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日本，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1966年夏天，应日本出版商渡边先生和东京大学邀请，西蒙·波娃和萨特于9月17日飞抵日本时，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情欢迎。100多名记者早已在机场等候着他们。同行的8位日本议员气愤地说：“谁也不管我们，只是连珠炮般向西蒙·波娃和萨特提问。”
此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摄影记者在他们前前后后忙个不停。海关出口站着成百上千的年轻人，起初他们静静地站着对他们俩微笑，然后呼喊着他俩的名字，并抓住他俩的手臂摇个不停，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
日本人酷爱读书。日本出书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避免美国的影响，日本政府特别注重法国文化，因为政府虽追随美国，但美国文化在日本知识界尤其不受欢迎。萨特和西蒙·波娃的著作全被译成了日文。《第二性》简装本出版后成了畅销书。所以他俩受到这种欢迎便在情理之中了。
东京之行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们就日本的形势问题向政界人士和知识界人士提问，与作家和教师交谈，并对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1945年一败涂地而今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日本——不断寻根究底。
此外，他们尽量设法接近和走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比起无数小汽车吵吵闹闹行驶的大街，他们更喜欢那些由传统木屋构成的僻静的老街，这里古风犹存，手工技术仍很兴旺，传统与现代在这儿共存的迹象十分明显。
日本人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一到夜间11点，各类活动便戛然而止。只有在新宿的某些地方，夜生活一直持续许久。他们去那里的大商店、电影院、时装小店、酒吧、夜总会、音乐厅、脱衣舞厅、玩拍奇科球的场所信步闲逛。由于报章杂志和电视大量刊播他们的照片，有人不时认出了他们。有的送传统礼品，有人请他们签名，一位年轻人不声不响送西蒙·波娃一朵花。“一天夜晚，我们来到银座一家音乐厅，”西蒙·波娃写道，“节目中有舞蹈、脱衣表演和滑稽小品。其中的一个节目当众嘲笑僧人。我觉得很吃惊，因为这太粗俗。台上的僧人扮演淫荡的角色。他正在墙上画着一些猥亵的图画，路人走近，他便巧妙地涂上一笔，使画面显得平常一般，而一旦路人离去，他又会添上一笔，使其更猥亵。”
他们观看了日本传统戏剧——能戏，观看了一种叫作文乐的木偶剧，以及由文乐剧衍化出来的角歧戏。到附近的乡村走了走，感觉良好。之后来到了风光旖旎的京都。
因为京都太美了，所以当年美国人手下留情，使得这座美丽城市幸免于轰炸。这儿保存下来的有旧式住宅区和1700座庙宇。“透过旅馆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低矮的屋顶古屋、穿过城内的小河和遍布商亭的街道。我们对京都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西蒙·波娃美美地这么回忆。
刚到日本时，他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萨特向记者表达了他对谷崎著作的赞扬。他那住在京都附近的遗孀邀请他俩去她家作客。与谷崎结婚之前，她是谷崎一位朋友的妻子，在其丈夫的允许下，她一度成为谷崎的情人。有妇之夫的谷崎，把自己的妻子送去与另一位朋友生活，便与现在这位太太成了家。后来他在《放荡忏悔录》和《一位疯老头的日记》中，叙述了自己老年时代的性爱经历：前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是妻子，后一本小说中，性伴侣换成儿媳妇了。
见到谷崎太太后，萨特慎重地询问她关于她丈夫的性生活是否真像他书中描写的那样。“事实是，谷崎要他们夫妇俩都照他所描写的瞎女音乐家那样去实践。开始她不愿意，但后来因为崇拜他便同意了。然而他是艺术家并按想象去体验事物；他的道德是纯真的。说话之间她一次又一次做出用手帕擦去眼泪的样子，其动作和我们看到的那位表演泪水满面的女主人翁的老男演员毫无二样。”西蒙·波娃在回忆录《清算已毕》中这样回忆道。
在京都逗留一阵后，他们还去了大阪、长崎、广岛、仓敷等地。在被誉为“和平之城”的广岛，人们对可怕的原子弹依然记忆犹新。
2 她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
从1962年到1966年，西蒙·波娃和萨特每年都要去苏联旅行。
西蒙·波娃特别喜欢白雪覆盖的莫斯科：晶莹洁白的雪花挂满枝头，成群结队出门滑雪的男男女女，广场上高高的圣诞树，剧院里翩翩而至的年轻胖女人……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旨在促进东西欧作家间的交流。此事与萨特1962年7月在莫斯科提出的文化纲领完全吻合，所以西蒙·波娃和萨特欣然同意加入。该组织定于1963年7月在列宁格勒召开一次大会。然而，就在开始筹备工作和最后章程期间，赫鲁晓夫为斯大林辩护，激烈批评文学艺术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并严厉指责爱伦堡等的“三月讲话”，使得列宁格勒的“八月会议”成了一次陈词滥调的演习。苏联作家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对腐朽堕落的西方的蔑视。为了防止会议的彻底失败，苏联组织者请求萨特就会议事项作一个有条理的总结，萨特照办了。组织者还说服赫鲁晓夫在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接见作家代表团。西蒙·波娃料想，他们是应邀而来的，赫鲁晓夫会对他们友好相待。孰料恰恰相反，赫鲁晓夫辱骂他们是“这么多资本主义的仆从”。直至发作完毕，他才好不容易放缓语气说：“你们也还是反战的，因此，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吃喝。”事后才得知，在他们到达前的几小时，法国共产党首脑莫里斯·多列士刚与赫鲁晓夫会晤，告诫他说，他会会见一群危险的反动分子。很显然，这位法共首脑的话直接影响了赫鲁晓夫的情绪。
萨特觉得必须给赫鲁晓夫一个回敬。11月，接到捷克作家协会向他和西蒙·波娃发出的邀请后，他借题发挥说，如果西方作家的部分遗产被他们的东方同行视为“颓废”，那么，东西方对话就无从谈起。萨特提到几个月前在列宁格勒会议上被挑出来的三个“颓废派作家”——弗洛伊德、卡夫卡和乔依斯，他说，正是这三个人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65年夏天，萨特和西蒙·波娃在苏联避暑期间，单独顺道前往赫尔辛基出席和平、民族独立和全面裁军大会。传记作家A·马德森写道：其时，正值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在美国扩大征兵，以便在南越集结一支大规模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谴责俄国人在越南问题上的中立态度，称他们为通敌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紧接着，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卡夫卡不再被视为颓废派，爱伦堡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重新获得发表的权利，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重新露面。
西蒙·波娃和萨特游览了立陶宛，还参观了普斯科夫的普希金庄园。回到莫斯科后，他们的老友爱伦堡告诉说，现在最重要的出版形式是私下出版。曾被审查员们宣判为不准发表作品的作家们，让朋友帮助打印和誊写作品，这种极其吸引人的地下文学，正在和官方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西蒙·波娃读了尤里·丹尼尔的一个用法文私下出版的短篇小说，还读了另外一个作家用英文发表的小说《冷冰冰的人和其他故事》，她发现他们用讽刺的笔调谴责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但绝对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即便如此，两位作家仍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为此，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参加 1967年的苏联作家联盟大会；而1968年俄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同苏联永远断绝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