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北上，不放弃和平统一的一线希望
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广州军港。
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海域驶去，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冯玉祥是直系将领，虽能征善战，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二十天前，他趁直奉大战正酣之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10月25日)，冯即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
孙中山接电沉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加速实现和平统一，便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得不无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千方百计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之途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民众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希望你再想得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11月4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任代元帅，任命谭延恺主持大本营事务和北伐军事。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和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件。13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及随行人员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陈友仁、朱和中、李烈钧、喻毓西、邓彦华、黄惠龙、马汀、黄雅觉、马超俊和张乃恭等登上永丰舰，在俄国军舰波罗斯基号的护航下前往香港，途中他们最后视察了黄埔军校。
不知是有预感，还是出于尊重，蒋介石和黄埔军校方面以军校最高礼节--阅兵仪式，迎送总理。
刺刀闪亮，军旗猎猎。
孙中山缓缓走到军校检阅台上。迎面可见大幅标语：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策源地！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学员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精神饱满，手持苏式步枪，朝气蓬勃，意气昂扬，正步通过检阅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中山。
汪精卫看着这场面感慨万千地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去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廖仲恺走到孙中山身旁，恳切地说：请先生训示。
孙中山摇一摇头，沉默。
军旗随风飘动……
廖仲恺再一次劝请：先生还是说几句吧！
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严整、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操队在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冲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洋……叠印的画面又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他的声音哽咽，似乎是对自己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恺心头一震，面容戚然。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敬礼告别。
黄埔军校校歌高唱，响彻珠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在检阅黄埔军校学生时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未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成，则可以死矣。孙中山的深沉的目光，凝在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缓缓离去的舰只，热泪盈眶。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抵达上海港。孙中山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爱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整天团团转。本来，留停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途中之劳。庆龄面对这种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11月24日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中山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他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但细心的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中，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矛盾已经越来越激化了。如今，孙中山实行的联俄政策，也使日本政界反应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还是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陪同宋庆龄来到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国本田须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站着，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全场顿时欢声雷动。先由孙中山作了简短的致辞。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又为学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孙中山的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四个字刻为石碑，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孙中山夫妇在神户停留了七天，于11月30日又起程赴天津。孙中山止不住兴奋的心情，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庆龄轻步走上前来：你的感冒还没好，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啊！孙中山哈哈笑着，殊不知病魔已在向他进攻。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二万余名前来迎接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中山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夫人的邓颖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可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连日的旅途劳累和多年的忧愤积劳，终于使他病倒了。
孙中山在北上之前发表的《北上宣言》中，即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并明确指出此会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却故技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声明外崇国信，尊重历年来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一切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96、张作霖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为什么冯玉祥在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之后，又让段祺瑞出来做了临时执政呢？因为在当时的局面，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已垮台，而在长江流域还有部分实力，如江苏的齐燮元、浙江的孙传芳、湖北的萧耀南等。冯玉祥认为山东的郑士琦、山西的阎锡山，所处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在战略上是一个关键性地带。假如能想办法与郑、阎联络好，使为己助，不但能阻止南方直系军队北上，且可使北方的直系残余势力受到腹背夹攻的威胁，可以早日予以肃清。当时，段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决定作用的，而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是如此。阎、郑对冯的来电，先后表示好感，郑不仅致电吴佩孚请其自动停战，且宣布鲁省保境安民。这种有利于冯的声势，不能不说主要是受段的影响所致。冯最初为了要达此目的，在北京政变中，采纳了孙岳的建议，决定邀段先出来维持一个过渡局面。同时冯又以为段也曾通过贾德耀与孙中山有密切联系，孙、段之间也有了默契，段已表示欢迎孙中山北来，认为邀段出来之后，段不致再有何异议。冯只想到好的一面，没有想到坏的一面。这种既要迎请孙中山北来，又要借段祺瑞维持过渡局面的用意和想法未免天真。
出乎冯玉祥的预料，北京政变后的局势，从此日趋恶化。段祺瑞把握住这个时机，为所欲为，喧宾夺主，冯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张作霖在冯推倒曹、吴后，也立即违反了当初所约定的奉军不入关的协议。奉军不仅陆续进入了山海关，而且以李景林代替王承斌，夺得了直隶省地盘。当冯发动北京政变之先，王本是一个预谋者，而结局却是被奉军赶走。冯对张作霖的所为，自是不满。当时张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且欲伸张其势力于安徽、江苏，肆无忌惮地夺取地盘，满足个人的欲望。而对于欢迎孙中山北来的原议，就再没有任何积极的表示了。段便利用日本的关系，迫张俯首帖耳，共同对冯施加压力。当冯应约由北京到天津与段、张举行会议，段、张早就做好准备，特别是张对冯更不怀善意，甚至吴俊升还向张献计，拟趁冯到津开会之际加以暗害。李景林、张宗昌并曾做好这一行动的布置。张的副官和杨毓勋，与冯是安徽同乡，私谊相当深厚。他将这些阴谋诡计，事前都曾向冯泄露，并力劝冯不要前往。冯为取信于人，暗中加强防备，仍如期到津，出席会议。通过天津会议，冯感觉局面已非，大势已去，限于自身力量，一时难以扭转，不得已而日趋消极。当时冯很愤慨地说：这些家伙，在曹锟和吴佩孚没有被推倒以前，我和他们交换意见时，谁都是什么话好听就说什么，表示得非常光明磊落。到了大功告成，当初的诺言立刻全抛到九霄云外去，而且重新钩心斗角起来，只从个人私利着想，各怀鬼胎。段祺瑞、张作霖以及他们的亲近部属们，在言谈之间，对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常常流露出歧视的心情。并且悔恨地说：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惜断送了北京政变的果实。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即使来到了北方，又如何能有作为？可是孙中山终于应邀北来了。
段祺瑞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孙中山到了北京，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不利。当他得悉孙中山已经起程北来的消息，11月22日便急忙由天津到了北京。跟着张作霖也赶到了，冯玉祥也回来了。段抵京后仅隔一日（即24日），就当上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利用这个权位，施展手腕，一面向张作霖进一步拉拢勾结，使张的气焰一天高于一天；一面对冯进行排挤，使冯的处境一天难于一天。冯感于无可奈何，向段一再提出辞呈。段表面上故作挽留姿态，但暗施压力，迫使冯处处感觉不快。当时陆军总长吴光新，竟主张撤销国民军的名义，使冯特别恼怒。同时，冯从段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看出前途是一团漆黑，没有半点光明。他曾经很难过而且很幽默地说：段祺瑞这回到北京当上了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够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除尽绝了，好让国家和人民少受一些害处。没想到他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他是故态依然，不但旧有的虱子没有除掉，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没有治好，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一齐拥上来，成天抢官抢权，分赃争吵，闹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他又宣传什么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孙中山先生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相对抗；一面又召集所谓善后会议，使军阀、官僚、政客、买办等从中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的措置，令人实在难以容忍！当时国民军的将领们，认为冯是北京政变的主谋者，而胜利的果实，却被他人坐收了渔人之利，一致表示不平。其中邓宝珊尤为激昂。当时，邓是国民军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血气方刚，压抑不住心中怒火。在他知道张作霖到达北京的时候，非要到张住的顺承王府把张枪毙不可。冯得悉后，认为不必如此，经过大家劝阻，邓始作罢。冯看到当时北京情况的逆转，不容再继续留住下去，遂作迁地为良之计，先退居天台山，后又移住张家口。等到孙中山到达北京时，冯已经是失去主动了。
孙中山在北来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的情形和他的执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孙中山对段祺瑞仍不能不给以招呼。他于12月4日抵津，5日即给段发出一电说：昨午抵津，承派许俊人先生代表欢迎，无任感谢。本拟7日晨入京，藉图快晤。惟因途中受寒，肝胃疼痛，医嘱静养三两日，一俟病愈即行首途。先此陈谢，诸维鉴察。段接此电后，好像非常关怀和虚心似的，即于6日电复孙中山说：微电奉悉。大旆南临，正惭疏简，何劳言谢？昨闻偶抱清恙，良深驰念，尚望加意珍摄，早占勿药。拱候高轩，无任延跋。同时另致孙中山一函，表示系念之意。函中写道：暌违英姿，瞬经数载，正怀风采。忽奉电音，始知贵体违和，实以贤劳所致。吉人天相，调治得宜，定可早占勿药。不审近日所服何药？饮食如何？殊深系念。尚祈为国珍重，保卫政躬，是所至盼！鹊候莅止，论道匡时，敬备蒲轮，以俟君子。专肃，抵颂痊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