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最最使人忧虑的事是南北议和，此事在革命党内部呼声越来越高，暗中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11月11日，江苏省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原咨议局议长和铁路总理)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在上海开各省代表大会，但黎元洪却通电全国，要各省代表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以后，虽然各省代表陆续在上海集会，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同意到武昌组建临时政府，这样，就更使黎元洪有资格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同袁世凯谈和了。
再者，各省革命党人在建立军政府时，大都效仿湖北的做法，把都督这一最高军政要职交给原来的巡抚或协统等旧官僚。这些旧官僚，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依然两怕：不摘下红顶花翎怕革命党；穿上都督服却怕半倒不倒的皇帝。可见，他们是一帮混在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接着，程德全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为起义筹款奔走呼号。
南京光复后，在上海的三位都督：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各省都督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黄兴由于汉阳之役受挫，在内部很遭一些人的非议，他自己也很沮丧，大有饮恨终生之意；再加上黎元洪反对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结果黄兴竟然在上海为欢迎黄任大元帅而举行的大会上宣布：鄙人才力不胜，请各位容许辞此大元帅之职！全场一片哗然。
当然，宋教仁等同志是能理解黄兴的。这位忠勇的战将，同盟会的柱石，心地坦荡无私，他推辞不就的原因，除了以上那些消极方面，还有一条，就是他认为最高职务应当虚位以待孙中山。黄兴虽然也认为利用袁世凯逼清帝逊位，不失为一条策略，但他到底是希望孙中山赶快回来主持大局。考虑到局面的复杂性，如果黄兴执意不就大元帅之职，此职就毫无疑问地落入黎元洪之手了，但黎元洪是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信不过的。所以，宋教仁坚决主张在孙中山回国前，应当由黄兴来主持大政方针。经过多人劝说，黄兴总算勉强答应暂时担当大元帅之职，一俟孙中山回国，理应由这位同盟会总理执掌大权。
然而，黎元洪几乎立刻作出反应。他通电全国，反对上海方面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与此同时，加快了南北和谈的步伐。12月17日，作为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到达上海，同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谈判。
同日，在南京，一群江浙联军的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南京的立宪党人、旧军官自称拥黎派，排斥黄兴；而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有些人激愤难抑，提出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黎元洪的各省代表。南京，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亏得能干的宋教仁巧于斡旋，才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好像混乱、争权夺利还不够似的，光复会的领袖、一代文宗章太炎竟然在这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非常混乱。宋教仁面对这一切，他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孙中山回来。他相信，只有众望所归的中山先生回来，才能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盼啊！革命党中有多少人像宋教仁一样，翘首以待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早日归国。
接着，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三天。讨论的内容是成立中央政府，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又为袁日后窃权埋下了伏笔。历史就是这般复杂、微妙。
55、十六年的海外漂流终于画上了句号
孙中山到达英国不久，10月12日傍晚，在到一家饭店就餐前，购得一张报纸，从上面看到了武昌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孙中山喜出望外。他心情异常激动，多年的奔波，多次起义的失败，始终有一片愁云在笼罩着他。今日消息传来，愁云不驱自散。
今天我请客。孙中山对同伴高兴地说。
要请客必须到高级餐馆去。
那当然啦！
于是，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几个同伴直奔杨氏饭店而来。
要知道这杨氏饭店相当豪华，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等英国人，华侨很少去。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中山带同伴昂然直入，选择中央的座位，挥手请大家入席。傍晚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他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他们的菜仍迟迟不上。孙中山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他的身上。餐厅的管理人员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中山正襟而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
管理人员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却给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作战，像当年指挥镇南关战役一样，亲自发炮，以快平生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它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重重困难，也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决定暂不回国，先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此时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
不料，后来半个月，国内革命党人的电文接踵而来，有黄兴、宋教仁、宋嘉树、陈其美等的。有报告喜讯的，有邀请他回国任总统的。此时，应付电文已成为他不可少的工作。
在英国伦敦时期，他依旧住在老师康德黎先生家，各地信件也都寄往此处。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正巧孙中山不在。康夫人一见清使馆三字，中山伦敦蒙难的恐惧又在她心中复出，唯恐泄露中山行踪，为慎重起见，便将电报号码抄录，并临摹下中文译文，将电报退回清使馆，表示孙文不在此处。
孙中山回来后，康夫人呈上电报，他看了一眼，笑着塞入口袋。
康夫人疑惑不解地问：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是不是秘密的？
不是，电报要我回去做新共和国的总统。
真的，我还以为有别的事呢！夫人道。
康德黎听后连忙从内室走出来道：那你愿意不愿意就任这个大总统啊？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假如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是愿意就任的。
孙中山的态度平平常常，毫无狂喜之色，他依旧筹款，致使归国之期一拖再拖。康德黎十分钦佩、盛赞他这个弟子大有耶稣的救世精神，确无一丝自私自利的野心。
同时，这位老师由对学生的认识又推而广之，逢人便讲：我自己是个医生，与逸仙相处甚久，确知中国人是世界优等民族，大脑重量重于西方人，故中国人有智力魄力特长，复经四五千年进化，循天择演进之例，愈经天择愈精良，所以不是西洋人能够赶上的。
不管这至高至上评价是否科学，但它却是中山先生为东方人赢得的。
一个月后，在国人的急切催促下，中山先生终于起程回国了，12月12日抵达香港。
1911年12月25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这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圣诞节前的日子，人们就要忙着购置各种节日用品、圣诞礼物。邮电局也格外地忙碌，雪片似的圣诞卡要从这里飞出去。按西方人的习俗，即使平日里不通音讯的亲戚，圣诞节总要寄上一张圣诞卡，写几句贺词。等到圣诞这天，租界里的大饭店、大餐馆、大舞厅也一概爆满。
然而今天，一个压倒一切的新闻吸引了全上海的注意：
就在圣诞节这天，孙中山抵达上海吴淞口。
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前来欢迎孙中山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云集在码头上。
无风的黄浦江，被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透着一股透骨的寒意。孙中山一行乘坐的香港号邮轮，很早就下停在吴淞口外，等候靠岸。由于雾太浓，沪军都督府派去迎候他们的建威号军舰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焦急地眺望着，身后站着胡汉民、廖仲恺，美国人咸马里，日本人宫崎滔天等人。
面对着祖国，孙中山此时心潮起伏：经过十六年海外流亡生活，终于回来了。其间虽然多次返国，但都是秘密的，都必须乔装打扮。今天终于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主人回来了。这个将一生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伟人，从来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现在也深深地感喟起来。然而，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个人的情绪中，他知道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他要为中华民国谋得财政贷款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而国内，根据宋嘉树和其他同志不断拍发的电报看来情况极其严峻。清军尚控制北部中国，其军事实力显然非革命军所能相比。且革命军内部纷争不已，艰难的革命刚刚开始啊！
想到这里，孙中山更急了。他多么想赶快踏上国土，去澄清那纷乱的天宇，去扫平胡虏盘踞的北国，统一大好河山。
正在这时，一艘汽艇穿过雨雾，急速地画了一个大的圆弧，轻巧地在香港号一侧靠上了船舷，翻身上来一个精悍的中年人，他竟是宋嘉树。
孙中山见到似乎从天而降的老朋友，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咸马里觉得很奇怪，宫崎滔天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敬佩地介绍：查理·宋，同盟会的老革命家！胡汉民也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悄声向廖仲恺介绍他的特殊身份和勋业。廖仲恺赶紧走向前去，握住宋嘉树的手：宋先生，真是劳苦功高啊！
大家在甲板上热切地叙谈着，宋嘉树想把一切都告诉孙中山，孙中山也是一切都想问，结果谈话是又零碎又急促。雾中的细雨虽然很小，但却很密，不知不觉就把大家的衣帽打湿了。大家正要返回船舱时，远远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众人猛一惊，但旋即省悟，必定是建威号发现香港号而发出的欢呼。果然，不一会儿，一只小艇驶近香港号，上来两个慌慌张张的军官。一个是建威号舰长的代表，一个是沪军都督府的代表。他们是来欢迎孙中山一行的，预定上岸的地方是金利源码头。
孙中山一挥手：好，那就准备靠岸吧。
宋嘉树忽然叫一声：不行。然后指着孙中山说：你就穿这身湿漉漉的衣服在上海上岸？孙中山这才发觉自己的衣服已湿透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只此一套衣裳。
宋嘉树知道他的老朋友一向生活简朴。但今天不同寻常，金利源码头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一瞻孙中山的仪容风姿，新闻记者必定会在此刻拍下无数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让中国革命的领袖、同盟会的总理，穿这么一身有伤尊严的衣服出现，那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过错。因此，他眼睛滴溜溜地在周围众人身上扫过，忽然把沪军都督府的代表拉过来，同孙中山的个子比了比，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你，马上把身上这件外衣脱下！快！
在场的人开始都愣住了，等到弄清宋嘉树的用意时，都高兴得笑起来。让孙中山一身戎装和上海人民见面，又精神，又有意义。
船在薄雾中稳稳地开往金利源码头。
宋嘉树将孙中山拖到一边，掏出孙中山当初在法国时拍到国内的电报，不满地说：逸仙弟，你怎么能拍发出这样的电报？
孙中山当时的电文是这样写的：今闻已有上海议会的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他已觉察到这电报的失误，所以现在很爽快地承认：查理兄，这是我的过错，给国内同志带来麻烦了，很对不起。
还好，《民主报》在刊登这封电报的同时，发了一条很巧妙得体的编者按，说是孙先生不以总统自居，系一种谦虚之美德。况且将来大总统一定要按国民公意选举产生。
孙中山在这位兄长兼诤友的面前，总是那么亲切、坦率、自如：查理兄，你真是我的好参谋、好顾问。当初胡汉民、廖仲恺都主张我去广州，一边战备，一边静观天下之变；倒是你一直催促我立刻直赴上海。那一封封电报，催得好啊！我反复思考，现在我革命党人所可倚仗的就是人心，假如我不到沪宁前线，对内对外大计，其他人绝不能统筹担负。党内部纠纷，必然贻误战机。东南一旦失利，两广何能独守？
宋嘉树高兴地赞扬：太正确了！国家之重任，民众之期望，集于你一身！
孙中山突然想到：查理兄，返国以后，内政势必纷繁难理。请为我物色一个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现成有一个--霭龄。怎么样？她已经做了我好几年的秘书了，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孙中山赞许地点点头，把机要工作托付给霭龄，他完全放心。说着说着，金利源码头已不远了。只见码头上人头攒动，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挥动帽子，而且隐约可以听到不断传来的欢呼声浪。孙中山大约也没有预料到眼前会出现这样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他身着黑色戎装，脱下军帽，高举右臂，满面春风向人们微笑着致意。人们回敬以雷鸣般的掌声。同盟会上海机关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霎时，金利源码头鼓乐齐鸣。
到码头来迎接的有黄兴、陈其美、蔡元培、汪精卫、黄宗仰等。孙中山一行好不容易同各位同志一一握手问好以后，立即就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这时，宋嘉树赶紧把霭龄找来，告诉她从今以后，要当孙中山的秘书，并要她立刻就着手工作，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详尽、正确地将孙中山同别人的交谈记录下来。等到霭龄挤到孙中山的身边，又远远地瞥见孙中山和蔼地对她说了什么，宋嘉树这才悄悄地离开。
一群记者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种问题：您带回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听说您这次回来，为革命军募捐到很多款项，这是真的吗？
孙中山回答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也。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他环视一下四周，又对人们表示：创业难，守业更难，从前革命的困难已破除，但今后，会远远大于从前，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否则从前的奋斗也就半途而废了。
宋嘉树从商团书业公会分团中，亲自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排字工人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事先已经选定法租界宝昌路408号一幢三层法式洋楼为孙中山的住处。但是当宋嘉树这天到法租界公董局，要求让持枪卫队进驻宝昌路时，公董局却推三阻四。他们只同意沪军都督府派四名卫兵当门卫，说其他安全问题，租界当局可以维持。
交涉再三，宋嘉树急了，因为如果保卫工作不落实，孙中山不能贸然住下。他抓起桌上的帽子断然地说：好吧！孙中山先生无法在这样的安全措施下住进法租界，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不过，报界是知道孙先生预定的住址的。如果他们作出的报道，有损于一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法兰西的声望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
公董局的头面人物出场了。他们觉得与其得罪可能成为新中国统治者的孙中山，还不如稍稍显示友好与关怀。所以他不仅同意两排军队驻扎在宝昌路，而且派出了十几名军警探员，作为辅助。宋嘉树刚刚把他们安置妥当，天就黑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