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想去法庭旁听，大清早带着身份证赶在法院门口，却被告知旁听证发完了。如果所有的人听到解释便乖乖地掉头回去，如果所有的人如此碰壁两三回，白跑几个来回后，便聪明地从此打消旁听的念头，某种形同虚设的旁听制度便可以一直执行下去。也就是碰到不识相的刺毛头，非要问清楚：几点开始发证？有多少旁听证？是否公示？这样问的人多了，即使为应付质疑和提问，制度也要修正和完善。
全国高考，一样地命题、一样地判卷，各省的录取分数线能相差100分，高校在各省的招生还有不同的配额限制。不公平？这不公平已经持续几十年了。也就要愣头青“挑衅”和“抗议”，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甚或将教育部告上法庭，如此前赴后继，即使质疑和反思的声音微弱至于“无用”，即使法院不受理此案，这样的事情多了，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就孕育在其中了。
多数人的不合作、不妥协，保持批评的姿势，维护说话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另一种权力。一个人说话没有用，两个人说说也没用，但说的人多了，力量就不可小视。在底层的大多数即使什么权力也没有，至少可以运用自己说话的权利，心里生质疑，发之为声。声音积攒得多了，分贝高了，便振聋发聩、能裂金石。如此看来，跳起来大声说话以作表率，或提醒鼓动大家都来发声，可谓意义非凡。大多数人都沉默时，说话的那个人就在为大家牺牲；大多数人都说话时，不说话的那个人在坐享其成占大家的便宜。就像郑也夫自己说的，“有人可能打不过人家，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就是这种人。有人看我绝对傻B，都像你们那样聪明，就完了。”
大家都玩过打地老鼠的游戏吧。地老鼠想出来自由活动，但往外一冒就挨当头一锤。怎么办？聪明的办法自然是再不冒头，老死地下，不会挨打。傻子的办法则是增加冒头的频率，增加冒头老鼠的数量，让游戏者敲不过来，甚或用力太大，把挡板和窟窿敲破，地老鼠就都跑出来了。
这地老鼠，就是你的声音。
2007年3月
3 吵吵更和谐
我是多么温柔、谦卑、低调、胆小怕事、生怕与人起纷争、生怕惹是生非的一个人啊，骨髓里都流淌着和事佬的乡愿气。遇到冲突，第一反应永远是息事宁人，两头讨好，其次就是鸳鸯骂她哥嫂的那句话，“脖子一缩，死后由他去”。而且本能地不喜欢激烈昂扬的情绪，不喜欢振奋高亢的语言，不喜欢愤青们的热情、热心和热血，连写文章都不爱用叹号。可是谁又想得到，我这样的老好人，同时却是阵发性刺毛头，偶尔会跟人吵架。真是世事难料，值得小记一笔。
某一年的某个重要日子前后，我们和朋友一家，四个大人两个小孩，一起去平谷度假。玩一天回来，要在某个地铁站上车。两个小孩各拿着一个空弹弓在玩，很突然的，负责安检的两个女人便说，弹弓不让带进地铁。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这个规定实在太奇怪（连放进包里带进站都不行），而孩子们又舍不得丢弃弹弓，我们便开始理论。
首先查看墙上张贴的安全条款，我就不信会说弹弓不能上地铁！果然。上面写着：枪支、雷管、炸药、管制刀具……没有对弹弓的明文规定。安检姑娘说不过我们，叫了个警察来给解释。警察很神气，一上来就说，治安管理条例多少多少条，说了什么什么。又说，墙上贴的那是规定，治安管理条例是法律，法比规定大，懂吗？法律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懂吗？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懂吗？
这就好玩了，我们同行的人当中，恰好就有搞法律的大学老师。我们说，你说治安管理条例这条那条的，我们不知道，把法拿来给我看。警察张口就应，行啊，跟我上我办公室看去。我们说，不，你拿来给我们看，我们就站在这里等。因为我现在站的地方是你的工作管辖领域，出示法律条款给予解释是你的工作。
其实，我是打算遵守治安管理条例的，因为它是法律。事实上我一贯的观点是：法律应该无条件尊重和遵守，即使法律制定不合理，也只能通过正常渠道、正当手段修改重新颁布，而在此之前，不合理的法律也要先遵守着。
不过，警察叔叔或许真的背得治安管理条例，知道对他没帮助，或许不愿意无事多跑一趟路，总之，他放下关于法律和规定的争论，开始缓和语气跟我们解释，弹弓为什么不让进地铁呢？因为它是“危险物品”，它可以发射，可能伤人。
这不对。我不相信治安管理条例会明确提到弹弓，最多只是“雷管炸药××、×××等危险物品”，那么，这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不能听凭别人任意解释法律，扩大或缩小法律执行的范围。
让我来分析一下：安检和治安条例的核心，是为了保障安全。作为执法者，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个东西是否构成威胁。其实安检员和警察之前已经检查过，知道我们没有子弹、石头或任何硬质可发射的东西。那弹弓明明是小孩子的玩具。当然你可以提醒，弹弓在车上不能玩，最好放到包里等等。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它“可能”造成伤害就拦截它，那么，我头上的皮筋也有弹性，也能发射东西；打火机的危险性肯定比弹弓要大；女士七寸的高跟鞋杀伤力更大，要求她们赤脚进站？如果一个人家里装修，买了一套刀具，他该怎么带回家？皮带头别的不说，打瞎人眼睛是绰绰有余的，让所有人宽衣解带进地铁？……所以，对于“危险”或“潜在危险”，要有基本分析和判断，不能无限上纲。执法者不能随意解释法律。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法律和规范一定要有常性，这是保障其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之一，这一点甚至比“明文规定”更要紧。很难想象朝令夕改的条文是有尊严的。举例来说，吃烧烤和冰糖葫芦的竹签不准带上公共交通设施，法律和规定可能都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考虑到其危险性，尤其是公交设施的颠簸和人群的拥挤情况，可以一直禁止，约定俗成，成为定制。可偏偏是这样的“习惯法”，反而没有形成。相反，那天早上，我们堂而皇之地拿着弹弓进地铁，没事，晚上回来就不行了。警察说，那你们可以投诉早上上车的那个车站。我们说，不是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平时小孩带弹弓都是可以的，这个假期却不可以。如果一年当中360天可以做的事，有3天因为谁高兴了或谁紧张了，就不可以做，那么真正践踏法律尊严的人是谁？还能反过来说我不守法吗？
警察最后急了，说，你们如果对法律都不满的话，应该去找“古月哥”，不管怎么说，你们不能蔑视法律。我也急了，当时就说，如果一部法律居然规定一年当中的一个假期，不准一个孩子将他的玩具带上车，那就是无耻的法律，就该被蔑视。
法律啊法律，多少非法事物假借你的名义。
最后的结果可谓皆大欢喜。警察叔叔当然不会被我们说服，也根本没打算真的跟我们讨论法律合法性的问题，他不过是上班、执行任务而已——以执行公务的名义，执行上峰的命令。可他是真的被我们歪缠不过，烦了，终于装模作样地打电话向上头请示了一下，并严肃警告我们“后果自负”后，挥手放行。孩子们已经被训练得听话惯了，乖乖地把弹弓小心翼翼地藏进背包，保证在车上绝不掏出来。过闸机时还回头招招手，喊：“叔叔再见！”
事后，两对爸爸妈妈还意犹未尽，在地铁上做了总结和分析：
1. 我们最初争执的原因，只是因为那种木头枝桠做的弹弓不容易买到，孩子又实在喜欢，如果别的十块八块的东西，我们很可能抱怨几句就被收缴了。这种思路和做法是不对的，无论三五块还是三五角的东西，都是私人物品，以“国家”、“社会”或“法律”的名义要求你交出来，必须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任何人不能任意操控，为所欲为。总得让他们感觉到有点阻力才行。一点小刺毛是每个公民都能做的、也应该做的。一分刺毛不服从，就是一分制约的力量，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
2. 争执过程中，同行中有一位生气了，也急了，说了句“你很无耻”，警察马上揪住这一句说，你说我无耻是吧，你侮辱我是吧，你侮辱我人格，等等。这是我们这位仁兄不对。要讲道理，要控制情绪，不应该骂人。公务就是公务，不该涉及私人判断。
3. 公正地说，能够这样“吵架”，最后又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说明社会还是进步的。我们的历史上，能够这样吵架的年岁实在不多。所以难能可贵。可见中国总还是在进步，这就是希望所在。
2009年10月3日
4 野火湖湘
一
自来北方生顺民，南方产刁民。
湖南则是南方最产刁民和产最刁民的地方。
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到乾嘉苗民，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血刃的杀戮之声。近现代史上，更是一派刁贼风范：湘军故里、维新运动最红火的省份、武昌起义首应、全国农运中心、抗战重要正面战场……
湖南就是这样以造反者的形象傲立历史。
对于不熟悉湖南的人来说，三个意向就能概括该省：洞庭、土匪和毛泽东。很多人不理解湖南何以出那么多匪贼，那里的民风何以如此彪悍野蛮。湖南人的性格里有某种火的特质，那是团未经人类文明雕琢污染的野性的火，热烈、简单、直白，自然而张扬，酣畅而放肆。湖南人粗俗质朴的激情和强悍粗野的生命赋予他们一种野性的力量，所以，要想湖南人循规蹈矩，对上司唯命是从几乎是不可能的，湖南人从来就是最难统治和规范化的一群，除非你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心悦诚服，否则，他们总会有办法让你头疼。
所以，湖南人公认的“厉害”（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词中所含的鄙夷、敬畏、赞赏，到底哪个成分多一些）。湖南妹子绝不温良恭俭让，她们要是“泼”起来，也真够人受的。因此，她们除了能激起少数勇敢的斗牛士类似战争和征服的欲望外，大多并不讨人喜欢。不管怎么说，爱上湘妹子无疑是一种挑战，引导她们去爱一个人、听一个人的话是件很难的事，但她们一旦爱了，会死去活来、死心塌地，有湘夫人的斑竹为证。
相比之下，湘伢子就显得过于粗糙。湖南能产最好的男子应该是类似原始部落里的酋长，头上顶着三根野毛，双手举着叉肉，在篝火边怪叫直跳。这种酋长意识决定了他们对爱的理解是：为她承担一切。爱对湘伢子来说，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责任。
湖南是不定型的，总显得毛躁、粗糙、潦草，现代社会的精致和井然有序，湖南总是缺少，它给人的感觉是总在从野蛮人进化为现代文明人的过程中，但总是没能完成。或许，是他们本身就不愿完成，而宁愿在都市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间保留一些原始丛林的野趣和不规范。
等同于这种野趣与天然不桀的，是湖南人的真诚和率直，它来自对本真生命的敬重。湖南人对生命真诚得近乎虔诚。他们常常表现得不潇洒，就因为他们太在乎生命、敬畏生命，故而永远无法用游戏的态度对待它。湖南人没有幽默感，因为哪怕只是轻轻的一笑，也会减弱他们对生命沉重的体验和认知。对于生命，他们从没有丝毫欺骗虚伪和松懈散漫。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最不怕死的、最重义气和气节的。普希金年纪轻轻为争一口气死于决斗，很多文明人不理解，湖南人懂。换了湖南人，也会这么做。湖南人打仗时，如果不能把敌人全部杀死，就会在战到最后一刻时把自己人全部杀死。他们重生，但绝不“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要活得“够本”、死得“够劲”，就是活得尊严、死得悲壮。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没错。事实上，如果高更是中国人，他就根本不必刻意到土着居民里去寻找原始的生命或野兽的气息，只需到湖南来就是了，湖南是中国的非洲。
再文明的湖南人在骨子里也残留着原始的野性，湖南人是真正的自然之子，真正的原始人。透过他们的眸子，你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大荒、鸿蒙和氏族部落。湖南人的这种野性常常被误解为刁蛮、落后和愚昧，其实，正是这种不高贵但绝对真诚的野质生命，使他们与自然相处得异样和谐。洞庭湖荷叶田田、水天一色，张家界龙吟细细、风月无边，衡山江天潇潇、清霜冷雁，湘西吊脚楼凤尾森森、袖生白云，甚至不知名的琅山、南山、辰水、邵水，都美得让人心痛。
这还是一块盛产山神、女巫和美丽神话的土地：炎帝被同父异母兄黄帝追杀，从甘肃凄凄惶惶一路南下，最后长眠在茶陵一个偏僻而宁静的小山村；三闾大夫屈原和柳宗元繁华过后都曾谪居在湘；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羽化而登仙；湘夫人斑斑血泪，难诉衷肠；小乔初嫁了，终于也玉陨香消在此潇湘夜雨洞庭秋月中；还有那秦时明月的桃花洞，牵痛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归隐梦。山水与神话如此水乳交融，和谐统一。看到湖南人怡然自乐得像一棵树、一株草似的生存于山水之间，你会真正明白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天人合一。
二
然而，也正因了这亲近自然的原始和野蛮，湖南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被文化开发、引入现代文明的机会。这里曾经走过多少达人智士，但最后却没有一个人能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在文化的海洋里，湖南是一块永不进水的石头，而且磨不平棱角。
我们还记得湖南的文化启蒙，那是勃起于春秋、鼎盛一时，终在吴起改制中式微的楚文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正是在这勃忽之间，湖南奠定了其性格最初和最本质的部分。
楚文化时期是湖南的童年，湖南人从小就乖张、狂野而聪明绝伦。几百年后，李白还唱道：“我本楚狂人”。如果说其东邻吴越文化的特点是俊秀清雅、纤巧柔腻，西毗巴蜀文化是才华恣肆、闲散虚浮的话，那么，楚文化无疑是诡秘飘忽、清奇瑰丽的。楚文化的美丽透着妖冶和鬼气，骨骼清奇，妙在邪正之间。它养育了种种鬼才：投江的屈原，不得志的贾长沙，造纸的蔡侯，看世界的魏源，毁誉参半的曾国藩，敢为天下先的谭嗣同，闯北京的沈从文，闹天下的毛泽东……奇怪的是，除了毛泽东，他们在湖南留下的痕迹，竟都远比在中国的要浅，湖南似乎谁的账也不买，任凭他们在一片沉寂的冷漠中销声匿迹，就像不曾存在过。湖南的狂野，是不是拒绝了太多的东西？自然和原始是双刃剑，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南，同时也局限了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真理只在这成败之间。
楚文化随风而逝后，老子来过，庄子来过，但终于都走了或死了，《道德经》和《逍遥游》都乘风归去，湖南依然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