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巴通讯社的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过一些有分量的报道古巴革命的通讯报道和消息，这种为古巴革命和人民服务的鲜明立场和做法，必然引起对古巴革命无比敌视的美国政府的不满和反对。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纽约外出采访或办事时，腰里经常别着根铁棍以防不测，而挨臭鸡蛋袭击是家常便饭。他就是在这种敌对包围下，一直工作到1961年4月辞职为止。
在此期间，他加深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同时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研究，所以，他写出的一些文学作品都带着强烈的反帝情绪。如《百年孤独》和《格朗德大妈的葬礼》等。他得出的结论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反对原苏联的很多做法，认为那不是社会主义，他所说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加西亚·马尔克斯迄今仍然和古巴人民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过从甚密。据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被人称之为“哈瓦那大度的政治家”，他在哈瓦那的住宅已成为回忆古巴革命的友谊室。
此外，据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担任古巴拉美社记者时，经常光临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借阅新闻稿，一阅就是很长时间；看累了就靠在长沙发上休息片刻。因此，他和新华社的友谊自60年代就开始了。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57年至1961年任记者期间，不仅履行了记者的光荣职责，而且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自1961年起他基本上结束了记者生涯，走上了文学之路，即由记者成了作家。
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5年被哥伦比亚的《旁观者报》派为驻欧洲的记者，使他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经历了欧洲文明的熏陶。他采访过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旁观者报》于1957年改派他任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记者。驻欧期间，加西亚·马尔克斯如饥似渴地博览了欧洲诸国文学名著，研究了卡夫卡等世界一流作家。同时，他还精读了美国名作家海明威与福克纳的作品，并视他们为导师，尽管他仅在巴黎街头毫无目的和方向游荡时见过海明威一次。
欧洲，对于当时身为记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在欧洲的几年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而立”之年前后的人生磨练之年。自从哥伦比亚独裁政府查封《旁观者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断绝了生活的一切来源。他住在一个很不显眼的旅馆里，吃穿无着，连房租也只能将他的小说原稿拿出来作抵押
中国有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一边勤奋写作，一边等待着国内寄款糊口的时候，方能创作出他自己的得意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是因为流亡欧洲，生活拮据，经常出入于下等酒吧和咖啡馆，他才认识了移居欧洲的拉丁美洲人，即认识了阿根廷人、墨西哥人、哥斯达黎加人、智利人、巴西人，因此才意识到他是属于他们这些人的拉丁美洲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当时他是一个文学上的流亡者。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种种写作的动机，试图去认识现实，尤其是拉丁美洲的现实。所以流亡实际上使他了解了其他的国家，对他的文学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欧洲期间，他不仅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而且还为他后来发表的《百年孤独》打好了部分腹稿。同时他于1992年出版的由12篇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集，构思于70年代初。这部名为《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的小说集均由作者在欧洲所见所闻引发而成，也是作者旅居欧洲长期流亡生活的情结。
他本来不想再回顾在欧洲的朝朝暮暮，而当他决定开始写短篇小说的那天起，仿佛又收回了他说过的话。作为一项写作计划，曾经陪伴加西亚·马尔克斯达10年之久，或者更长些。但是直到90年代初才写作和发表这些故事，并且又几乎是断断续续的。
从整体上来看，尽管这个集子里的大多数篇章都是无关紧要的故事，但所有这12篇小说都写于欧洲，写于欧洲的大城市。加西亚·马尔克斯从巴塞罗那、巴黎、罗马、日内瓦这一系列大城市亲自认识了一个大的欧洲。据他所说，主要题材是“在欧洲的拉美人身上发生的奇异的事”。但又像是一种笑话，因为在拉美人身上发生的这些奇异的事，其实又没有在任何人身上发生过。都是些神奇的或讽喻性的事。尽管不是些绝妙的事，但它们仿佛是从马尔克斯魔幻的温室里被一股温流挤出来的，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又把这些故事放在一个再好不过的旅游的氛围里。
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这些故事基于新闻的事实，但又具有诗的灵感。谈起这些故事的时候，既让人觉得都是真实的，但又有诗的意境和诗化的语言。同时这些故事仿佛是寓言，在过于理智的欧洲人中间闯入一群思念故乡的拉美人，他们虽然有点野蛮，但愿意为理智献出一切，甚至于去死。
在12篇小说中，最好也是最长的小说是《总统先生，一路顺风》，它不带任何魔幻色彩。故事里集中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惯用的优秀的描写手法，写的是，一个来到日内瓦的加勒比的老年总统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他来欧洲流亡时身上仅有一个玻利瓦，在渡海时并没有死。他病了，需要动手术，可钱从哪儿来？他的同胞帮助了他。帮助他的同胞是一对生活困苦的劳动者，他们富有强烈的同情心，将他们要回加勒比的部分路费节约下来，帮助这位总统动了手术，救了他的命，而当他回到加勒比之后，便开始幻想要复辟。故事说明，在拉丁美洲幻想是自然而然的事，同时可怜的欧洲平淡无味的生活也是那个总统回国的一个理由。
这本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饱含着一种悲伤感。比如有几个收入的故事：《睡美人的飞机》、《八月的恐慌》和《十七个中毒的英国人》等。都简练得出奇，仅仅一件奇怪的事，经过作者的发挥，就形成一篇小说。并赋予它某种神奇的激情，仿佛一首带着悬念的歌。
在这部几乎每篇都有伤感成份的小说集子里，却可以随手将大放异彩的比喻和大发的诗兴捡出来。这毫不奇怪，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对诗歌情有独钟，在那种苦不堪言的文学流亡中，虽然自己不去写诗，却把诗情画意融于自己作品的人物和故事里。
小说中充满伤感：“她”是个76岁的老妓女，醉心于安排自己的丧葬后事。她经常训练她的狗去墓地里找她未来的墓，并在墓前洒狗泪。
这部作品集中，回复到纯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只有《光就像水》这篇小说。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怀念他们那个位于海边的哥伦比亚的家，但是，他们却被关在他们在马德里的一座有许多层的楼房的公寓里。这时候，他们收到一个经过强烈要求后的橹，人们对他俩说，“光就像水”，他们可以依照这个比喻去航行。于是两个男孩砸碎了一个灯泡，结果发现，他们可以把光液化，并把自己父母的马德里寓所变成一个水上运动场。行人发现一股光的瀑布从一座掩映在树丛中的楼上倾泄下来人们强行打开这五层楼的房门，发现满室直到天花板都是光。这不管看起来有多迷人，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类古怪的念头走。
《她只为在电话上说话》这一篇是逃避现实的，写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的汽车夜晚搁浅在一片荒地上，她寻求帮助的单位是个收容所。在那里，人们像对待一个“很重的”病人般对待她：给她提供了镇静药，并诊断出她被暴力行动所感染，“患的是一种打电话着魔症”，因为她希望通知她丈夫，让他把她从那个地狱里救出来。
小说《圣人》说的是一个老者拖着一具棺材在罗马城里转了25年，棺材里装的是他女儿的尸体，但神奇的是那尸体永不腐烂。这个老者企图竭尽一切力量要找到一批主教，指望他们把他女儿变成圣人。
这些小说的场景都没有作具体描写，但气氛是完全可以相信的，因为凡是到过欧洲都市游览的人都会体会到。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某些比喻常常是忧伤的语调，赞美人与人之间那种单纯的社会交流。还有“和她们呆在一起乃是人类的快事”一句中的形容词“人类的”一词精确而奇特的分量。那蓝、粉红和绿色鲜艳夺目的色彩呈现出异国的情调，也许正是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使我们忘记去询问那些阳伞怎么被战争的雨水腐蚀得如此厉害。
《十二个旅居国外者的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作者青年时期流亡在欧洲的生活。这些小说写的都是移居欧洲的南美人和加勒比人的故事，笼罩着一种古怪、不安、思乡和懊悔的气氛。而小说中的环境是日内瓦、罗马、巴黎、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维也纳。这些世界性的城市里住满过路的游人。这些人之中，有来自拉丁美洲诸国的，因为手里不宽裕，他们往往住在廉价的旅店或偏远可怜的地方。
同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将拉美的现状与欧洲的情况相比较，以便他对拉美的问题看得更透彻。
欧洲情和对拉美的爱交织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当时流亡在欧洲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心态。
1982年，瑞典文学院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说：“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即围绕着马孔多的世界，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自50年代末，他的小说就把我们领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
许多评论家甚至认为《百年孤独》还隐隐地浓缩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然而，尽管人们如此称赞《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被认为是“继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天才们之后，继巴勃罗·聂鲁达之后最伟大的天才”，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并没有陶醉于他的辉煌业绩。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作家，是一个政治态度特别鲜明的作家，他在荣誉面前总是谦虚谨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