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据说他搜集整理了周代典籍《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将其作为教授学生的经典，并且提出了一套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死后约100余年，孟子出世。孟子名轲，是孔子之孙子思门人的学生。他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他的言论被学生整理成《孟子》一书，同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论语》，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一同流传后世。孟子被认为是孔子的嫡传后人，因此，后代人就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称为“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在孔子、孟子的时代，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西汉年间，汉武帝采纳了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政治统治和伦理道德的主要依据。孔子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以至于被戴上“大成至圣先师”等桂冠。儒家思想经历代学者的总结、改造，成了维护封建皇权统治、保护封建社会秩序、规范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
遵循这套原则，各朝代的皇帝表面上以仁义道德自勉，要求臣民百姓向其尽忠。社会上形成了一套尊卑等级制度，各人依照名份循规蹈矩，违反者在道德上被认为是非礼，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非法。学生读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教材，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文人学士以知书达礼为尊荣，以通晓儒家经典为学问高深。普通百姓中间流行着被通俗化了的儒家训诫，《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等成为少年儿童的启蒙教科书。这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里，从皇帝、官僚到普通的平民百姓，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孔孟的价值原则、行为规条便深深浸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封建思想特征的国民性格的中国人。
流传的儒家经典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是应重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应把皇帝一人一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和国家之上。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要求人们做有志向，讲气节的“大丈夫。”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是遇事不要凭主观臆断，不要走极端，不要固步自封不求进取，不要自以为是，听不得他人意见。还有儒家讲孝敬父母、尊师敬友、讲究信誉等。这些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性意义。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强化了儒家思想为其剥削压迫制度服务的一面。其中突出的就是从儒学“礼”的内容中阐发出一套“三纲”学说。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本是指拉网的绳子，这里引申为主体、首领。君为臣纲是说君为主，臣为辅，君是臣的首领，是指挥臣的，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忠于君。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不平等意味着为君为父为夫者可以为所欲为，为臣为子为妻者不能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它不但造成了社会与家庭中明显的等级差别，而且使为臣为子为妻者养成不能独立思考，惟有依赖他人、服从他人的习惯。这种状况既不符合近、现代民主社会政治的要求，同时也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限制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因此，对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就对儒家思想展开了批判。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天下的男女都为臣、为子、为妻，整个社会便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他又说：“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贫贱”的阶级制度的。这是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的证明。因此，要想在政治上采取共和民主制度，在伦理上就必须铲除“纲常”学说。
和陈独秀相配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子平议》一文，从分析孔子学说如何被统治者利用和为什么能被利用的角度，批评了孔子学说中的一些缺点。易白沙指出：孔子不过是历代统治者的傀儡，抬高孔子以垄断天下思想，维护皇帝的专制，就是两千年来尊孔的秘密所在。
《新青年》批评儒家思想，驳斥尊孔主张在当时既是为了除掉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同时也是对提倡尊孔复古者的有力反击。
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影响，民国成立后，虽然皇帝被打倒了，鼓吹尊孔的却仍大有人在，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认为，民国初年政局混乱是“纪纲尽废，法典皆无”造成的；要想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必须恢复儒家的传统道德。他把儒学称为孔教，并和他以往的学生及志同道合者一起建立了孔教会，办杂志、发表文章、召开会议，宣传尊孔读经、孔教救国的主张。他们的活动起到了为袁世凯实行专制和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死后不久，康有为再次给新任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写信，请求在宪法中保留孔教与“拜圣”之礼。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接连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批驳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和宗教相混淆的作法。进一步申明，孔子学说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独尊孔子将造成学术思想上的专制；孔子之道与共和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孔子思想不能给国民带来幸福，不但不应该定其为国教，写入宪法，反而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李大钊发表文章说，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宪法是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孔子是国民中一部分孔子之徒的“圣人”，宪法是中华民国国民全体“资以生存乐利之信条”；孔子之道是“含混无界之辞”，宪法条文字字确切而有“极强的效力”。如此看来，孔子与宪法不但毫无关系，而且孔子之道与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有什么理由把孔教列入宪法呢？
有一位四川籍的老学者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集中批判了孔孟关于“孝”的说教。他说，孝的范围是无所不包的，因此孝成为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与家庭制度连接的“根干”。孝和忠是相联系的，讲忠孝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地听从封建统治者的愚弄；孝与礼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家族基础是国家的基础，在家讲孝，出外守礼，这样就完全剥夺了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他列举了历史上讲究孝道的例子：有的把亲生儿子活埋；有的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医病；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幌子下，纳妾成为正当；有的则认为女孩不能承继“香火”，生下后即将其溺死；而婚姻之事更只成了传宗接代的形式……。吴虞的这些分析有理有据，且言辞激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以其独特的方式参加了批判孔家店的运动。他写了一篇名叫《狂人日记》的小说，通过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反抗迫害的“狂人”的自白，对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本质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小说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揭露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以后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朝每代都捧着儒家经典，标榜孔孟的仁义道德，但是有多少无辜男女惨死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淫威之下或封建道德的软刀子下，有多少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纲常礼教的束缚下被扼杀。那种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的是“吃人”，那种不许别人、不许自己的后代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动辄挥舞礼教大棒，叫人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成的，也是“吃人”。鲁迅悲哀地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呼吁不要让那些没有受封建礼教影响，或利用礼教来束缚、迫害人的青年人再受礼教的毒害了。
《狂人日记》是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当时与其后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吴虞在当时就评论说：《狂人日记》把礼教“吃人的内容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打倒孔家店不只是要掀掉孔庙中孔圣人的牌位，更主要的是要在国民心目中铲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近代以来对纲常礼教的批判并不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如为戊戌变法断头流血的谭嗣同在他生前写的《仁学》一书中，就对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但是从整体上对儒家思想进行批驳，对其各方面内容及其如何束缚思想、压抑个性等问题进行逐一深入剖析，并形成社会范围的批判思潮却应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有人把这一时期批判孔家店的运动称为整体的、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应指出：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正统文化，也有非儒家、反儒家的非正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只是前者。至于后者，包括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有过较大影响的墨家思想，以及历代出现的反礼教、反专制的“异端”思想、民主思想等，不但没有受到攻击，反而为人们批判传统、认同现代民主观念所借用。
第二，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集中于其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礼教思想。启蒙学者注意把孔子同后来形成的纲常思想分开，肯定孔子在他那一时代所创学说自有其时代价值和合理性。李大钊说，孔子生于专制时代，不能不就当时制度立说，如果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历代君主尊孔祀孔，已使孔子失去个人存在的意义，而成为保护专制的偶象，“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另一方面，对于儒家思想中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启蒙学者们仍坚持采用。如孔子学生曾参的语录“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被作为警句印在《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在批判“儒崇礼让”的同时，也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与世界各国名人名言勉励青年们“自觉奋斗”。
不管怎样说，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批判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它为民主科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对后来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