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离开淄城前还发生了几件需提及的事，一是我安排了孙式与姜先生单独晤面，结果还真应验了孙式的话，姜先生闭口不再提举报的事，偃旗息鼓，像一台被拉下制动的机车戛然停住，开始全力以赴操持厂子的各项善后事宜，而且归心似箭，掐着指头算来算去，一天也不想在这边多呆，那情状犹如半个世纪前之危难当头，一心只想逃之夭夭。姜先生的这种改变着实使我感到惊诧和疑惑，心想孙式究竟对他说了些什么，竟真正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记得孙式说过只要是人，身上必有“死穴”存在，这么说他是一指头按在姜先生的“死穴”上，那么姜先生身上的“死穴”又在哪里？对此孙式不讲，姜先生也不提，我自然也不好问。再一件事与前面说的这件事是相连的，为了报答孙式，我继续留在淄城等待崔志刚市长，与崔见了面我提及请他担任名誉会长的事，想必是我在“举报”这件事上帮了他，崔市长痛快地应承了，对此孙式乐得屁颠，再次提及要请我去桑拿，说完又怕我不明白，加上句：这回我可真要拉你老夫子下水了。
我知道在离开前还有一件让我难以释怀的事，就是姜先生还没讲到的一九四八年逃亡的结局，我想听他讲完。在分手前，我不失时机把话题引到这上面，而姜先生已有些心不在焉，像审讯般极为简略地叙述。他说从淄城出来走进国统区事情就简单了，我们可以迈开大步向青岛前进，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就理直气壮去找官员解决，甚至还把在解放区受的冤枉气撒到他们身上，弄得他们一头雾水，把我们当成一群疯子，不敢招惹。到青岛后，我们立刻买了去上海的船票，我们身心放松。可就在登船时却又有了变故，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建越，一个是半老头的小老婆，大伙急得什么似的，特别是半老头，到船快开时，他捶胸顿足大哭起来，说他不走了，要留下来找老婆，最后是被大伙架到船上的。
谁心里都清楚，是建越拐走了半老头的小老婆，其实这苗头在路上已冒出来了，原本考虑到半老头和那女子的年龄相差悬殊，在解放区行路很容易被人看出是逃亡财主，大伙就出主意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与那个女子以夫妻相称，掩人耳目。建越自告奋勇，这样一路上他就与那女子相随相行，就酝酿出了后来的事。说来让人感叹，建越在路途中不断鼓励大伙不要掉队，到头来掉队的却是他自己。我问姜先生后来知不知道建越的消息？姜先生说八四年他从美国第一次回国，向熟人打听，才知建越在肃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姜先生摇摇头，又说我一直在想建越是能掐会算的一个人，怎么那时就不为自己掐算掐算，以趋福避祸，走一条正确的路？却没有，到头来让自己走进深渊。姜先生叹息不已，说那小女子长得确实迷人啊，建越生生给迷住了，可见爱情的力量大于一切啊。我有时想，建越走向刑场那一刻也许并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我问姜先生知不知道顺东后来的情况？姜先生说顺东的情况也是回国后听说的，他的结局比建越更糟，工作队发现我们逃走，又没追上，而公审大会已经不可更改，没办法只好把顺东枪毙了。我相信侯队长也不愿这样，可他没有办法，也可以说顺东是代我们受过的，他本人有责任，我们也难逃干系，想到这一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我常常想，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们还会把顺东一个人撇下吗？我说不好，真的说不好啊，也许一切都是注定，包括个人的命运，也包括时代变迁，谁又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