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午万还没回来，打手机又不通。已到赴宴时间，不能再等，就留了字条出门。这时司机万虎气喘吁吁跑上楼，满脸惊慌，连声喊出事了，出事了！我和姜先生为之一惊。
事情非同小可，万遭人绑架了，绑匪不是黑道上人，也不是果农，而是厂里的工人。本来放假回家了，不知从哪里听说厂子要倒闭，就一起赶回厂讨要欠薪，要不到，就把万绑架走了，扬言不给工钱就撕票。万虎说的情况大致如此。
姜先生听罢神情严峻(我头一次见他这样)，问万虎：什么时候？万虎说上午十点多钟，我和万总刚要往市里赶，让人堵了。姜先生问小万他人在哪里？万虎摇摇头。姜先生转向我说，我马上回厂，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说姜先生你不能回去。他问怎么？我说怕有危险。他说危险事情我经历过了，没啥大不了的。我说回去也于事无补，没准会使事情复杂化。姜先生说可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呀，光回避怎么行？我说不是回避，是稳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姜先生问有什么途径？我说首先可以考虑报警。万虎说对，让公安把绑匪抓起来。姜先生不满地看了万虎一眼，说什么绑匪，你欠人家工钱不兴人家要？我还不知道这回事，这个小万怎么能不给发工钱。我说还可以与他们谈判。姜先生叹息一声说那就谈判吧，别把事闹大，人家不就是要工钱吗？我点点头，问万虎：知不知道是谁带的头？万虎说是榨汁机上的吕厚忠。我问能不能找到他？万虎哭咧咧说他们绑了人肯定躲在暗处不出头，咋找？姜先生说他们的目的是要钱，哪有不出面的道理？我觉得姜先生说的有道理。姜先生又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厂，小万在他们手里，他又拿不出钱，没人出面怎么行。我还是担心姜先生的安全，转向万虎问那个吕厚忠有没有前科？万虎反问啥叫前科？我说就是以前犯过案子。万虎说没听说。我又问工人知不知道姜先生在这里？万虎说好像知道。姜先生说知道就好，就是不知道也得让他们知道，不然怎么办？说毕朝万虎挥一下手。
姜先生走后我立马赶到报社“老弟”订的那座酒店，见到“老弟”我没讲万遭遇绑架的事，怕节外生枝。总起来说“老弟”给我的印象不坏，年轻、热情、豪放，也很有正义感，听了我的诉说很愤慨，表示一定帮这个忙，并当场责成一个跑工业口的记者进行调查，说一旦发现有不正之风和腐败立刻见报。“老弟”的态度使我宽慰，也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美中不足的是这顿饭吃得胃不舒服，这同样与“老弟”有关，“老弟”曾在德国呆了几年，养成西方人往酒里加冰的习惯，而他的那些下属也深受熏陶，大力效仿，席间加冰不止，只怪我缺乏这种锻炼，冰水就在胃里作起祟来。
回到旅馆要与姜先生联系，记起他没有手机，在这方面他是个落伍的人，自己不买，女儿送也不用，而从他的具体情况出发，是很需要的，他不找别人，别人还要找他呢，比如现在。与姜先生联系不上，我便拨了万的手机，通了，耳机里传来如万那般浓重的本地口音，可我断定不是万，办了几年厂的万不会一张口就粗鲁地问你是啥个人？何况这种情况手机一定在绑架者手中。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他在吗？耳机里的人凶巴巴：万胜利死了。我一惊，想这么快就撕票了？又觉得不会，要这样绑架的目的就不是要钱，而是杀人。我意识到对方是在发泄情绪，就说我知道万总还活着，你们不会杀他的。他问你怎么知道不会杀他？我说你们的目的是讨薪，为这个不会杀人。他说那得看万胜利这小子识不识相了，识相……反正三天的期限，不给钱就要他的小命。我真正担起心来，因为这种说法符合此类事情的“章法”，恐吓中暗藏杀机，这便显出可怕。我觉出握电话的手有些发抖，毕竟有生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惶恐中努力清理自己的思绪，很快明确自己用不着害怕，绑架者给了三天期限，还有回旋的余地，倒可以利用这次通话机会向绑架者讲明厉害，让他们不要做荒唐事，这样想也就心定，就对着话筒缓缓说：你们一定不要做傻事，保证不伤害万总的性命，只要万总活着他就会给你们工钱。对方冷笑一声说给个屁，厂子要倒闭了，还拉了一腚饥荒，他完了。我说他完不了，厂子也倒不了，这个我敢打包票。他说你是他啥个人，敢给他打包票？我说我是万总的朋友，我了解情况。对方问你了解什么情况？我说你们一定知道，这个厂是一位老华侨投的资，这位老华侨有雄厚的经济势力，欠你们的那点钱，不在他的话下。对方说不就是那个姓姜的老头儿？看不出像有钱的样儿。我心想你们才见过几个有钱人啊，还能看出有钱没钱。当然，姜先生的具体经济状况我也不清楚，但我清楚要愣往大处说，说得越富越好。我说你们知道姜先生有多大家底吗？对方反问你知道？我说我知道，我去过他家，光那幢房子就值几百万美元。他问合多少人民币？我说几千万，他还有许多产业，价值不会低于一个亿。对方停顿一下说：他的钱再多，在这儿也玩不转，他没有后台。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后台？对方说：明摆着，要有的话谁还敢给厂子使坏，让他倒这个大霉？我在心里打个艮，问你怎么知道是有人使坏？使坏的是什么人？对方说这还用问，什么人有这么大的神通，当官的呗，万胜利老小子以为半路找了个有钱的干爹就牛皮烘烘，凡事不按正路子来，人家不整死他才怪呢。我无言以对，又想起彭局和赵处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唯有当事人万(包括姜)还木之觉也。不过和绑架者的一通聊，我开始变得轻松，知道面对的不是职业绑匪，否则不会在电话里和我说三道四。于是我说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可不管万总是不是按正路子走，你们可要按正路子走，否则干系重大。对方硬邦邦说弄死万胜利像踩死只蚂蚁。我刚放松的心又立刻绷起，急切说你们胡来我就报警。对方大笑起来，说报警，去报啊，那是万胜利活腻了。说完咔嚓挂了电话。我紧接再拨，对方就关机了，我一时愣在那里，心噗噗直跳，绑架者说的最后一句话，使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整个下午，我的思维沉浸在惶惑不安中，也十分混乱，像置身于一团迷雾中。本以为找找人就能解决的事，到头来竞变得如此复杂凶险，现在该如何是好呢？我知道在整个事情中我是个局外人，我与姜先生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与万连朋友也算不上，饮品厂的兴衰与我没有关系，我完全可以知难而退，或者只做个旁观者，但在意识深处我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万已落在绑架者手中，什么也做不了，姜先生呢，他那一套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就谢天谢地，还能指望？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撒手这事就没一点回旋余地了，一旦万出事连个报警的人都没有。
想到报警，我不由在心里打个艮，考虑起这事的利害得失，先前姜先生不同意报警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可现在情况有变，绑架者挑明杀万不当回事，这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报案是明智之举且宜早不宜迟。这么想便拿起房间电话拨了110。
晚上，我代表“厂方”在“老地方”宴请电力方面的人，彭局赵处作陪。落坐方知坐主宾位的不是赵处说的电力头面人物，而是一个头头的小舅子。赵处一再申明请他比请姐夫更有利，因为他能“降”住姐夫，姐夫对他言听计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俗话说谁也不知道天上的哪块云彩下雨，由此而论就不能不买小舅子的账。只是小舅子那副狼吞虎咽的吃相和不着边际的胡吹乱侃，使我隐约觉得把事情交给这样一个人去办有些悬。
回到旅馆正想怎样与姜先生联系，这时电话铃响了，接起来竟是那个与我讲过话的绑架者，开口就说我警告你们，两天之内不发还工资就宰了姓万的！我一惊，刚要开口电话已挂断。我没再打过去，只在心里想，看来他们要动真格的了。
愣了半晌，我决定给报社“老弟”挂电话，也不晓得怎么会给他挂，而不是彭局长或赵处。我将真实情况向“老弟”道出，“老弟”在电话那边呻吟片刻，说看来事情有些复杂了，要不摸摸情况再说吧，就挂了电话。
刚要睡下，司机万虎来了，我简直是喜出望外，连忙向他询问姜先生的情况，万虎顾不上回答，急切说姜先生让我来接你，马上走。
车驶出市区，一头钻进黑暗中，看天上的星辰，能判断出是向西，听着车窗外呼呼的风声，我突然有一种逃亡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来自真实的现实，还是受到姜先生讲述他逃亡经历的影响，反正这种感觉很真切，我觉得心受到重重的压迫。
在车上万虎讲述了大体情况：他们于中午前回到厂，一下车姜先生就被等在那里的人扣住了，先关在一间屋子里，逼他拿钱，姜先生保证在几天内还清欠薪，又提出让他们放了万，他们不答应，讲拿不出钱也把姜先生绑架走，就在这时候姜先生晕倒了，他们并不知道是低血糖的缘故，以为是犯了什么大病，有些慌，万虎急中生智，说姜先生受惊吓犯了心肌梗塞，不赶紧送医院就死定了，人一死所有参与者都有责任，统统要倒霉，他们害怕了，同意放姜先生去医院，万虎拉着姜先生找地方吃上饭，就缓过来了，却也不敢再回厂，就去了附近的长庄镇。
在长庄镇的一座小旅店里见到了姜先生，他在灯下看一张地图，脸上现出很喜悦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吗？我在上面找到了田庄，田庄。说着又站起走到窗前，说你来看，田庄就在那个方向，离这儿才十几里路啊。
当晚姜先生又把我“带”到几十年前的田庄。许是知道田庄已近在咫尺的缘故，时间也在意识里被压缩，好像姜先生讲的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