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克服困难，坚守岗位，继续开展了一些文物保护和艺术研究活动。1946—1947年，研究所的保护和研究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并置办了部分必需器材。据统计，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敦煌解放前，研究所共修整洞窟通道地面146平方米，修防沙墙（沟）30米，清除洞窟前积沙150立方米，安装洞窟门窗30合，修缮壁画150平方米，修缮古代土塔4座，对洞窟进行了平面和立面测量，完成了对莫高窟各洞窟的重新编号，新发现洞窟12个，收集文物231件，编辑图录专著2部，临摹各时代壁画321平方米，临摹各时代彩塑15件，拍摄洞窟及文物黑白照片400张。常书鸿：《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维修》，原载1961年5月9日《甘肃日报》，转引自《常书鸿文集》。1949年9月，敦煌解放前夕，为防止溃兵抢劫破坏，研究所组织人力，储备物资，依靠几条旧枪，枕戈待旦，终于迎来了解放，使敦煌文物保护事业获得了新生。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文物学术研究活动相对萧条。1946年3月，张半陶等人在北平发起成立了故都文物研究会，以“稽考阐扬并发展故都之文物，而期充实民族文化，协进建国工作”为宗旨。下设总务处、美术馆、艺术馆、旧文馆等，曾开展过整理藏品、举办文物展览、调查曲阜孔庙乐器等活动，出版有《故都文物研究会汇报》。1946年10月，裴文中在沈阳做了题为“中国远古文化与东北原人”的学术讲演。同年，张筱衡撰写了《梁惠王西河长城考》，指出魏河西长城止于陕西韩城县黄河之滨，解决了魏国固阳今地的悬案，纠正了前人的误释。景爱：《中国长城史》，第10—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947年1月，中国纸币集藏会成立于上海，该会以“研究古今纸币、交换知识、联络友谊为宗旨”。编辑出版有会刊《中币会刊》，共出两卷30期；《钞票世界》共出三期，此外还编写发行了《集钞小丛书》20册，内容有《各省银行钞集》、《八行商业钞集》、《军用纸币钞集》、《铜元角票钞集》和《客钞洋商钞集》等；1947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对安阳小屯出土的8件箭头、刀柄、戈身等青铜器进行了包括锡、铅、铜、铁、锌、镍等项目在内的成分分析；1947年至1948年，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田野考古报告》第二、三册。1948年，北平研究院苏秉琦出版了《斗鸡台沟东墓葬》及《图说》，这是中国学者利用考古资料探讨先周文化的开始，也为中国学者进行陶器类型学上的分类排比建立了典范。蔡凤书：《中日考古学的历程》，第82页，齐鲁书社，2005年。同年，黄文弼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1949年，安志敏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砂锅屯洞穴层位之研究》。
三、博物馆事业
受抗日战争影响，原本已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博物馆尚未复原，战火又起，至全国解放前夕，全国博物馆总数下降至25座。仅存的博物馆也因经费匮乏，难以为继，史学家向达在《战后两年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博物馆面临的窘景：“……因为无钱，于是眼看着有许多古代的文物书籍，应该保存，值得保存的，流落市尘，慢慢转到私家，或竟入异域……。”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第29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博物馆事业相对凋零，值得一提的事件主要有：
在博物馆建设复员方面：1945年11月上海市博物馆成立复馆筹备委员会，1946年1月设立复馆筹备处，馆舍因在抗日战争中遭到破坏，于同年迁入四川北路新址，面积仅1000平方米，改名为“上海市立博物馆”，杨宽任馆长，设有金石、陶瓷、明器三个陈列室及历史文献廊，规模大不如抗日战争之前，经过重新征集，馆藏青铜器、陶瓷器、书画和历史文献等各类文物仅16932件；1946年2月，四川收藏家黄希成将其收藏之古物寄存于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内，设立专室陈列并取名为希成博物馆；1946年5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完成复员工作，收回了分院建筑和沦陷期间遗留于南京的2954箱文物；1946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故宫博物院仍由行政院直辖；从1946年元月开始，原先存放在四川、贵州等大后方的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陆续集中在重庆，至1947年11月，分批运回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房和北平故宫博物院，战时设立于重庆的故宫博物院总办事处和乐山、峨眉、巴县三个办事处随之撤销；1946年5月，台湾省台南市立历史馆落成开幕；1946年6月，河北省政府发布训令征集抗日战争史料和其他文物，同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组织条例》，规定设立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隶属于教育部，内设研究组、编译组和文物组，负责调查搜集并陈列边疆文物及有关资料；8月15日，河北省立天津博物馆于抗日战争胜利一周年之际重新开放，馆藏文物和各类标本6900余件，内设自然、历史、艺术和抗战四个陈列展览；1946年7月，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提议，教育部同意北平历史博物馆暂停开放，进行整理；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各省教育厅填报各省博物馆情况，以编辑全国博物馆一览表；1947年1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第一期工程恢复施工，至1948年基本完工；同月，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成立；1948年3月，北平古物陈列所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
在陈列展览方面：1946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京沪名人私人藏品展览”；11月，在南京举办了“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12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在上海市中华医学会大礼堂举办“医史文献展览会”；1947年2月，甘肃省立科学教育馆举办武都出土之犀牛、三趾马化石展览；同年12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再次举办“中国医史文献展览会”；1948年2月和3月，中国纸币集藏会在上海组织举办了两次钱币展，对中国纸币的收集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1948年3月，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与上海中医学院合办了“历代医药文物展览会”；1948年6月，中断活动12年之久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复会，并委托北平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欧美博物馆介绍展览”，由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学生参加陈列设计和布展工作；1948年8、9月份，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了敦煌艺术展，展出临摹壁画600余幅，后又在上海展出；1948年10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南京举办科学展览会，观众达三十万人；1948年12月，故宫博物院因战事影响暂停开放直至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安徽省博物馆举办了寿县楚王墓出土铜器展。
在博物馆人才培养方面：194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博物馆专修科，开设有博物馆学概论等课程，新中国成立后被调整合并。
这一时期，国统区博物馆事业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文物迁台。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按照国民政府指令，有关部门于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的3个月时间内，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库存文物中拣选出珍贵文物2972箱，分三批以军舰运往台湾，另有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员工16人随行前往台湾。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建成后的不完全统计，当时自大陆运出的文物计有23万余件，古籍善本10万余卷，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苑委别藏》、《四库全书荟要》等珍本。国立中央图书馆也将馆藏的善本和部分文物398箱（善本书多为明代以前的刻本、点校本、手抄本）运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1948年底起至1949年初，将所藏原清内阁大库明清两朝档案31194件、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文物及标本109464件抢运台湾。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第404—4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外，国民政府还于1949年1月19日将国民党珍贵史料180余箱以登陆艇运往台湾。这些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典籍和档案资料大多数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的精品，由于长期被海峡所隔绝，致使相当长一段时期，许多近代中国文物保护领域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和成果得不到充分利用，两岸文物学术交流受阻，实为憾事。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至少仍然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在大厦将倾之际，仍不忘抢运属于国之重器的珍贵文物典籍，日后更是在台北又建“故宫博物院”，寄托了一种民族精神，体现了两岸牢不可分的文化渊源。
四、内战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犹作困兽之斗，致使交战区内许多文物古迹严重受损。1946年8月，国民党13军石觉部进占承德，军部设在避暑山庄内，散兵游勇将离宫、宝物馆内所藏千余件文物劫掠一空，藏经楼所藏西藏贡品藏经四种120余部被焚毁，绥成殿“器物荡尽”，被改为国民党军队的炮兵弹药库。国民党军队还将外八庙的僧房和钟鼓楼、避暑山庄的广元宫、珠源寺、碧峰寺等全部拆除，古建构件被用来修建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核心的地堡工事体系，有的古建筑则直接被改造成了碉堡，在战火中经受了严重的摧残与浩劫，至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承德时，避暑山庄72景仅存7景，其他古建筑仅余13处。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承德避暑山庄》，第243—244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吉林市郊西团山修筑工事，肆意破坏古墓。开封战役期间，这座古城受到严重破坏，“此次战役前，蒋匪即强占城内外名胜古迹，如古龙亭、鼓楼、禹王台等地构筑工事……困守城内之敌，每遇作战不利，即行放火或由蒋机投掷燃烧弹，图以此阻碍解放军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编：《解放开封》，第14页，1948年。。开封市博物馆亦被蒋军炮轰摧毁一部。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军队利用北平古城墙修筑工事，在城墙上挖了501个城防洞，导致城墙内侧坍塌达87处，城墙外侧损坏86处，总面积4300余平方米。在城头修建各型碉堡1675个，蛇形战壕36道，总长度1260米，还拆毁了大部分内外女儿墙。申予荣：《20世纪北京城垣的变迁》，载《建筑史论文集》第12辑，张复合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此外，北平城内驻军占据古建筑、砍伐古树名木及文物失窃、古建筑失火事件亦时有发生。
在政治上得不到重视，在经济上得不到保障，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利于各项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开展，文博单位数量锐减，幸存的文博单位亦因经费匮乏、队伍涣散而处于惨淡经营、风雨飘摇的境地，这就是当时国统区文物事业的真实写照。内战既是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剧，也是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悲剧。
§§§第三节中共领导下的战时文物保护工作
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之分，在战争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就是对待文明的态度，对待历史和人类的态度。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华夏文明的物质载体，在经历了历次侵略战争和长期国内局势动荡造成的流失与损毁后，面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复杂局面，稍有处理失当，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优良传统，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采取了许多措施，使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渡尽劫波，得到妥善保护，安全回到了人民手中。
一、文物保护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对于保护文物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纪律要求，并自觉地将保护文物的行动融入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中，文物保护工作成为战时最为重要的注意事项之一。
1948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3月26日，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合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规定：“凡属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的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等均须一律保护，必要时由当地县级党政府或军队团政治处以上的负责机关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6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布告：“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馆……），一切公共建筑，名胜古迹（古庙、古墓、古碑、古塔、古林……），本部一律予以保护，严禁拆毁破坏，迁移及偷窃，倘有故犯者，不论何人均有权利制止、逮捕送交本部门依法惩办。”开封市博物馆编：《开封战役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同年9月25日，济南市军管会颁布的解放军入城守则第七条规定：“对文化教育机关……名胜古迹……，均须严加保护，不准破坏。”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合签署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规定：“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下列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而证据确凿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其中所称的“罪恶行为”共12条，第10条即为“毁坏文化古迹者”。《命令》还规定：“带头执行（罪恶行为）者，依法惩办。……我军对待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上述战犯应属于首恶者一类，必须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不容漏网。”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一辑，1985年，同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解放军入城纪律，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