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如火如荼，许多豪门贵族趁乱而起，各霸一方。一些人怂勇当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反隋。年仅18岁的李世民更是跃跃欲试，积极劝说和策动其父起兵，并亲自率兵打仗。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父子举起反隋大旗，同年十一月占领了隋的首都长安。随后，唐高祖李渊在长安建国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唐朝政权建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立即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在从太原起兵到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出谋划策、战功卓著，同时也网罗了大批的谋士猛将，他羽翼丰满，威望日隆，危及李建成（李世民的哥哥）的太子地位，父皇李渊也对他产生疑惧之心。李建成畏惧李世民的才能和势力，他拉拢齐王李元吉（李世民的弟弟），企图谋害李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心腹将佐和玄武门守军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袭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当天李渊在武力挟持下交出政权，下诏“军国事皆受秦王处分”。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李渊正式退位当太上皇，李世民即皇帝位。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即位后，以“亡隋为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政，推行一条革新的路线，采取了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有进步意义的措施。积极发现并合理使用人才。
（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唐太宗曾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要得什么样的人呢？唐太宗说：“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新唐书·传第三十》）襄邑王神符是他的亲叔父，曾有不少功劳，但不会管制下属，而且腿有毛病，行动不方便，太宗便没有重用他；而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极力劝说太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魏征为李世民所获。唐太宗问他为何替太子出谋划策，离间我兄弟之情？魏征却说，人各为其主，可惜太子不听劝告，否则，成败也尚未可知。唐太宗不计前愆，封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负圣望，常犯颜直谏，前后陈谏200余次。他病逝后，唐太宗大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作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二）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唐太宗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把不称职的官员比作画在地上的烧饼，中看不止饥。为了得到自己中用的人，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他采取三条；一是压抑士族。唐太宗规定：不管各家族历史上如何，都要凭现在的功劳重新评定爵位。这就大大压抑了历代以来大族世家显赫的地位和势力，把原来出身中小地主阶层并为唐朝建功立业作了贡献的人提到高位上来，他十分注意限制皇族的势力。他规定对皇室成员也要实行论功行赏的原则，不能光凭宗族关系，无功受禄，不能过寄生生活。他们要想保持原来的地位和生活，就必为国尽忠，有所作为。二是用人一视同仁。唐太宗压抑士族，目的在于广开才路，让中小地主、庶民和士族有公平的升迁机会。太宗用相28人，其中魏征、马周、戴胄出身低微，张亮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当然，士族中有才者，同样也能得到重用。唐太宗提拔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无忌避嫌不就。唐太宗坚决地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今日所举，非私亲也。”（《资治通鉴》卷194）长孙无忌为相后，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巨大贡献。三是精兵简政。唐太宗注意“求官不在员多”。贞观之初，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主持裁减官员，朝中各部门的文武官员仅为643人，以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职能作用。对地方官员，他同样精心选拔，认真考察，认为这是“安危所系，尤须得人。”
（三）兼听则明，从谏如流。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作明君，不仅注重任能，而且十分注意纳谏，孜孜求治。他经常告诫臣子，百姓是水，君王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比较注重严于自责，倾听群臣的意见，充分发挥众人的聪明才智，可谓“同心同德。”
唐太宗认为，皇帝只有严于自责，造成敢于批评皇上的气氛，辅佐的大臣才能真正起到谋划、监督、补充的作用。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四海之士，亿万之众，难免会出一点差错，他要求大臣们能指出他的过错。在朝中，相国魏征最使他难堪。有一次太宗想纳妃，而他看中的那个姑娘已许婆家。魏征批评皇上只为自己打算，不为黎民百姓着想，语言犀利，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还有一次，魏征当着群臣的面顶撞太宗，恨得太宗直嚷要“杀掉这个乡巴佬”，但事后仍旧信任他。唐太宗从魏征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得到很大启示，诚心诚意地向群臣征求意见。贞观年间，朝廷中政治空气比较轻松愉快，民情能上达。贞观八年，皇甫德参提了三条意见：修洛阳宫，劳民伤财；多收地租，加重盘剥；民用发髻，受宫廷影响很深。他言辞尖锐。唐太宗十分生气，定要治皇甫的诽谤之罪。魏征劝谏，自古以来上谏的言辞激烈，才会引起君主注意，况且皇甫也说得有理。唐太宗仔细一想，觉得不错，不但没有怪罪皇甫和魏征，还采纳了意见。唐太宗对大臣说：你们不光是直言相谏，今天你们都要上书言朕之过失。常何是个武将，没有文才，只好让马周代笔。太宗看到常何呈交上来的20条意见时，拍案叫绝。当他得知是马周所写时，即刻召他上殿，深谈国事，相见恨晚。马周说天下百姓为本，百姓能否安居的关键是州县官吏。但朝廷忽视了这点，各地刺史均为武官，不能很好地体察民情。太宗见他认识深刻，颇有建树，任命他做监察刺史，后拜为中书令。正是由于唐太宗虚心求谏，勇于纳谏，加上新修唐律和一系列行政制度的保证，充分调动、发挥了各级官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段时间里，官吏保持了比较廉洁的作风，国家机器发挥了比较高的效率。
（四）完善科举制度，考试取人。科举制度，作为新型的选官制度，诞生于隋朝，唐太宗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科举，是唐太宗选拔录用官吏的重要途径。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是公开报考，择优录用，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选官范围，能大量吸收地主各阶层及少量平民参政，对提高封建统治机器的效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唐太宗亲自过问下，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制科是皇帝选拔“非常之才”的不定期考试。
（五）建立健全吏治制度。官吏制度，可以说是封建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兴衰。所以，唐太宗对此十分重视，规定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设施和政令。
首先从组织来看，唐太宗时期，官吏的选拔录用，由尚书省下的吏部负责，吏部尚书1人，侍郎2人，掌管天下官吏选拔、考课之政令。吏部成为官吏考课的专门机构。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房玄龄、王□掌内外官考”，“凡百师之长，岁核其功过，差以九等”。（《资治通鉴·唐纪九》）。不仅如此，朝廷门下省和中书省也负有考课之责，与吏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其次，建立了对官吏的考察制度。唐太宗对官吏实行功赏罪罚，其考核十分严格。他甚至把都督和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功、过都及时记在名下，不凭印象，而凭实绩进行赏罚。唐太宗虽然对官吏的惩罚都比较宽大，但有过也不包庇。他到薄州巡视，刺史赵元楷为讨好皇帝，和老百姓穿上华丽衣服迎驾，不仅大肆浪费，还暗地准备牛羊赠送皇亲国戚，唐太宗闻之大怒，大骂赵元楷败坏唐门，是“亡隋弊俗。”
再次，实行了官吏退休制度。汉武帝时就有过官吏年老退休的先例。唐太宗为保持官吏效能，把它变成了制度。他明确规定：“年七十以应致仕”（《旧唐书·职官志》），只有精力充沛者，才可留任。对致仕即退休的老臣给予优待，可以进爵一级，并给予一定荣誉职务。这种官吏退休制度，不仅能使官吏新旧交替，也能使政府机构干练，唐初朝廷有官吏2000多人，唐太宗时精减为600多人。
另外，唐太宗一统天下，对少数民族官吏也能一视同仁。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平等对待少数民族的先河。唐太宗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唯我一视同仁，所以各种族部落都依我如父母。”他在讨平前来侵略的突厥后，就启用他们的贵族治理他们的民族。他还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对于少数民族将领如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等，授予很高的军职，放心任用。
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不能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他的确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代明君，其成功的重要一环是善于用人。
（徐子仁武玉珍刘清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