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萨
萨特双目失明了。
他总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引起的心脏病复发和高血压持续不降，使得左眼急性出血。3岁时他的右眼便失去了功能，如今另一只好眼睛已无法辨别物体和面孔，也无法看清自己所写的东西了。经眼科专家们诊断，萨特眼睛的状况已无法逆转。
理应十分沮丧的萨特，看去却不怎么感到悲哀。只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反反复复修改乃至重写了。现在，西蒙·波娃给他念东西时，他只能作些最简单的口头修改。
西蒙·波娃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她患有剧烈的关节疼痛症，并开始服用激素药品可的松，引起了面部组织肥胖，好在这药有效地消除了病痛。
为安慰萨特，阿莱特也常来和萨特作伴。在萨特失明前的一些晚上；萨特和他的这位养女——萨特曾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收养了这位女儿——一同演奏音乐，萨特弹的是一架竖式钢琴，阿莱特带来她在师范学院时的小提琴。现在，萨特失明了，阿莱特隔天来待上几个小时，给他念东西，陪他说说话儿。朋友们说，萨特需要西蒙·波娃，也需要阿莱特。
十分遗憾的是，萨特再也看不到《为什么要有以色列？》这部影片了。这部历时3个多小时的影片，由朗兹曼编写、构思和导演，西蒙·波娃作为监制人之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阿以之间的10月战争，以色列打了胜仗，这使犹太人失去了作为受害人的传统形象。西蒙·波娃哀叹以色列竟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过，她也不赞成巴勒斯坦人以摧毁以色列为目标的作法。
失明后的萨特，只好放弃了《家庭白痴》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写作。放弃福楼拜是痛苦的，评论界就已经问世的几卷作出了评价，认为“这是一部能够获得成功的著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动态作品，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令人激动、令人兴奋的效果。”可是，无所事事是萨特无法接受的。他和西蒙·波娃开始了一系列的“自传谈话”，两人之间摆一台录音机，有关的话题触动着他们的思绪。这样的日子，因此变得丰富而有趣。
萨特一生接受过不计其数的采访。他的谈吐生动、活跃、风趣，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
此时萨特年近七十，到了“从心所欲”的年龄。这次谈话比以前更见坦率、直白，无任何掩饰，出入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有西蒙·波娃同他对话。萨特曾由衷地认定，西蒙·波娃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在与他同等的水平线上，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加之他们是在一起生活数十年的终身伴侣，因了她对过去生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的不足；而且，得益于她的适时启发、引导和提示，萨特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使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表达。正如《向萨特告别》一书的译者黄忠晶在序言中所评价的：
“他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经西蒙·波娃听录音机整理出来的这部长篇谈话，分“文学和哲学”、“阅读与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与平等”、“骄傲”、“他人——同男人的关系”、“他人——同女人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与自由”、“时间”、“一生”、“死亡与上帝”等部分。西蒙·波娃在“前言”中写道：
这些谈话是1974年夏秋时节先在罗马然后在巴黎进行的。有时萨特感到疲劳，问题回答得不很好；有时是因为我的问题不够灵活，没有提到要点上。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些谈话是按照主题整理的，同时它们又多少保持了时间的顺序。我想让这些谈话有一个适合阅读的形式——大家知道，按照录音记下来的东西同完全是写出来的东西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我并不想用文学语言来修饰它们——我想保留它们那种出于自然的色彩。在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到一些散漫无章的段落，一些停滞不前的地方；在其中还可以找到重复甚至矛盾的话语。如果改动这些地方，我怕会歪曲萨特的原意，会让那些含义微妙之处消失殆尽。关于萨特本人这些谈话似乎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但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萨特曲折的思想历程，听到他那活生生的声音。
由于这部长篇对话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和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这就大大增加了对一个人的平和性和可理解性，使人们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有了一个真切和立体的了解。“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自然，西蒙·波娃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萨特其人》活生生再现了萨特
由阿斯特律克和孔塔拍摄的纪录影片《萨特其人》，终于在1976年10月发行了。
这部影片的绝大部分是在1972年2月至3月拍摄的。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该影片的摄制曾中辍3年之久，此后于1975年秋和1976年冬完成了拍摄和剪辑。影片于1976年5月27日首映于嘎纳音乐节，曾因观众拥挤非常而采取了专场放映的形式。影片之所以如此受到观众欢迎，是因为《萨特其人》具有诙谐的透明度，活生生再现了一个极其坦率和富有吸引力的萨特，在追溯他的生活和人生旅程时，既不回避他的惊讶困惑、疑虑踌躇，又反映了他的不避艰难、孜孜以求。
西蒙·波娃对影片做了满怀深情的修改。
戈兹、普隆和博斯特则充当了和蔼可亲的顾问，常常倾注心血地对影片提出建议。
几十年风尘在眼前席卷而过……
银幕上，萨特坐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的工作室里，一面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一面用他那尽人皆知的生硬刺耳的声音叙述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叙说他对偶然性和他自己容貌丑陋的发现——在70岁的萨特的心目中，这两者似乎联系在一起的——A·马德森这样写道。萨特娓娓叙述着他与尼赞的友谊，他与西蒙·波娃的结识，勒阿弗尔的令人恶心的岁月，1940年的战俘营，战后的存在主义声名和与共产党人的论争，以及通过剪辑新闻短片再现他出席自己的剧本的首演式，他访问古巴以及1968年与西蒙·波娃在街头兜售革命报纸时被送上警车的画面。
再过一年，便是萨特和西蒙·波娃结识50周年了。西蒙·波娃深情地说：“自从我21岁以来，我从未孤独过。”萨特回首往事，亦充满欣慰地认为是个美好的人生。“我看不出我能对生活有什么指责，它把我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同时，它又使我明白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萨特其人》中既有西蒙·波娃作为剧中人的直接参与，也有关于这一对心心相印的伴侣关系的生动描绘：
康塔特：（对萨特和西蒙·波娃），在你们的工作中，在你们的写作中，你们是怎样互相帮助的？
西蒙·波娃：我们的基本作法是互相阅读和评论对方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在我发表作品前，我总是先把原稿拿给萨特看。萨特也很少在未经我先看原稿之前发表他的作品，我们互相阅读我们正在写作的作品，然后一起对它进行讨论。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是相当严厉的。即使我们起初会抵制对方的批评，但在最后我们总是考虑对方的意见。我们也讨论其他与我们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著作。与此同时，我们知道这些著作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做使我们感受一致并得到在我看来是非常正确的看法。萨特或者我经常顽强地捍卫各自原初的见解，但在最后我们又都很少互不让步。
萨特：我认为我们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实际上那恰好就是福楼拜所要求的：一个能把自己置于作家思想的中心位置的批评家。那就是我们相互之间所做到的了。我们各自了解对方的意向，知道各自想说些什么或者我们想证明些什么。因此，我们能在相互了解的范围内互相批评，把我们自己置于对方思想的中心位置……
阿斯特鲁克：在你们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吗？
萨特：曾经？任何时候都是如此！（笑）
博斯特：我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听到过一些相当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有歇斯底里的尖叫。
西蒙·波娃：有时，我们的争执是这样的高声大气，以至于博斯特——我们用餐的同伴——来到门口，听到这样的尖叫后，会不按铃，蹑手蹑脚地走开，说：“待事情平静下来后，我再回来吧。”事实是，在声调上的争论比实际上的争论要激烈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