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不难；
活到老写到老，也不难；
活到老写到老还写得好，就难了；
而活到老，写到老，还写得好，居然竟是写诗，那就更难了。
所以，袁枚建议诗人，要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的道理，上了年岁以后，就不必现丑了。
此言，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的诗。
诗载《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
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往往精神衰，重复多繁词。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其奈心感触，不觉口咿哑。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矫之，言情不言景。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
香山，即唐代的白居易（772-846年）；放翁，即宋代的陆游（1125-1210年），两人都为高龄诗人，同时，还是高产诗人。高龄可以高产，但高产不见得高质，后人对这两位大师的晚年之作，颇有一些负面评价。若白居易，明人王世贞称：“极其冗易可厌者。”清人王夫之称：“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若陆游，清人朱彝尊称：“诗家比喻，六义之一，偶然为之可尔，陆务观《剑南集》，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清人田同之称：“不免于滑易。”
袁枚的另一部脍炙人口的《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五十九节，也说到类似的这层意思。
诗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则精神衰葸，往往多颓唐浮泛之词。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况后人乎？故余有句云：“莺老莫调舌，人老莫作诗。”
由此看来，不得不承认，写诗属于年青人的专利，你就看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英国的拜伦、雪莱，中国的李白、李贺、李商隐、杜牧等诗人的创作经历，就知道他们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代，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休看这些外国的、中国的诗人，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等于夭折早殇，但他们却像苍穹里一闪即逝的流星，将他们最绚丽，最光彩的一刹那，照亮天际，划破长空，留下难能磨灭的印象。
因此，体会袁枚的思路，不妨作如此理解，先生们，女士们，到了谈不动恋爱的年纪，最好就不要写诗了。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诗，恋爱谈不动，诗也写不好的。
我们知道诗人写诗，是一次心血的煎熬，需要热血沸腾，需要心跳加速，才能迸发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与谈恋爱一样，是很费精神，很用力气的事情。有人说，诗和爱是孪生兄弟，有人说，诗是爱的副产品，也有人说，爱有多深，诗有多好，道理就在这里。由此推论，一个文人，老了，见到明眸皓齿，婀娜动情，青春亮丽，笑靥迷人的小女子，竟然槁木死灰似的无动于衷，竟然心如古井般的波澜不惊，你还指望他会涌出什么诗情来呢？
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系“性”趣而非兴趣）的文人，说句不中听的话，只不过是苟且地活着罢了，既谈不上什么勃勃生机，也谈不上什么创造精神。不但莫作诗，连小说最好也莫作才是。在文学领域里，诗和小说，纯粹是形象思维在起作用的天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写作诗与小说的心路历程，基本也是这样的。而达到如此三种境界，而源自本我，始自潜意识的性之趣，爱之情，欲之真，望之切，虽然不是构成文学艺术魅力的全部，但却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这也为中外古今文学史所佐证了的。
你已经干涸了，你已经枯竭了，你已经不再是鲜活的血肉之躯，你已经成为木乃伊状的文学人，还能写出什么爱恨情仇，教读者为之歌，为之泣，为之呐喊，为之怒吼呢？诗就是要人血液沸腾的，温吞水的诗叫诗吗？小说就是要人精神激动的，看了直打瞌睡的小说叫小说吗？我们常说，性情性情，必须有真性情，才是真文学。汉语中的这个词汇，“性”虽是“性格”的“性”，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衡量，这个“性”，其实更接近奥地利那位医生弗洛伊德所说的“性”。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行动、思维、欲望，感情、性格、禀赋、天资，乃至所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体内性激素的衍生品，这种论断当然过于绝对化；但人的新陈代谢的总规律，大致是符合《红楼梦》中“护官符”所云的“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规律。当阁下的头脑有点胡涂，记忆有点失灵，胃口有点减退，手脚有点迟笨，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你老先生的性能力，不可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你老太太的荷尔蒙，还继续斗志昂扬，百折不挠。由于到了这把岁数，性之不振，情之式微，心之无力，气之不继，那性激素就像散了黄的鸡蛋，拿捏不起，动弹不得。因此，灵感也就难以升腾，思路也就不能畅通，风雅也就无从得起，文采也就黯然褪色。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诗或小说，肯定就不好看了。所以，性趣（系“性”趣而非兴趣），可以作为文人自我观察的一个指标，若是不战而降，雄风不振，就要考虑是不是还继续写诗下去？是不是还继续写小说下去？
所以，袁枚说：“香山与放翁，此病均不免。奚况于吾曹，行行当自勉。”既是当头棒喝，也是至理名言。这种“人老莫作诗”的提醒，真是太适时的警示。
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里，感性的自己，和理性的自己，总是处于不停适应、磨合、调整、改变之中，这既是一个相辅相成，相制相克，此消彼长，逐步成熟的过程。也是人在各个年龄段得以充分发挥所长的过程。少年期和青年期，血气方刚，不平则鸣，冲动、激动、躁动、骚动，适宜于写诗歌，做小说；中年期和老年期，知性理智，求真务实，沉静、文静、安静、稳定，应该做学问，搞研究。因此，文若河悬，思似泉涌，笔底生花，倚马可待，是年青诗人，年青小说家所拥有的强势，而埋首书海，剔微钩沉，钻研学问，深入堂奥，是那些有了点年岁，有了些识见的文人，所拥有的长处了。
老猫躺在沙发上打呼噜，晒太阳，正常，小猫在屋子里跳跳蹦蹦，难得安闲，也正常；反过来，小猫吃了睡，睡了吃，懒得动弹，就不正常，老猫精神百倍，上蹿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芦，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活到老，写到老，还执迷不悟地要去写不好的诗、不好的小说，真是教人不敢恭维的。
在文学世界里，感情膨胀，血性方盈，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是年青诗人展现才华的大好时光；意气风发，活力充沛，自由驰骋，浮想万端，是年青小说家笔走龙蛇的丰收季节。而上了年纪的文人，深刻思考，是其强项，逻辑推理，是其擅长，知性认识，是其特色，经验积累，是其财富，这种理性思维应该是适合于非感性，非形象的文体创作。而对诗和小说而言，固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绝非必须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好比做豆腐时，卤水或石膏，是不可少的，但添多了，倒有可能将一锅豆浆做坏，只好倒进泔水桶里当猪食。这也是当前，好多无性趣之人写出来的诗，有一股泔水气味；好多谈不动恋爱之人写的小说，有一种猪食感觉的原因所在。
话说回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或者，“老夫聊发少年狂”，“将谓偷闲学少年”，这种偶一为之的颠倒差错，在人的一生中，是难免要发生的。不能因为过去领导潮流，现在还领导潮流，就必须继续写诗，领导潮流到底；不能因为曾经名满天下，现在还名满天下，就必须继续写小说名满天下到底。这种永远感觉不到“时差”的文人，自我感觉良好，一首一首地写，一篇一篇地写，让大家知道他活着，实在是够累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终于遮掩不住“一饭三遗矢”的尴尬。要知道，雄风的零状态，激素的空洞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液流动的速度放慢，亢奋不起来；必然是感情膨胀的系数降低，激动不起来；必然是形象思维的能力变弱，浪漫不起来。一个老作家，一个大作家，一个名作家，既不亢奋，又不激动，更不浪漫，才气何在？灵感哪有？能写出什么好诗，好小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