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子，多数时候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所以，中国象棋的棋盘上，自然就没有女性（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象棋，也是至今没有女性）。而希腊既然以美女为战神，文化传统不同，国际象棋中，皇帝身边便有了一个皇后。而且这个皇后，还是整个棋盘中最厉害的角色，能横冲直撞斜行，进退自如，杀伤力第一。我极喜欢这个魅力四射、光彩夺目的女人，看她在棋盘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就像亲见雅典娜披挂盔甲，在特洛伊战场的上空指点江山，气贯长虹。
自然，国际象棋中的王后，也是在历史岁月中，一步步成熟和成型的。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王”身边站着的，在印度象棋里是“大象”，在阿拉伯象棋里是“维吉尔”（“军师”“大臣”或者“幕僚”），它们的战斗力都不是很强。后来，也许是随着德意志两代皇帝（奥托一世和二世）身边两位皇后的崭露头角，“军师”“近臣”渐渐变成了女性、变成了皇后。之后，“后”又从一次只能斜进一格，变成能在四面八方都收放自如。在美国，这段发展历史被女权主义者整理撰写成《国际象棋“王后”诞生记》一书，还打入了畅销书排行榜。
认真论起来，中国自来都有抛头露面的女人。权且不论从秦代巴寡妇清、大汉头牌女吕雉到唐代帝王武则天、晚清叶赫那拉氏的杀伐决断，也不说被艺术化的花木兰、梁红玉或杨门女将。单说有史料明文记载过、真上过战场的女人，第一个，甲骨文里留名的妇好，“上得战马，下得厅堂”，协助老公商王武丁打天下，战功赫赫，列土分疆；荀灌娘十三岁时率军突围，报信求援，比贞德得到“神启”早了好几年；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驻防和血战的娘子关，至今留在山西阳泉；京郊潭柘寺观音殿里的拜砖，是元代妙严公主磨出的脚窝，作为忽必烈的亲生女儿，妙严出家前是威震四方的女将领；秦良玉南征北战、讨逆抗清，被载入“将相列传”而非“列女传”……
但是，个别女子惊世骇俗的灿烂人生，改变不了女性在一种文化体系和文化观念中的整体地位。中国象棋的游戏拼盘里，没有女人的位置，比不得欧洲皇室的女孩儿家，明白白有继承权的。
“皇后”不同，皇后的丈夫也不同。中国象棋中的“王”，正像西天取经途中的唐僧，桃园三结义里的刘备，那叫一个窝囊无能。九宫森严，足不出户。可怜棋盘之大，他贵为天子，却最多只有九处立足之地。这真是极大的限制。下过棋的人都知道，中国象棋下到最后，要把一个孤王憋死在四方的紫禁城里，比国际象棋中憋死那个能如泥鳅一样左突右奔的王，要容易得多。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说的，皇上离开皇宫禁地时，“整个朝廷都处于军事戒备之下”，沿路密布着便衣警卫，“人们会以为他是在敌国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万众中出巡”。而后来，“近世的皇上”干脆“废除了公开露面的习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对于皇帝来说，是一点也不适用的。而且，皇帝出宫一般也不被认为是好事，要么劳民伤财，要么好大喜功，再不济就是自欺欺人的“西狩”“南巡”之类了。
更让人沮丧的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的，还不只“王”一个。“王”的贴身侍卫“士”，也不能出九宫，且只有五个地方可以驻足；“王”的近臣“象”，不能过楚汉界河，平均每个象也只有四个立脚点。
算起来，底线上的王士象马车，能过汉河楚界的棋子只有五分之二。真正能走出“国门”，也就是具有主动进攻性的，除了兵，就只有炮、马、车三个。其他都是守护性质的自卫队队员。一句话，越是贵人越不能动弹、不得自由。在外面颠来跑去的，注定都是要当炮灰的那几位。一边下中国的象棋，一边也就理解了中国的长城、故宫、禁海令和郑和下西洋。
而国际象棋中，“王”能够一步一步踏遍所有的疆土，其他的每个子儿也都能走遍整个棋盘，无论是长趋行还是短跨步。而且，棋子们行动中的限制显然也少得多，马不会蹩脚，象也不会被塞象眼（国际象棋早期的“象”斜飞的时候，甚至能越过中间的棋子）。谁站在开阔地，谁的自由空间和力量就大，越被边缘化，行动越受约束。而不是像中国象棋中的“王”，躲藏得越深才越安全。
“王”的另一个不同是，中国象棋的两个王不能“照面”，不管中间隔了多远，都要你遮我避，彼此不能“对视”。而国际象棋里的两王能近到一步之遥，只要不是贴身肉搏就行了。
棋盘上除了王侯将相，还有贩夫走卒。不同的棋局规则，体现的是对普通人的不同态度。无论在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中，士兵都是最底层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儿往前拱的。碰到危险，也总是要“丢卒保车”的。不同的是，中国象棋中，士兵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进不能退。前进前进前进进，一直进到底线，还是小兵一个，而且到此被用完了，基本上就是死棋，没什么价值了。
国际象棋的士兵则不同，虽然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冲锋陷阵能进不能退，但一旦冒着枪林弹雨、冲破重重硝烟，挺进到最后的底线，它便能升格成任何棋。（当然，“王”除外）再卑微的一个棋子儿，也有机会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激励和嘉奖，足可以成为出身寒微者的梦想。
有趣的是，国际象棋里的棋子，最高的“王”和最低的“士”，恰恰是两个随着棋局发展“逐渐”成长的棋子。中盘之后，“王”往往开始御驾亲征，投入战争，而“士”也准备大力挺进、争取升格。它们一开始都很弱小，都越来越成熟、勇敢和强大，常常带来惊喜不断。
而中国象棋里的王和士，越杀到残局，越孤弱无力。“士”临近底线，便临近被弃，“王”若被破了“士”和“象”，被将军时便只能左避右闪、疲于奔命，每每险象环生。
两种象棋还有很多区别呀，比如，国际象棋没有楚汉界河，所以开战之前，没有疆土和地盘。两军对垒，谁先冲入中间的空白地带，谁就占先机。又比如，中国象棋的棋子都站在十字交叉点上，就像中国人更多地生存于关系网中，国际象棋的棋子站在自己的格子里，各有独立的地盘和空间……
事实上，没有一种游戏不是严肃的。无论游戏源于本能、发泄，还是生存演习，也无论游戏理论家如何众说纷纭，真正决定游戏的，却不是玩家、游戏者，而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根植于其诞生的文化土壤，有其独立的文化和思想诉说。
我曾见识过天才棋者同时挑战两种象棋、两个对手。一边是楚河汉界中九宫，一边是8×8格黑白相间的正方棋盘，棋手端坐其间，左右逢源。我看着看着，却走了神，在两边战场的硝烟弥漫之外，分明还有远比战争或游戏更深远、深重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和制度，在默默地对决。是的，一局棋盘上的棋子们在厮杀，不同的棋类之间，也有较量。这是棋盘的较量，与棋子无关。
《博览群书》2010年第2期，题为《两张棋盘的较量》
3 学术需要行规和敬业精神
从业有行规，我喜欢这样的话，显得很专业，而且有敬业精神。自来中国文化里，人无论贵贱，事无论大小，总还是讲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是生意人的德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是手艺人的品质；“文死谏、武死战”，是臣子的规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为非作歹者的行规，可谓盗亦有道；穷酸书生读书人，就是读傻了，被洗脑了，也有他的操守，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也。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行规，办事有规有矩，做人才有模有样。
可这“常识”到了今天，竟然显出明日黄花的过气景象来，就连最应该讲规矩的学术圈，也开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剽窃抄袭之风大盛，学术造假的新闻不绝于耳，真可谓今日目睹之怪现状。
学术乱象的危害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后来的入行者没了章法和分寸。
学术界之所以讲究师门、师承和传统，是因为“大鱼带着小鱼游”，言传还在其次，身教才有强烈的传承和示范作用。可是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的学术文化断裂长达二三十年，如今在学界当道的，正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新三届”那一代人，作为学界的教父，他们在学习阶段和心智生长期，适逢天下初定，旧章法已经打破，新规范没有建立，他们是在没有“父亲”指引的情况下，自己摸爬滚打着长大的，自己定规矩、自己玩游戏，又在壮年期迎面遭遇了市场潮流和物质冲击波。如今，他们掌握资源、引领潮流，对新入行的学子有塑形再造之力，可谓上无传承，下却有开启。于是，他们的丛林做派、童子功不足导致的虚火上旺、务实到没有超越精神的现世立场，成名太快太容易导致的浮躁心态，对权力和资源的贪恋和占有欲，对真正的学术缺乏敬畏的态度，无不在“教育”后来的学子，
青年学生和学者眼见种种学界乱象，不知道真正的学问是什么，真正的论文怎么写，真正的学人风范是什么。即使知道眼下的学界和学术不对，也不知道对的是什么，不知道正经学问应该如何做。这样一来，就连学界的未来都没有了。这么说并非杞人忧天，君不见如今很多博士生连自己的身份都搞不懂，刚刚获得入学资格成为“博士生”，就开始自称和互称“博士”，有过博士后研究资历的，则在学位一栏中大填“博士后”，以示比博士高明，殊不知是在闹笑话。凡此种种，都是学术领域没有规矩和章法的表现。
当今学界正处在一个规范逐渐建立和强化的过程中，有志于学术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学者，或许该读读《史学论着撰述规则举要》这样的文章，文章收录在郭世佑《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一书中，讲的是怎么写史学论文，实实在在的学术规范和技术性指导。从如何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强调学术商榷不是政治批判，到如何引用资料，如何建立和坚持匿名评审制度，都有板有眼，规规矩矩。比如强调引文要注明出处，不能将转引当直引，注释要规范，更有史学论着中时间表达的细节：应该使用中性和准确的时间概念，避免有倾向性的用词。比如将清朝称为“满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的武装响应称作“光复”、把袁世凯为总统的国民政府叫“北洋军阀”、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叫“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将近代来华的外国人都不加区别地称作“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或“西方强盗”，把研究对象当做第一人称例如“我党”、“我国”、“我军”，或用“同志”、“先生”来称谓，均不确切。
这些规矩和章法要言不烦，又能切中时弊，应该作为史学学生的入门读本。
4 一生一世的老师
在我的人生中，认识父亲的过程，就是寻找自我的经历。
大概中国的每个小学生都写过“我的理想”命题作文。小时候的我，心比天高，不爱家乡，满心满意地向往远方和变动，想做记者、旅行家、摄影师、飞行员、潜水人，总之，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做幻变无穷的工作。爱好广泛，兴趣多变，总不能确定自己长大后做什么，倒是很早就非常确定不当什么——不当老师。
只因为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在我的理解中，教师是最没有创造力的工作，学生一拨又一拨飞向远方，老师却永远停留在原地，在同一个教室，拿着同一本教材，讲同样的话。我对这样庸常的人生大不以为然。教师只是人类知识链条的传送带、传播者，而我志在参与人类知识历史的创作，我要做生产者。
父亲是很乐意我当老师的。我考上师范大学、离开家乡时，父亲就美滋滋地憧憬：“好好学，毕业了回母校来教书。全市唯一的省重点中学，不委屈你。工作两年分房子，我们住对门。”我暗地里冷笑，你就一厢情愿美你的吧，“道不同不相与谋”。
说归说，父亲对我却开明。放了手任凭我自己做选择，从不置喙。我当记者的生活很丰富，很多出差、应酬、宴请、约会，走马灯一样的人，满天翻飞的名片。人在江湖，父母都是可以忘记的。接到电话，总不耐烦，也就春节回家待两天。父亲和家乡的中学一样，除了一年见一年的老，好像是凝固的。母亲有时会很骄傲地说到父亲：他评上特级教师了、他当校长了、他上电视台了、他的课题获奖了……我似听非听，从来不往心里去。中学的活动，在我心里通通是小儿科。
浮华喧嚣的生活持续几年，心灵的空虚和贫瘠日甚一日，我越来越尖锐地感知到高谈阔论背后的空洞，聚光灯镁光灯下头的阴影，峨冠博带里的“小”。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重返校园。在别人眼里是深造，对我来说则是逃离。但不知道要逃向哪里。虽然怀着劫余逢生的欣然，却不知激流变法、重新做人的方向在哪里。
这期间，父亲退休了。他的学生给他开了个生日party，几乎闹了一通宵。那晚我见到了他的很多学生，那些曾经叫我“小不点”、带我玩过的学长们。他们从海外、从各自的岗位上齐聚到父亲身边。为了赶到，有的人在两天之内，往返几千公里，累得贼死。那份盛情让我惊愕。父亲不过是一个中学老师而已！
一个学生说，那年小升初，按成绩他在可能考取、可能落榜之间徘徊，也就受到更大的压力，做了更多的习题。那天他怀着朝圣的心走进二中。发下来的考题，竟然是“校门正对的雕塑就是二中的校标，她是什么？有什么涵义？你觉得这个作校标怎么样？什么样的校标是好校标？”他的头一下都大了。要不是考试前嫌老妈唠叨，烦得把头一甩，无意中有了一瞥，他当时就要交白卷了。他放开胆子，大放厥词地把那校标批评了一番，结果被高分录取。
出题的人，就是父亲，他们称“老夫子”的。
又一个学生说，那天上语文课，外面飘雪了。湖南的雪少见，他望着窗外发呆。突然听“老夫子”宣布，全体学生去操场，这节课的上课内容：打雪仗！那一次的作文题，就是《雪》。
又一个学生说，中学时他被溺爱得不行。“老夫子”当着他父母的面，拍了桌子痛骂他，那时他恨不得跟老夫子拼命，半大小伙子捏紧了拳头几乎要动手，多年后回头想，没有那一顿，他现在或许在监狱，而不是法兰克福。
又一个学生说，那年眼看要高考了，她的神经紧张到了极致。“老夫子”找到家长，说，你的孩子成绩没问题，问题在于心理。最后这几天不准她来上学，也不准学习，好好玩，好好休息。高考那天按时去就行了。如今她从香港毕业回来，在复旦大学工作。
又一个学生说，他写作文，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一个卖肉的，这样就每天都有肉吃了。父亲看了表扬说，好，写的真实。但要记住，以后卖肉的时候不要缺斤少两，干任何一行都要有敬业精神。还有，自己吃肉的时候，要记得世上还有人吃不起肉。他现在一家外企工作，“敬业”和“分肉吃”，这话他到今天还记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父亲总说，他的得意，不在于学生后来的发展有多好，而在于他们是善良的人、合格的公民。他们组成的社会，可能不高歌猛进地飞速发展，但不会是坏的社会。他们建立的家庭，可能不光鲜夺目，惹人羡慕，却和睦温馨，平实安稳。这就是优秀。优秀的人，优良社会，优质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