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的公司破产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那就是：公司是属于他的。这件事他一直连对最要好的朋友都严守秘密，它的公开加上妻子儿女的忧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司各特难受。印刷业老板的隐姓埋名即使不是直接的欺诈行为，至少也是隐瞒事实。司各特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会认为他的行为并不是无可指责的。真相大白以后他第一次在高等法院出现时，一位旁观者指出，他的样子没有任何假装若无其事或者示威性的挑战神态，他表现出一位名誉无可指责的绅士所具有的勇气和谦逊，尽管他知道，自己在某一点上是有过错的。他自己沉了底，但以此使债主们浮出水面免遭灭顶之灾。“赫斯特和罗宾逊”和康斯特布尔及凯德尔宣布破产；巴兰坦也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但司各特对这样轻松地摆脱债务的办法连听都不愿听，他下定决心要偿还全部债务，一个便士也不少。征得债权人同意设立了监护委员会。“詹姆斯·巴兰坦公司”的两个合伙人都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交给它，以便使债权人满意。而司各特则必须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才能来创作新的文学作品，以便用销售这些作品所得的利润来偿清债务。扣除抵押阿博茨福德所得的 10 000英镑，债款总数仍达116 838英镑。这笔数目中，大约40 000英镑实际上是“康斯特布尔公司”的债务，但由于期票的加倍或加二倍计算，——即便经济学家也算不清这笔糊涂账，因为正常的健全理智在这里无济于事——这些债务也落到了司各特的头上。尽管如此，他自己的花费数额也是极大的。比如，他自己的债务，包括他的公司的空头票据、由银行贴现的个人负债收据和期票等，总数在70 000英镑至80 000英镑之间。
起初和他的主要债权人之一——苏格兰银行发生了一点小麻烦。银行不仅起诉控告他把两部新作转为康斯特布尔的财产，司各特为此取得了预支款，而且要求监护人提起诉讼，重新审议瓦尔特和珍妮的婚约条件（根据这一婚约阿博茨福德及其内部所有财产由司各特的长子继承）：提出要卖掉别墅内的全部动产，包括珍贵的藏书。司各特立刻产生了战斗精神，他采用了恫吓的办法，更确切些说是正当防卫，使银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司各特表示，假如银行坚持自己的要求，他将宣布自己破产；结果他们将只能从每个英镑得到几个先令，而他以后将只为自己工作了。考虑到将来的一个英镑毕竟比眼前的两个先令好，银行让步了，全体债权人会议决定保留司各特处理自己的郡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秘书薪俸——每年1600英镑，并保留阿博茨福德的权利。后来，为了感谢他为债权人利益做出的努力，债权人们向司各特赠送了礼物——阿博茨福德的藏书、陈设和收集的稀世奇珍。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确定为12 000英镑，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财产没收，债权人从这里可以每英镑得到二先令。
后来，司各特去世时留下22 000英镑的未清偿债务，外加利息。那时他的著作的出版人是凯德尔。到1836年为止，凯德尔用他的著作为自己净赚利润达60 000英镑。和康斯特布尔一样，凯德尔对他们公司那40 000英镑债务负有一半道义责任，而这些债务都算到了司各特头上。当“康斯特布尔公司”破产时，凯德尔宣布自己是没有支付能力的欠债人，从而避免了按期票付款的义务。司各特逝世以后，他不去感谢司各特的遗嘱执行人清偿了他凯德尔的债务，反而在作家的家属无偿地把司各特著作版权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转让给他的条件下，才同意承担应付给债权人的款项的余数。他的建议被接受了，1847年，司各特的遗产解除了一切债务的约束。洛克哈特按照与凯德尔的协议不得不把自己的《司各特传》的版权也让给他，还感谢出版商的无私帮助。因此，想到这位无私的男子死时是大量地产和10 000英镑净资产的主人，应该使我们感到安慰。
断定康斯特布尔精神不完全正常以后，司各特决定由凯德尔担任他的著作经销人和文学问题顾问。凯德尔还没有来得及被宣布为破产者，并免除债务清偿责任，就创立了自己的出版事业。监护委员会仍让詹姆斯·巴兰坦留在印刷所内任经理；后来他成了它的业主。像往常一样，巴兰坦负责司各特的书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事务。
在最后的岁月里，生活对瓦尔特爵士来说是甜蜜的梦；突然它变成了一场噩梦。但司各特天生的乐观精神快得惊人地重新占了上风，他完全有权对莱德洛声明，他能够把自己和埃尔登丘陵相比：“我和它一样坚定地站立着，虽然前额也稍许有些发昏。新的道路展现在我面前，我不会不友好地看待它。上流社会能够显示出的一切，我都已经看到了，我也享受到了财富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我深信，日光之下的许多事情，即使不是捕风，也只是一场虚空。”月底，他给洛克哈特写信说：“奇怪，我这么快就适应了自己的倒霉境况。天哪，我甚至喜欢这种境况了。什么时候我的女士们学会更好地忍受这种境况就好了。但我自己觉得完全无所谓的那些东西使她们感到难过——出门旅行、家庭开支等等要厉行节约了，我担心她们宁可过得穷困但看起来显得阔绰，而不是相反。”他经常重复尼姆军士的格言，来安慰自己：“一切听其自然。”在《日记》中他这样考虑问题：“我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从肩上卸下了豪华的、但却非常沉重的服装。这些服装与其说为我御寒，不如说给我增加了负担……我按照老习惯睡觉、吃饭和工作，假如家里人也像我一样对失去上等地位不在乎，我就是完全幸福的了。”司各特是个天生的斗士。有一次，他和詹姆斯·斯金一起在一个公园里散步，这公园是不久前在爱丁堡城堡和国王大街之间开辟的。司各特说：“您知道吗，我感到一定的满足，能面对面地去迎接命运的逆转给我带来的最可怕的东西。对于打破了我的安宁的那种打击的全部力量，我是以这样的话来承受的：‘哪怕为了挽回名誉，我也要挺住’。老天作证，如果说我有敌人的话，有一点我可以把手按在心口承认：我有生以来从未有一次故意让人家认为我是敌人，因为我觉得即使政治热情之火也不曾在我心中找到过有用的养料。我想不起来曾经对什么人怀有恶意，在我蒙受屈辱的这个时候，上帝保佑我，我仍希望给任何人做任何好事。如果我认为我的哪部作品里有伤害谁的尊严的句子，我就会把这本书付之一炬。”散步后回到家里，他走进书房记下这样一段话：“妻子和女儿正在客厅里热烈地聊天。我听到她们这样，心里松快些了。”2月5日，他记道：“自从我的社会地位发生剧变以来，才过了不到三个星期，但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无所谓了。”一个月以后他断定，没有那些财产，他的日子过得比有财产时更快活。
名望和金钱对司各特来说不像对大多数人那样重要。司各特对洛克哈特说过，“我从未有过同意放弃文学的时候，哪怕出给我十倍于我从这些书所得的钱，我也不干。”可惜他的妻子和女儿十分珍视奢华的生活和在上流社会的地位。她们没有马上认识到，两者都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司各特不得不厉行节约，安娜写信给弟弟查尔斯说，家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一个话题：钱，钱。“不论你怎么提到钱，钱是回不来了，爸爸最好还是别提那些英镑、便士和先令……”但安娜总的来说相当快就摆脱了痛苦的失望，这种失望是被未来暗淡的前景引起的——没有舞会，没有接待客人的机会，也不去看戏和穿新衣服。
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得节约。爱丁堡的仆人们被告知，将要和他们结账，因为以后没有钱能付给他们了。他们不肯离开主人，直到城堡街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他们才离开。阿博茨福德要保留一个总管也没有钱了，威廉·莱德洛离开了凯赛德，但瓦尔特爵士把他安插到哈登的司各特那里，去为庞大的哈登藏书室登记造册。至于汤姆·帕迪，正如他的主人所说，“我至死也不和他分手。”阿博茨福德的几个仆人也和家眷一起留下，虽然其他人家愿意给他们更高的报酬。管家达格里什得知他将不得不另谋高就，哭了起来。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几乎跪下哀求，说只要允许他留下，给他最低薪金也行。司各特把他留下了。不幸对司各特来说变成了两大好处。他的新地位不允许他花费时间来接待众多客人并使他们快乐，他被迫放弃他早就感到厌倦的农场事务。
破产的不止是一个司各特，其他许多人也落到了同样不令人羡慕的光景。国家遭到金融危机，大不列颠政府决定禁止一切私营银行发行纸币，并禁止英格兰银行将票面价值小于五英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在苏格兰金属货币不足，一英镑的纸币广泛通用，因此苏格兰银行将这一决定评价为对其经济自由的侵犯。为民族独立精神所鼓舞，司各特写了三封《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起初发表在巴兰坦的《爱丁堡周刊》上，后来又由布莱克伍德出了单行本。“这样，我成了爱国者，开始从事国务活动，这正发生在我登记为无力经营自己的事务的那一天，”他在签署关于把自己财产的控制权移交给监护委员会的契约以后，淡然说道。
司各特认为，设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捍卫个人的公民权利，而当时的政府却倾向于无视这些权利。政治闹剧未能使他激动也不可能使他激动，在这种闹剧里，扮演主角的是“拼命向上爬的傻瓜”。他既鄙视辉格党又鄙视托利党，因为两党“还没有出世，就已把最美好的感情一扫而光。”他既不尊重苏格兰政治家，也不尊重他们的英格兰同行。他警告国会里的托利党人，如果忽视苏格兰人的愿望，他们将培养出一批暴动分子。据司各特的看法，应该扩大苏格兰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试试看对我们实行非苏格兰化吧，你们会得到这样的英国人，他们会给你们带来数不清的麻烦，”他对海军大臣克罗克说。当关于改革国会的法律草案先是产生了辉格党的苏格兰，后来又产生了激进党的苏格兰时，他不幸而言中了。
只有一件事能促使司各特公开发表言论，那就是他的祖国的自由遭到侵犯；他发表关于货币改革的信也是纯粹出于爱国热忱。这些信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保护自己，几名大臣在国会对司各特发起攻击。苏格兰事务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暴跳如雷，坎宁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但《马拉蒂·马勒格罗特的信》达到了目的。政府放弃了禁止发行苏格兰纸币的打算，而使司各特感到自慰的是这样一种想法：以后“谁也不敢再说我是值得可怜的人物了，所有这些‘可怜人’的说法都完了！”他是一个高傲的人，不喜欢乞求或者接受恩赐。他可以借280英镑给侄儿准备去印度的行装，并为他支付到孟买的船票钱（“我不能让一个孤儿而且是这么聪明的小伙子由于我的慢性子而受到挫折”），但却不许朋友们为他请求得到高等法院法官的职位，虽然这可以使他摆脱秘书和郡首席法官的职务。
在城堡街的最后日子里，他显得心情沉重，苦恼地感到“甚至对无感觉的物件也莫名其妙地恋恋不舍，它们多年来一直忠诚地为我们服务”。堆成一堆的家具、绘画、用具等等都使人勾起不愉快的想法：“离开这个我们很久以来一直称为自己的家的房子，总是相当忧郁的……我着手收拾纸张，把它们捆起来准备运走。这件事产生了多么奇怪的混乱想法！这就是那些信件，当初我收到它们时，顿感心情激动不已。现在它们却发出寂寞和腐朽的气息。这是关于朋友和敌人的纪念物——两者都已被遗忘。”
1826年3月15日，司各特最后一次关上他在爱丁堡的住宅的大门，从此以后直到去世，只要能够绕着走，他就再也不在城堡街上出现。在阿博茨福德，仆人和狗大喧大哗地迎接他——大家都对主人的归来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