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地点是尚庄。前面说了，冰莹原来也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可那天，她偏偏没去，是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我这才从葛任那里知道，冰莹怀孕了，不能再淋雨了。对，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没去，葛任也没去。瞿秋白那天来找葛任，讨论拉丁化方案，想去也去不成。我？当然去了。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去了，不能不给胡安面子啊。胡安化了装，帽檐朝后，装模作样地抽出皮带，严刑拷打台上的那个女人，非要让人家交代红军的下落，还不时在人家的脸蛋上左摸一下，右摸一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乐了。我旁边的一个人也梧着嘴笑个不停。我一看，那人正是杨凤良。杨凤良得意地告诉我，他认识那个女演员，因为她常去找他的相好，要跟她学唱歌，跟她学茶艺。我们影响旁边的人看戏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看见他们都握着拳头，不停地喊着打死白匪。你说得对，这说明胡安演技髙超。我和杨凤良也跟着喊打死白匪，打死白匪。什么叫白匪？国军称红军为赤匪，红军称国军为白匪。为了让胡安知道我们在为他捧场，我和杨凤良把嗓子都喊哑了。胡安别提有多得意了，又是叉腰，又是吐痰，在台上横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就像一只大螃蟹，吐白沫的大螃蟹。把那个女演员“打昏过去”以后，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幕后。我记得最后一幕是这样的，那个女演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发表了一通演讲，然后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打死白匪，打死蒋介石，打死汤恩伯。就在她振臂高呼的时候，舞台前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是一声枪响。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白匪杀过来了。等我迷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观众在放枪。而应声倒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胡安。他刚从台上下来，还没卸装呢。他太性急了，急着向观众打听对他的演技有何反映，可还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就吃了一枪。他躺在一摊雨水里面，嘴张得很大，眼窝里都是泥，有一只耳朵也被打豁了，看上去就像拉丁字母V。
这么多年来，胡安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川井向我提起希望小学的事以后，胡安在我眼前晃得更勤了。去年有一天，我抚今追昔，夜不能寐，一时心血来潮，就賦诗一首。夫人还以为我在给哪个小姐写情诗呢，追着要看。我认为我写得不错，看过的人谁不说好。好几家报纸都争着发表，后来《诗学》（《中国诗学》）捷足先登，把它发了出来。不过，诗里面没有提到胡安的大名。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啊。道理很简单，他生活在历史之外。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上提到他。有谁知道他呢？谁也不知道，所以写了也是白写。再进一步讲，中国诗词讲究平仄，把胡安（两个字）放到里面，也不好押韵啊。
历史诗学
在《中国诗学》杂志2000年第3期上，我看到了范继槐先生的那首诗。从诗中看，范老确实早就想过重游白陂了：
千里跋涉寻梦来，半世灯火照戏台。
军民同欢军歌亮，白云河映白陂月。
东边喊罢西边和，前幕拉上后幕开。
想方设法要胜利，你称赤匪我称白。
外教东进短兵接，本帅西向长征烈。
荒山依旧枋口绿，老泪犹滴苏维埃。
诗中果然没有出现胡安的名字，更没有提到胡安的英雄事迹：为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而造假。范老说的并没有错，从诗学角度讲，把“胡安”、“造假”这些字眼放到里面，还真是“不好押韵”。由此看来，曾外公胡安的死，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
曾外公胡安当年的“造假窝点”，位于白陂镇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山谷。有趣的是它也叫后沟如前所述，白圣韬曾被关押在延安的后沟。我曾经到过这个后沟。时过境迁，现在那里只剩下了一间行将坍塌的石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从石屋前裂开的石条中长了出来，犹如梦幻之物。石屋的周围杂花生树，树枝上落满了鸟粪。这一切都说明，它早已被人遗忘在了时光的尽头。
最先透露胡安死讯的，是上海的《民权报》和天津的《津门报》，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下文选自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00月10曰出版的《津门报》，里面提到“赤匪造假高手胡某”是被政府某保安团击毙的，这显然与范老的自述大相径庭：
记者近日从XX保安第XX团获悉，赤匪造假高手胡某巳被击毙，给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自二十年（注：即1931年）九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赤匪要犯以来，赤匪要人已屡受重创。胡某虽非赤匪要人，然其制造假钞，图谋危害民国，破坏安定团结之大好局面，逆迹显著，亦不可小覷。据悉，胡某此次是在参加一个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与军队形象的活动中，被我乔装打扮的保安团成员击毙的，可谓死有余如果这段话属实，那么事情就太蹊跷了：因为如果曾外公是被保安团击毙的，那么依照惯例，苏区定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事实上，曾外公与烈士这个称号毫不沾边。毕尔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中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这个谜团的解开。他首先写道，是我的姑祖母首先看到《津门报》上的这篇报道的。我的姑祖母立即怀疑，文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葛任的岳父胡安，并担心葛任也遭遇了不测。毕尔牧师接下来写道：
因为《津门报》曾宣称，“凡天下所可刊新闻，无不刊登。”所以上面时有虚假报道。我想以此说明，这很有可能是妖言惑众之辞。但我无法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忧虑也与日倶增。这之后，我通过红十字会中的朋友查询此事，得知死者确系胡安先生。不久，红十字会中又传闻，胡安其实是被红军击毙的。因为红军已经败北，正图谋转移，而胡安对红军巳毫无用处。至于政府所宣称的是保安团乔装打扮深入苏区内部所为一说，其实只是政府的离间之计。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即以此诱使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及自相残杀，从而走入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实，这几种说法里面，我倾向于相信范老的说法，即曾外公的死，是由于观众混同了艺术和现实的界线而误致的。我想，如果热爱戏剧表演的曾外公胡安泉下有知，对《津门报》和《东方的盛典》上的说法，他也不会认同。他或许还会认为，能够死于观众之手，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顺便补充一下，我最近一次见到曾外公的名字，是在《南方金融时报》年10月12日）上面。众所周知，这已经是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了。我看到“胡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与曾外公重名重姓的人。文章的题目是《伪币犯赖治国引渡伏法》。讲的是在香港和美国警方的合作下，公安部门最近捕获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并将其头目赖治国从美国引渡归案。据赖治国坦白，他是在祖父影响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的祖父生前曾向他透露，他的那手“绝活”是跟着一个名叫胡安的人在大荒山学会的。有趣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警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鉴于此前一些伪币犯也曾提到过“胡安”其人，并称胡为“大宗师”，警方认为，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些与胡安有关的犯罪团伙。在庆功会上，有关领导号召同志们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争取为人民再立新功。庆功会上，同志们也都纷纷表示，一定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尽早将所谓的“大宗师”胡安捉拿归案，以不辜负组织上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有什么办法呢？正是因为胡安被排除在了历史诗学之外，他们才会犯这种知识性错误，并注定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
胡安死去当晚，冰莹哭昏了几次，眼珠（泡）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葛任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带着冰莹母女马上离开苏区。他说，左倾路线越来越占上风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许多人都知道我和他在日本时与陈独秀有过交往，对我们不大放心。小姐，我前面说了，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多次到过川田家里，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怎么能想到，现在这竟成了我们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葛任的提醒。多年之后，我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放走葛任，就是考虑到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你说对了小姐，当时我若是不走，指不定会成为左倾路线的刀下鬼。所以，现在提起此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左倾路线害死人，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
谈话地点是枋口小学后面的凤凰谷，四周很静，偶尔能听到一声狗叫。我问，有没有查出那个开枪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催我快走，越快越好。他让我看在昔日的情分，能够把冰莖母女送到天津。说里有两个牧师，一个叫毕尔，一个叫埃利斯，他们会帮助照料冰莖母女的。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派阿庆护送我们走出苏区。
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时，冰莹巳经醒过来了。她要去一个叫西官庄的村子接女儿。因为她一直在演戏，也因为葛任有肺病，容易传染，她把女儿放在西官庄的一个老乡家里。葛任讲，他已经派阿庆去接了，一会儿就接来了，还是先准备行李吧。我们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阿庆。士！到了后半夜，他终于回来了，满脸是血，腿也瘸了。他说，他在西官庄见到了蚕豆，可是带不回来。葛任问为什么？阿庆说，老乡担心他是骗子，专门骗小孩的，死活不愿交给他，还放狗咬了他一下。葛任问他何故脸上也挂了彩，他说路上遇到一群饥民，挨了一顿揍，马也受了伤。后来得知他是一名红军，才放了他一马。冰莹又要昏过去了。葛任一直在安慰她，说保证将蚕豆送到天津。冰莹对葛任说，能不能找翟秋白商量一下。葛任说，秋白也是自身难保，我们别给他添乱了。就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田汗把通行证送来了。从这件事上看，他跟葛任的友谊确实不一般。通行证就是救命稻草，要是没有它，想走出苏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田汗这时才说了实话，告诉我们红军真的要转移了，转移之前，会进行清洗。你不懂什么叫清洗？清洗就是肃反，肃清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过过筛子，有疑点的都要清理出革命队伍。
我们终于出发了，因为走得急，我连自己的相好都没有带。走的还是和胡安来时的路线，只是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不断地想着胡安的死。脑子里枪声一直在响，就像点着一挂鞭炮。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不久前，是胡安把我带到了苏区，现在我却要带着他的女儿逃离苏区。他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当时，我们跑啊跑，昼伏夜出，终于到了大埔。前面说了，大埔是个重要的交通站。可到了大埔，原来的交通员却一个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冰莹交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当然，我给了他不少钱。假钱？哈哈哈，你真是个机灵鬼。没错，确实是假钱。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阿庆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我得再回去一趟。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相好还留在苏区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也太对不起人家了。我要他们在这里等我，等我把那个相好接出来，再一起绕道香港去天津。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去征求冰莹的意见，告诉她，我返回去之后可以把蚕豆带出来。冰莹说。她真是个好女人，反复交代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还说，她时刻为我祈祷。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阿庆刚离开大埔，就被敌人逮住了。
小姐，刚被俘的时候，我并没有投降。我还是撑了几天的。他们说，你们的政权马上就要吹灯拔蜡了，你们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吗？这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区了。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他们争辩。我说，人民，列宁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他们知道马克思，但不知道恩格斯。我给他们解释了好半天，临了，他们突然给了我一个耳光。说，说来说去，恩格斯还不是工厂主的儿子，属于资产阶级。那一耳光打得我七窍生烟。后来，又撑了几天，我就撑不住了。不投降不行啊。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投降，还说我见了女人就磕头。小姐，我给你磕头了吗？没有嘛。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叛徒。笑话！用叛徒这个套子就能把我套起来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诛儒又怎能为巨人做好铠甲呢？听他们那么一讲，我好像毫无信仰似的。谬也！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早日实现现代化。可是，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首先得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知道，我是学法律出身，讲求秩序和以法治国。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干不成。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初那帮人也是这么给我耍花腔的。别说，还真把我说动了，后来我就投降了。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也怨不得我本人。其实，人们每天都在投降，就像每天都有人头发变白。后来，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叽叽喳喳，说东道西，我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既然投了降，还被任命为国军一支小分队的副队长，那就不光要有语言，还要有实际行动。为表现自己拥护安定团结，我就把造市厂供了出来。反正红军要转移了，造币厂也没有用处了，胡安也死了，都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光我投降了，阿庆也投降了，他也供出了造币厂。直到1943年，我在大荒山见到了白圣韬，我才知道阿庆一直是田汗的人。前些日子，秘书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个姓朱的人（注：指朱旭东）写的，上面说，阿庆当年投降是田汗安排的。我再想起当年的情形，就忍不住有个疑问：莫非我当年被俘，就是阿庆泄的密？当然，我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什么？供出冰莹？不不不，我没有，阿庆也没有，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保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