴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和法国一些地区旅行。
2 酷刑事件结果未卜
阿尔及利亚战争仍在进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用阿尔及尔街头的路障回答戴高乐的自决方案。一天上午，西蒙·波娃接到他们的律师吉泽尔·哈里米的一个电话，要求马上与她见面。哈里米刚从阿尔及尔回来，几天前她在那里为一位名叫加米拉·布帕交的阿尔及利亚女子出庭辩护。尽管加米拉已坦率承认自己是一名恐怖分子，但是仍然受到骇人听闻的拷问。加米拉告诉律师，自己曾怎样遭受酷刑。哈里米亲眼见到加米拉面色苍白，憔悴不堪，皮肤上留着烧伤的痕迹，整个神情仍处于惊骇的状态之中。哈里米让她写了一份正式的证词，并要求进行质询，以便推迟对她的审判。哈里米找到西蒙·波娃，希望能就此事写一篇新闻报道。西蒙·波娃一口答应下来。
文章刊发的那一期报纸，在阿尔及利亚遭到查禁，蒙受了40万法郎的经济损失。一不做，二不休，哈里米和西蒙·波娃组织了一个加米拉·布帕交辩护委员会。弗朗索瓦兹·萨冈在《快报》上对这一举措予以声援，曾在纳粹集中营中受过酷刑的两个妇女流放者加入了这个委员会。
对加米拉的审判被告知推迟。吉泽尔·哈里米被阿尔及尔当局赶了出去，法庭了解这起事件所引起的义愤，不敢在加米拉的辩护律师们缺席的情况下对她贸然作出判决。另外，还有一个向对她施加酷刑的人提出指控的问题；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阿尔及利亚审判，他们自然会把证据丢到法庭之外。所以，必须设法促使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个案件。
6月25日，西蒙·波娃等人来到司法部长米什莱办公室，因为只有他才有权要求阿尔及尔法院放弃这一案件。
这时，默伦谈判刚刚开始。尽管在戴高乐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这些政府官员们还是认为，战争和战争恐怖早已成为过去。在这种背景下，米什莱先生心神不宁，闪烁其辞，甚至懒得同西蒙·波娃他们就提出的事实争论。因为，他丝毫不想怀疑那位阿尔及利亚女子所说的真实性，对他来说，酷刑并非什么新鲜事！他只是对需要他所做的决定迟疑不决。当他送他们出门时，带着矫饰的痛苦口吻对西蒙·波娃说：“真可怕，这是纳粹传给我们的，是堕落，它败坏一切，污染一切，我们只是不能把它连根拔除。态度粗暴是一回事——警察总有这个毛病；可这是酷刑！……我努力让他们理解；得划分一个界限……”他耸了耸肩，表明自己无能为力。“这是堕落。”他重复道。接下来，他恢复了往时的神情。“不过，这种事情马上就会结束了！”他带着高兴的神情做了结束语。
当天下午，他们又找到帕坦先生。除了从那里听到不少据实相告的话而为之惊愕和气忿外，同样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实质性的结果。
没多久，阿尔及尔的法官们对加米拉灌了不少甜言蜜语，说只要她同意让一位专家检验，专家将宣布她完好无损；同时如果加米拉能听任自己被宣布为精神错乱，她对她所受酷刑的质询就会视为无效，但她得到释放。她拒绝了。7月底，她被转送到弗雷内，从冈城来的一名法官负责对此案的调查。
3 过往的一切如何能忘怀
与阿尔格雷分别之前，两人乘飞机赴伊斯坦布尔和希腊作为期两周的游览。
在飞临卡普里岛上空时，西蒙·波娃把身旁打瞌睡的阿尔格雷推醒。由于光线明亮，长空如洗，从3万米高空仍能十分清晰地辨认出伊斯基亚的轮廓，甚至，西蒙·波娃认出了福里欧和当初与阿尔格雷乘坐马车去参观过的岩石重叠的岬角。阿尔格雷则指着一个地方说，那是一个裂口，里面正冒出一缕青烟来呢，西蒙·波娃亦信以为真。阿尔格雷便笑了，如当年一般调皮地笑了，其实，冒烟的是他手中的烟卷。
飞机航行在通往阿马尔菲加利的这条海岸线上。薄暮时分，当他俩穿过紫黄色天幕，插向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她想过自己曾那样生气勃勃，想着世界已那样面目全非，心头不禁阵阵作痛。“当然，我在此时也感到兴奋，但我这是站在自己将永不回头、也永不会重新跨越的那条界线的另一侧了。”
游罢伊斯坦布尔，便去克里特逗留了一周。壮丽的自然风景，动人的废墟，使他们流连忘返。这次在一起生活的5个月，两人没有任何分歧和拌嘴。但是，想到亲密的关系没有未来可言，想到年岁渐高的两人没有太多的时间活在人世，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摧肝裂肠，却不免黯然神伤。当然，也不再担心两人的关系会遭受挫折，倒是觉得这关系已避免了灭亡，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于是，没有怀旧感。
是的，时光纵然把人抛，但过往的一切又如何能忘怀？不过，她确实感到自己在走向衰老。“过去，我们通过互相重新发现对方，又抹去了10个年头；如今在告别的时候，我十分平静，这提醒我：我是一名老妇人了。”
4 他俩在巴西大受欢迎
《121人宣言》，这份由一群知识分子、教授和艺术家签署的反战抗议书，在法国引起了震惊。被视为最具煽动性的内容是呼吁法国应征青年不服从。这种让军队内部公开叛乱的要求是如此激进，以致《快报》和《人道报》都不赞成。刊登“宣言”全文的《现代》杂志8月号刚刚出版，就被没收了。萨特和西蒙·波娃虽不是“宣言”的发起人，却也是首批签名者。此前，萨特对一份新的反战报纸《真理—自由》说，民族解放战线的胜利也是一切明智的东西的胜利。这次采访谈话亦称为“煽动军人不服从”。这一指控使得刊登萨特访谈录的这期报纸遭到没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成员遭到监禁。“宣言”事件发生后，9月8日，《巴黎新闻》头版刊登了一条大字标题：“让-保罗，萨特、西蒙·波娃、西蒙娜·西尼奥雷和其他一百余人冒坐牢5年的风险。”其时，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萨特和西蒙·波娃是8月中旬前往巴西的，他俩在巴西大受巴西人欢迎。好些报刊——不管是日报还是周报——每一期都刊登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萨特通过演说、文章、电台和电视采访不断阐述自己有关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观点。西蒙·波娃也应邀就妇女问题作过几次讲演。
巴西的妇女地位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它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东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贫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贞，她就根本没有可能结婚了。于是，她始终被周围的人严密地看管着。南方的工业大城市里就开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么离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决定开始共同生活，就得在报上登个声明。在此以后，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际圈中，他们也被认为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孩子有权使用父亲的姓，并继承他的财产。但一位母亲若要离开家庭，所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权利都转给她的孩子们。当一个男人死去时，他的第一个妻子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与他共同生活、但没有签订官方契约的其他女人，连一个克鲁塞罗（巴西货币）也无法得到。
萨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们喜欢。在圣保罗，他们安排了两三个黄昏单独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变得柔和多了，骑自行车的人也骑得慢多了，时而有个黑人唱着歌从身边走过。度过了喧哗的白昼，他们享受着梦幻般的平静。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一个街角，往往都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时，一位姑娘问道：
“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萨特俏皮地笑道，“我从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
“啊，多为你伤心！”她即兴大叫一声。
这时，恰好有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也在里约热内卢。在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一位巴西朋友带着醉意对他说：
“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的是让-保罗·萨特。”
那位官员只是笑了笑。
当这位巴西朋友事后把这事说给萨特和西蒙·波娃听时，大家都笑了，说既然巴西人这么欢迎萨特，把萨特这根羽毛从法国的帽边上拔除就显得大错特错了。萨特说：
“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两个侧面。”
里约热内卢授予他俩“荣誉市民”的称号，并正儿八经地颁发了证书。
5 5000名军团老战士高呼口号：“枪毙萨特！”
巴黎的朋友们告诉萨特，9月7日开始对让松审讯，让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到场。萨特鉴于自己已答应要在巴西履行一些义务，一时无法抽身，便给朗兹曼和佩朱打电话，详细讲述了他想对法庭所作证词的具体内容，随后，又寄去了证词的具体文本，供法庭上宣读，证词写道：
我为本人不能出席军事法庭的听证会感到万分遗憾。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发的电报中讨论过的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解释。事实上，仅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这并不够。我必须解释原因何在。我从未见过埃莱娜·居埃纳特，但是，通过弗朗西斯·让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审的“支持组织”是在怎样一种条件下工作的。我重复一下，让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同事，如果说，我们的观点并不始终一致（这也极为自然）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我们重新走到了一块。我天天关注着他们的努力。一开始，他们的努力属于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为该问题找到答案的法国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当这些努力遭到失败，左翼明显无所作为的时候，他才决意从事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会给为独立而奋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实在的支持。
事实上，这时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了独立。连戴高乐将军也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你们的。”萨特接着写道：
我要重复一句，独立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能确定的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未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使这个国家腐烂了。对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对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军方对政权的无休无止的抵抗，这一切都标志着一种变化，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这种变化面前，左派无能为力。只要它拒绝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与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自由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力量联合努力，它就永远那么无能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战线。这就是弗朗西斯·让松得出的结论，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想，我能够说，与日俱增的法国人，特别是法国青年，已决心把这个结论转化为行动。……我与120名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和记者们共同签名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违抗命令的宣言被视作法国知识分子的重新觉醒。
法国报刊一致认为萨特的证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政府为自尊计，应对此作出反应。一位议员则要求对萨特采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列队示威，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巴黎竞赛画报》则用大字标题发表一篇社论：《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
法国当局感到十分棘手。宽容他吧，意味着政府的软弱无力，面子上无论如何过不去；对他采取法律手段吧，又将陷入与一个大思想家发生争论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大使馆散布流言：萨特一回国将立即被捕；法国政府宣布，要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至3年的监禁。时任新闻部长的泰雷诺瓦尔宣布，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许多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让松组织的情况，刊登“121人”特别是萨特的情况。
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
11月，他们取道古巴飞往西班牙——萨特和西蒙·波娃都发觉古巴政权已变得冷酷了，蜜月已经过去。朗兹曼从巴黎打电话给在巴塞罗那逗留的他俩，叮嘱他们别搭飞机回国，因为机场上的欢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记者问时或许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们。
他们乘汽车回到了巴黎。他们当即为自己请了律师，还着手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长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访了他们，帮助斟酌他们的声明的词句。庭审前夕，治安法庭预审法官据说病了。接下来，庭审无限期延期了，后来获悉控告已经搁下了。稍作细究，原来是政府并不希望对他们提出起诉。传闻戴高乐总统用明显是戴高乐式的措辞进行了干预，他说：
“我们不抓伏尔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