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特跳起来，眼中充满了格斗的目光
1929年9月，西蒙·波娃租下了外祖母的公寓，终于有了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从此生活中有了一种了无挂碍的轻松感和自由感。将新居装饰一新后，她热切地期待萨特在10月中旬回到巴黎来。
在利穆赞的时候，西蒙·波娃与萨特通常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幽会。每天早上，她欢快地穿过一片有绿茵草地的园林，跳过障碍物，奔向那露水淋淋的草地。他们总是接着在巴黎市内没有谈完的话题往下谈，而且觉得即使谈到“世界末日”也仍感到时间太短。她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和萨特正在一起写一本有关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书。之所以胡诌这些，是想迎合他们的反共思想，以改变他们对萨特的偏见。然而，她的这一努力显然没有奏效，当她和萨特坐在草地上交谈时，她发现她父母在一旁监视。
她父母朝他们走来，头戴一顶发黄的草帽的父亲，表情严肃而复杂。这时，身穿有悖传统的红衬衫的萨特跳起来，眼里充满了格斗的目光。她父亲非常礼貌地要求他离开这个地方。萨特则称他早已下定决心，只要他自己愿意，便决不离开这个地区。后来，他俩的幽会更加隐蔽，她父亲也没再出来干预。
10月，萨特来到了巴黎。不久后他将去服兵役，这之前的度假时间，他们每天早上在卢森堡公园会面，直到深夜才分手道别。他们相互各抒己见而不回避争执，以纯理智之光充实自己的头脑，同时创造他们的幻想。一旦出现难堪的局面或不愉快的状况，他们就以哑剧和演戏的方式巧妙地摆脱这种困境，要么把剧情搞得七颠八倒，要么表演得滑稽不堪，要么对剧情作随心所欲的探究。这种摆脱困境的方式使他们获益非浅。
一般情况下，萨特总亲昵地称她“海狸”，偶尔也以“波娃”呼之，而无论怎样花样翻新或变着花样大加渲染，其目的无非是取悦于她。萨特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特别是当他早上依然睡意矇眬或者环境使他心灰意懒的时候，他便像一只刺猬一样把身子缩作一团。西蒙·波娃便总是把他比作“海象”，而他便模仿起这种动物，向上翻着眼睛，一面叹气，一面作默默的祈祷，直到两个一齐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一直保持彼此致乐逗笑的习惯。
他们俩阅读着大量的书籍。西蒙·波娃的英语比萨特好，她读了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全部作品和亨利·詹姆斯、丽贝卡·韦斯特、辛克莱·刘易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的大量作品。但她对文学创作不如萨特那么热忱。西蒙·波娃非常看重“生活”，而萨特则绝对地相信“美”。他精神饱满，脾气倔强，不管个人苦恼有多么严重，也仍然坚持写作。想到他的这些优势，西蒙·波娃从中得到了安慰。
2“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契约吧。”
一天下午，他俩和尼赞夫妇一起去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看普多夫金的《亚洲风暴》。顺便提及的是，萨特把电影看得跟书籍一样的重要。在电影院里，他发现了他所谓的“艺术的根本必要性”的东西，以及与之相依存的他们自身存在的偶然性——这是他喜爱的一个词。他常常在电影院里旁若无人地哭出声来，为了一首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或者是某个动人的故事。
这天，在他俩看完电影，走回拉丁区的路上，萨特说：“我们签订一个为期两年的契约吧。”这两年中，她可以在巴黎生活，而且两人都愿以最亲密的方式一同享用这两年的光阴。之后，萨特建议她也应该去国外找个工作——他自己也正在寻找出国工作的机会，当时法国公开招聘赴日本讲学的讲师，他已于1931年10月正式提出了申请——他认为，他们俩可以两地分居二三年，然后在其他地方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可以使双方彼此互不陌生，谁也用不着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这条连接两人间的纽带。当然，决不能把这种断断续续的同居生活庸俗地视为一种义务或习惯，而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它向这方面堕落。
对他的意见，她完全表示赞同，虽然对萨特设想的这种分居有些疑虑不安。她相信萨特是言必果的人。凡他提出的建议都不是含糊其辞的空谈，而是付诸实施的前兆。在她眼中，对她无所不谈的萨特好比一部公开的读物，她没有必要为他作杞人之忧。
那么，在为期两年的“契约”期间，根据协议双方有权享受相应的“自由”。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给这种崭新的关系。尔后，他们又达成了另一协议，即双方不仅不应互相欺骗，而且不应互相隐瞒。他用他喜欢的术语向她阐释道：
“我们之间的爱，是一种真正的爱。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意外的风流韵事，那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她与他的观点一致。她相信他们两人的关系能够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枯竭。这种永恒的关系并不能替代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所得到的那种转眼即逝的快乐。既然如此，又怎能有意地放弃那些异彩纷呈的感情呢？
西蒙·波娃认为，与他人取得基本的相互理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难得的。对她来说，这种基本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具有无穷无尽的价值。萨特长她3岁，是她的同龄人，他们一起登上了探索世界的征程。她真诚地信任他。他所给予她的那种绝对可靠的安全感，她只从父母或上帝那里得到过。当她投入自由世界的怀抱，她发现了头顶上是一片完整的天空。“一个纯正的目标激励着我们，它推动着我们去吸取一切经验，并对这一目标进行验证。……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使自己的意志坚决地服从这一共同目标的要求，甚至在我们分离的时候，我们也仍然认为：我们心心相印，约束我们的契约却给了我们自由，而正是这种自由使我们越来越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了。”
西蒙·波娃说，他们俩实际上是一对不可思议的夫妻。
3她想知道：适应一个人是否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这个人
1929年11月，萨特出发去服18个月的兵役。顺利地通过基础训练后，他被分配到部队的气象部门。1930年1月，他被调往位于巴黎西南150英里的图尔附近的一个兵营，他的工作是每隔两个小时晃动一下风速表，用电话将测得的风力通知另一个地方的气象站。
每逢星期天，西蒙·波娃总来气象站，并带来一抱书。8月，西蒙·波娃在圣拉德贡德的一家小旅馆中住了一个月，那儿离气象站只有十分钟路程。晴天，她在一条小河边读书，以此打发上午的时光。中午后爬上山坡，在离气象站几码远的地方与萨特见面。出于羞怯，不敢在青天白日上她的房间，便在野外做爱。
军事气象站的工作有着大量的空暇时间，萨特在发奋写作，其中《真理的传说》头一章，篇幅很长，在尼赞的帮助下，由对重要作品有很苛刻的鉴赏力的杂志《比菲》发表了。西蒙·波娃也开始写小说，可写到第三章就写不下去了，她觉得自己像是在完成学生作业。无所事事和以为自己会令萨特失望的想法，使得西蒙·波娃对自己恼怒不已。她想知道：适应一个人是否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这个人？
4 她的理智无法屈服于她那强烈的生理欲望
发现自己的性欲也使西蒙·波娃困窘。
与萨特分开几周甚或几天，她就发现自己浑身充满对他的渴求——缺少他的肉体确实能引起痛苦。她的理智无法屈服于她那强烈的生理欲望。她不喜欢活受罪。糟糕的是，列车上或地铁中抚摸她的陌生的手，也会引起她身体内难以抑制的强烈感受。她后来写道：
“我缄口不提这些不体面的事，在我奉行我们绝对坦率的政策之后，我以为这种保留是一种试金石。如果说我不敢吐露这类事情，那是因为说不出口。我的肉体促使我作这种保密，因为它已成了我们之间的障碍，而不是纽带，我对此深感怨恨。”
她曾随帕尼耶单独在一起作过为期10天的乘车旅行。就在出发的前两天，埃尔博到了巴黎，告诉她要在巴黎单独待两个星期，而且没有夫人作陪。这就等于暗示她，他有时间陪她。她解释说不能使帕尼耶失望。埃尔博坚持要她放弃随帕尼耶旅行的计划。两人看电影时，她一直抽泣着，反复地讲：“可我答应了……”事情的实质是，埃尔博属于过去，而她却要献身未来，尽管现实会限制她和帕尼耶的亲密程度，但他们仍然期望着无终止地丰富和发展这种友情。挥泪作别埃尔博后，她和帕尼耶如期上路了。一路上风光十分迷人。令人遗憾和奇怪的是，如胶似漆的10天以后，她发现在她和帕尼耶之间突然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可见即使是最幸福的时候也有其严峻的时刻和偶尔的阴影，悔恨便可能在其中生根发芽。
5 萨特总是带着羡慕的神情谈起卡米耶
一个对自己缺乏自信心的人，可以激起另一个人的某种情感。
糟糕的是，萨特开始把一个名叫卡米耶的女子奉为独立自主的楷模。西蒙·波娃急于想去见见这个迷人的家伙。一天晚上，她去观看卡米耶的演出，两人相见后，西蒙·波娃不得不承认，卡米耶的确具有一种难得的诱人的魅力。她长得非常美丽，淡黄色的头发浓密秀长，眼睛碧蓝，皮肤娇嫩，身段诱人，手腕和脚踝完美。她极力使自己又美丽又聪明，她发誓要争取获得非凡的命运。作为开端，她转向性私通领域。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毫不反抗地任凭她家的一个朋友奸污她。18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常去外面幽会。
她和萨特是在佩里戈尔参加他们朋友的一次葬礼时认识的，当时她22岁，萨特19岁。萨特身着一套淡色的西装，头戴一顶继父的帽子，帽檐几乎压近睫毛，无聊使他脸部毫无表情，脸色非常难看。卡米耶为此很是吃惊，“这是米拉波。”她喃喃自语道。
他们在一起待了四整天。萨特使她相信，他可以帮助她摆脱偏狭的平庸，鼓励她博览群书，动手写作，他会帮助她脱颖而出。他们互相写信。与此同时，萨特在一点点地攒钱，以便能去卡米耶所在的图卢兹旅行。攒够这笔路费，大约花了半年时间。在后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每次他去那里待的时间很短。半夜时分，他站在药店前的人行道上守候灯亮，灯亮则意味着卡米耶已向母亲道过晚安。这时，卡米耶走下楼来，打开前门让萨特进去过夜，一直待到黎明时才离开。出于省钱的原因，他甚至连旅馆都不去，趴到公园的长凳上或去电影院里打个盹，等到晚上又如法炮制，与卡米耶共度一个个销魂的夜晚。
在他们认识的第二年，卡米耶来到巴黎。为了让她尽情享乐，萨特四处借债。他为她预订破烂旅馆，带她去一些小饭馆和舞厅，很使她失望。萨特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具店给她找了一个卖明信片的工作，可她丝毫不感兴趣。由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他们断绝了关系。尔后，她设法接近了迪兰。一心要作乔治·桑的她，雄心勃勃地写剧本，写小说。在剧院干了好几件引人瞠目结舌的反常事：醉醺醺地走上舞台，将男主人公的假发一把拉掉后哈哈大笑；另一次，她爬着跳舞，并一边把裙子提过腰际；迪兰写信责备她，她则把信贴在剧院专用于写通知的黑板上；一次她与齐娜竟往家中带回两个男妓，第二天早上，男妓抢走了她们的钱和内衣，她们却不敢声张。
卡米耶与萨特又有了接触，萨特很开心地听她绘声绘色地讲述戏剧界的丑闻，却无意再次把他们间的关系恢复到以前的亲密程度，卡米耶对此非常恼火和失望。所以，当卡米耶出现在西蒙·波娃面前时，她用萨特的眼光接受了卡米耶。每当萨特谈起卡米耶时，总是带着那种近似羡慕的热情。当他尽力促使西蒙·波娃摆脱懒散时，他总是以卡米耶为例，说她如何彻夜不眠地写作。于是，西蒙·波娃发现卡米耶同萨特一样，把全部的赌注下在她未来的作品上。西蒙·波娃于是感叹道，也许除了她与萨特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亲密，萨特对卡米耶要比对她更加尊重。也许事实上卡米耶是一个更加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不是嫉妒给她造成的痛苦，她则不会为卡米耶这么激动。
6 他说，如果两人能够结婚……
1931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萨特接到一封信，信中说，去日本的讲师位置已给了别人。
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好在大学请他在学年的最后一学期为勒阿佛尔学校的哲学教授代课，当时这位哲学教授正患精神分裂症。他被允许再待一年，这真是天赐良机。既然目前只能待在法国，自然希望至少在巴黎附近的什么地方教书。这样一来，西蒙·波娃就用不着担心使她非常害怕的分手了。
西蒙·波娃在马赛找到一份工作。但她感到这几乎是十分糟糕的“流放”。10月2日，她发现自己已远离巴黎五百多英里了。
面对她这惊恐的状态，萨特建议修改两人当初商定的契约。他说，如果两人能结婚，就有在一起工作的便利。再者，从长远观点看，这种结合也不会严重地影响各自的生活方式。
这种情形使她感到出乎意料。
因为迄今为止，他们俩甚至根本没有考虑服从于一般习惯和社会风俗的可能性，结婚的念头压根儿就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闪现过。按照他们俩的一贯思维和主张，不结婚乃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
萨特劝导说，在这种环境中，为了一个原则而折磨自己简直是愚蠢的。
然而，结婚就意味着成倍增加了一个人的家庭责任，而且，实际上增加了一个人的日常琐碎工作。他俩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任何调整，都将严重影响他俩之间的现存关系。她也明白，因为不能出国，萨特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为了在外省教书，他付出了他的自由，付出了他的青春年华。加入已婚男人的行列，意味着一种更大的放弃，而不是获得。只有一种考虑才能使他俩向所谓的合法屈服：想要孩子。然而他们两人都没有这一欲望。西蒙·波娃认为，她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使得她采取了一种不为任何冲动所动摇和她自己也不想抛弃的态度。她从不排斥人家做母亲，只是认为这绝不是她生活的本分，没有孩子，她才能干自己的正事。她觉得有他们自己和他俩的关系这就足够了。
不过，他俩还是修正了起初的协议，因为两人不再考虑依靠一个临时性的相互“担保”，他俩的关系比开始时更紧密，更难舍。这种关系允许双方短暂分离，但不允许长时间天各一方。两人没有海盟山誓，但的确同意在时日尚多的而立之年来临之前推迟任何分离的可能。后来，西蒙·波娃在她的小说《女客人》中通过男女主人公之嘴写道：
“‘就我们俩来说，谈不上什么忠诚不忠诚’，皮埃尔把弗朗索瓦兹拉到他身边说，‘你和我完全是一个人。你知道，事实上我们无论谁少了对方都难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