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莹对我说，从那时起，她就怀疑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某一个角落。她决定立即飞赴重庆，见一下赵耀庆。她早就知道，赵耀庆隶属于军统，他很可能巳经得知葛任的准确消息。宗布想和她一起去，但遭到了她的婉言拒绝。到重庆的第三天，她终于在一个酒吧里（注：这与阿庆的自述略有出入）见到了他。出乎她的意料，赵耀庆以人格担保，声称自己对此毫不知情。他显然说了谎。因为她后来得知，就在他们谈话之后不久，赵耀庆就去了大荒山白陂镇。她说，在随后的几天里，在歌乐山腰，在嘉陵江边，在夫子庙前，她反复念诵着《蚕豆花》，默默流泪……
看了阿庆的自述，我们便发现，冰莹其实误解了阿庆他们见面的时候，阿庆确实“毫不知情”。关于修改后的《蚕豆花》一诗，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里暂且不述。
命令
出邪了，俺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几天，俺就得知葛任果真还活着。娘那个X，组织上果然要派俺去大荒山。那是不是戴笠的意思，俺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想歪了。戴笠是啥货色，狗屎不上粪叉，俺为啥要替他隐瞒。认真点？俺很认真呀！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可共产党人却最讲认真。当时俺都叫他戴老板。戴老板不光是阎王爷转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个铜葫芦，密不透风。临行前一天，俺还见到了戴笠，是在白公馆。但他没有和俺说起这事。那时候，狗曰的正在骂人。你们知道他的口头禅吗？他的口头禅是意思是“该死的笨蛋”。你不会英文？来，俺替你写上。你说得太对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如果挨骂的真是个笨蛋，并且还是条恶棍，那又该怎么说呢？所以，俺不认为戴笠骂谁，谁就是俺的朋友。他们是狗咬狗，一嘴毛。是啊，戴笠认识俺。之所以认识俺，是因为他和俺是老乡，俺的老家在浙江，俺和他都是（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人。保安有座山，名叫仙霞岭。他家住在仙霞岭上的龙井关，俺家住在仙霞岭下的凤凰村。对了，还有没有烟了？俺再抽一根。抽凤凰，忆故乡嘛。有一句话说得好，尽管他乡的山更美，水更清，他乡的姑娘更多情，人总是要怀念故乡的。好，咱们言归正传。俺能在军统站稳脚跟，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可这个戴老板怎么也想不到，俺其实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表面上，俺对他毕恭毕敬；心里面呢，却时刻想着埋葬蒋家王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别看戴笠牛X哄哄的，他骨子里愚蠢得要命。要不，他怎么看不出俺的真面目。当然，这与俺对敌斗争的策略也是分不开的。策略是革命的生命线，为了人民的利益，俺时刻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这样说行吗？
找俺谈话的不是戴笠。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对葛任同志的革命生涯很了解吗，那就应该知道范继槐。对，早年间范继槐曾与葛任一起去日本留学，葛任学的是医，他学的是法律。同志们都知道，法律就是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俺这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范继槐不是啥好鸟。范应该是按戴笠的旨意来和俺谈论此事的。他对俺说，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葛任现在藏在大荒山白陂镇。俺听了直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一准是搞错了。他问为啥不可能。俺说，人死如灯灭，他死这么久了，可能已经沤臭了，怎么可能又拱出来呢？他说，这就对了，你去了之后，首要任务是要搞清楚，那人究竟是不是葛任。不是，那就把他放了；是，那就搞清楚他在那里有何贵干。他还特意交代俺，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打草惊蛇，在得到最新指示以前，不要伤他一根汗毛。
蠢货啊蠢货！这还用你交代，俺当然不会伤他一根汗毛。可是，心里可以这么想，嘴上却不能这么说，一说不就露馅了吗？俺故意问他，为啥呀？他说，这是因为葛任乃知名人士，处理不当，会给党国脸上抹黑的。范继槐还有一句话，俺记得很牢靠，《红灯记》里鸠山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这叫放长线钓大鱼。狡猾吧？真是狡猾透了。俺后来想，娘那个X，他们派俺去，还真是找对了人。一来，俺在以前去过大荒山，地形比较熟；二来，俺了解葛任。当然，也可以说那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他们哪里知道，俺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一颗红心时刻向着宝塔山。
刚才，谁在门口闪了一下？是不是和你们一起来的？让他进来呀。嗜，原来是俺的队长。队长最喜欢听俺讲故事，这会儿他一准想进来听听。他的歌唱得好，最拿手的是《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男女声二重唱。连《东方红》，他也要来个男女声二重唱。男的唱一句“东方红”，女的唱一句“太阳升”。他说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的女搭档去年死球了，一大包老鼠药吃下去，不死才怪呢，一头水牛也能放翻。她为啥服毒？你应该去问队长。现在队长只好自己唱了，唱一嗓男声，再唱一嗓女声。他经常来找俺，说俺给你唱一段，你给俺讲一段。俺喜欢听他捏着嗓子唱女声。唱得好啊，好像把人领去了陕北高原。俺这个人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他唱一段，俺就讲一段。不，俺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葛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俺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葛任。队长感兴趣的是女妖精。对胡蝶和戴笠的花花事，他更是百听不厌。每听完一段，他都要吐一口痰，呸，小妖精，真他娘的不要脸啊。这会儿，他一准以为俺又在讲戴笠和胡蝶呢。
俺讲到哪了？对，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候俺是组织安插在军统的表演，表演就是特务。几天前山下放电影，队长带俺们去了，因为去晚了，只好坐在背面看。有一位年轻人看得很入迷，边看边咕哝，当特务可真美啊，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女人暖被窝，美死那狗日的了。要不是怕影响大家看电影，俺一准给他上堂政治课。特务也不是好当的呀。一来你得脸皮厚，机关枪都打不透；二来你得心肠硬，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不到这两点，想当好特务，简直是白日做梦。那个年轻人看问题没有一分为二，光看到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没看到人家背后受了多少苦。起初，组织上找俺谈话，让俺打入军统的时候，俺就有这种思想顾虑。可是后来，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俺终于想通了，反正革命工作不分髙低贵贱，表演就表演吧。俺还想，虽然俺当了婊子，可是组织上会给俺立牌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怎么样，让俺说着了吧？你们来看俺，又给俺烟抽，又给俺茶喝，不就是在给俺立牌坊吗？
东方红
在这次谈话结束以后，阿庆终于打听出来，他之所以暴露身份，被组织上调查，就跟他们的队长有关。所以，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队长拉下了马。济州大学退休教授张永胜，当时也在莘庄茶场劳改他戏称是阿庆的劳改同事。接受我的采访时，张教授说：
阿庆没说谎，队长爱唱。他嗓子好，外号就叫知了。茶场有一株老槐树，上面拴着一只大喇叭。它就像个巨大的鸟窝，上面落满了鸟粪。你大概不知道，当时，全国的大喇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终了曲都是《国际歌》。大喇叭就是队长安的。
阿庆死前，上面已经开始调查他了。上面还鼓动我们当中的积极分子提供揭发材料，然后交到队长手里。什么，我是不是积极分子？你看我像吗？咱不谈这个，还谈阿庆和队长。有几天，为了整理揭发材料，队长白天睡觉，夜里工作。问题是，多年来，我们都习惯了，一起床就要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不唱《东方红》，就像没有洗过脸。习惯成自然，喇叭里放《国际歌》的时候，刚刚起床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唱起了《东方红》。喇叭里放《东方红》的时候，正准备睡觉的队长却不由自主地要唱《国际歌》。不唱《国际歌》，他就像没洗脚，躺下也睡不着。曰怪吧？听上去日怪，其实不日怪。有一天早上，他被阿庆逮住了。当时我们正跟着大喇叭唱《东方红》，唱到“呼尔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时候，队长却刚好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次，阿庆终于抓住了队长的把柄。他说为什么我们歌颂大救星，你却偏偏要说没有神仙皇帝。大救星是什么，不就是神仙吗？说说看，你为什么要唱对台戏，安的是什么心，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是什么？”阿庆这么一咋唬，队长脸都吓绿了。
认真一琢磨，他妈的，阿庆的逻辑还真的无懈可击。可当时，我们却没人敢声援他。那时候阿庆大概巳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非要把队长拉下马。可是阿庆命不好，没过多久就死了。他死后，队长本人也受到了调查。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他也死掉了。跟阿庆一样，也是自尽。到现在，我一听见《东方红》，就会想起阿庆啊、队长啊、喇叭啊什么的。对，还有鸟粪。唉，说起来阿庆还算个有福之人啊。瞧，临死还拉了个垫背的，不是有福之人又是什么？
奔丧
啥，俺和葛任是怎么混熟的？说来话长啊。俺是先认识他父亲，后认识他的。他父亲叫葛存道，在杭州经营一个茶厂。他是不是康有为的孝子贤孙，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茶厂的老板叫胡子坤，早年在日本呆过，和葛存道是朋友。胡子坤瘫痪在床，不能理事，儿子胡安又不在身边，就把革命重担交给了葛存道。对，胡安就是冰莹的父亲，胡子坤就是冰莖的祖父。不是胡传魁的魁，是扭转乾坤的坤。那会儿，俺父亲就在茶厂做工。四五岁的时候，俺娘死了，俺父亲就把俺从老家带到了杭州。屋漏偏逢连阴雨，没多久，俺父亲也死了。胡子坤和葛存道都没有撵我，俺就在胡家呆了下来。那会儿，俺每天都能见到葛存道。他肩上的担子重，心中的责任强，每天都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大家两眼一睁，忙到吹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很喜欢俺，夸俺聪明、懂事，人小志气大，还说跟他儿子就像从一模子里倒出来的。他写字的时候，常让俺在一边研墨。跟后来的葛任一样，他也是文弱书生的模样，爱干净，待人和气，喜欢刷牙。第一次看他刷牙，看见他吐出来的白沫沫，俺还以为他是革命的老黄牛变的。
那会儿，有个女人常从上海来看他，那女人很俊俏，留着剪发头，围着围巾，有点像电影里的江姐。她每回来都带好多糖，给工人们的孩子发糖。啥，糖衣炮弹？你要说那是糖衣炮弹，那工人阶级的后代们最爱吃的就是糖衣炮弹了。好，不说这个，还说葛存道。葛存道也经常往上海跑，每次回来也给俺带糖吃。俺最喜欢问他，你啥时候去上海？上海的阿姨啥时候来？每次问他，他都要摸摸俺的头。他说，俺跟他儿子一样，头上也有两个旋，还说他儿子名叫阿双。对，阿双是葛任的奶名。俺问，啥时候能见到阿双哥哥呢？阿双哥哥会给俺带糖吃吗？他说阿双在青埂，离杭州很远。还说啥时候去青埂，他一定带上俺。那会儿俺还不知道，他并没有见到过儿子。有一回，他又从上海回来了，又给俺发糖。这回俺没有接糖。俺对他说，快去看看吧，老爷不行了。葛存道赶到胡子坤身边时，胡子坤已经咽气了。
俺就这样讲，行吗？好，那俺就接着讲。
葛存道写信给胡安，让胡安赶紧回来。还是他写信，俺研墨。过了几个月，胡安才从法国赶回来。那还用问，胡子坤早就埋了。
胡安回来的时候，俺已经把胡子坤那档子事给忘了，看见人们叫他少爷，俺才知道他是回来奔丧的。他带回来一个女孩，比俺大七八岁，穿着花裙子，洋气得很。对，她就是冰莹。杂种？不，她可不是杂种。她母亲也是中国留学生。她母亲没有回来，所以俺没有见到，真没有见到，哄你是狗。不，冰莹没给俺带糖。她带回来的是一只狗娃。狗娃还有名字呢，叫巴士底。俺还从没听说过，狗也能有名字。俺很快就跟巴士底混熟了。啥狗都改不了吃屎，俺每回拉屎，都要想着巴士底。有一回俺告诉冰莹，巴士底最最最喜欢俺拉的屎，冰莹立即不准俺和狗玩了。俺曾听她说，狗是从巴士底监狱外面的街上捡回来的。你说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不瞒你说，俺也想过这个问题。可胡安说了，法国的工人阶级也都喂狗。巴士底肯定是工人阶级喂的狗，喂不起了，才丢到街上的。
胡安在法国学的是戏剧，对管理茶厂一窍不通。他也学他父亲，把茶厂交给了葛存道，自己当甩手掌柜，每天领着冰莹东游西逛。跟葛存道一样，他也喜欢往上海跑，有时候他们一起去。有几次，俺也跟去了，跟他们一起住在江姐家里。江姐是谁？俺不是说了吗，就是常来找葛存道的那个女人，她长得很像江姐。她姓啥？姓林，跟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一个姓。俺后来才知道，当时他们想在上海办一个图书馆，地址都选好了，离江姐家很近。胡安从法国带回来的书，都运到了上海，暂时放在江姐家里。俺记得很清楚，胡安喜欢高声朗诵，有时候一边朗诵一边哭，有时候一边朗诵一边笑。他说，这就是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是谁？是个外国人，写戏的，写的是外国的样板戏。俺不喜欢他念戏，可每回他问俺念得好不好，俺都说好。你说好，他就带你到外边吃饭，啥好吃让你吃啥。你说不好，他就不出去吃饭了，派俺上街买回来几个烧卖就行了。啥叫烧卖？烧卖就是包子啊，馅跟肉粽子差不离。不，俺只是有啥说啥，绝非拐弯抹角向组织上提要求。呆会儿吃饭，你们尽管吃肉，俺喝碗汤就行了。有时候没有烧卖，他又让俺跑很远给他买面包。那会儿啥叫面包俺都不知道，是冰莹带着俺去的。冰莹说，在法国时她每天都要吃面包。你说啥，胡安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请记住，胡安去的可是法国。法国是什么地方？巴黎公社所在地。你要知道，巴黎公社可比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还要早，牛X得很。他在法国呆那么久，一准到巴黎公社插过队，下过乡，当过基千民兵，扛过半自动步枪。面包也算资产阶级（注：此句不通，原文如此”鸡巴毛，话可不能这么说。列宁同志也吃过面包，还教导人们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有一回，葛存道在上海呆了很长时间。回来以后，一看见厂里那么脏，苍蝇到处飞，老鼠到处窜，他就生气了。他就领导俺们除四害，灭鼠灭蝇，反正又是两眼一睁，忙到吹灯。可就在那年春天，葛存道永远地吹灯了。啥意思？吹灯拔蜡，死了。
怎么死的？吃枪子死的。那是在杭州的葛岭。葛岭上有很多菩提树，刽子手就藏在菩提树上面，砰，一枪就把他撂倒了。说来也巧，葛岭好像真的与他们葛家有缘分似的。日他娘的，有些东西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同志们都知道，刘备的军师凤雏，就是在落凤坡被箭射死的。俺可不是迷信，俺最最最反对迷信。俺只是说，有些事，还真他娘的说不清楚。后来查明，射杀葛存道的，是一把左轮手枪。你们见没见过左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离不开左轮手枪。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俺也多次带着左轮南征北战。那东西装在口袋里，大小跟一包凤凰烟差不离。好，俺再抽一根（烟广左轮很短，鸡巴硬了都比它长；枪口又细又光溜，就像婴儿的鼻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