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说：“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
自私和冷酷是阻碍社会和企业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很多人就是因为自私而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或者企业的一分子应该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还是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习惯把单位的纸张拿到自己的家里，难道就是因为孩子需要他演算吗？
我们为什么要疯抢着上公交车去得到那个座位，难道就你工作辛苦吗？
我们为什么出卖朋友，出卖同事，出卖集体利益，难道是朋友、同事、公司以前欠你什么吗？
我们为什么要贪污受贿、中饱私囊，难道就你需要更好的生活吗？
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笑话：某君欧洲转了大圈，回国下了飞机，长舒口气，狠狠的向地下吐口痰说“终于解放了”？
我们为什么要有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大声接听手机？
……
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我们伟大的灵魂下那颗自私的心。
在许多严肃的面孔下，我们看到的是冷漠和无情；在许多光鲜的外表下，我们发现的是残忍与可卑。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古龙说的好：“凡是人，就不免多多少少地有些自私的欲念，这本无可厚非，只是这自私若伤害到别人，将别人损害得很重时，就该克制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许多人迷失了人性和爱，变得麻木了，残酷了，无情无义了，撕破了亲情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狼性的残忍，体验着弱肉残食的动物性。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什么？难道金钱真的就那么万能？难道贫困真的就可以泯灭我们心中最起码的良心？
记得有一部台湾拍的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其情节并不曲折复杂，只是一般的离婚事件导致母子分离，儿子判给了父亲，至使儿子想念母亲，因想念而大声的哭喊（并不是因挨饿而哭，也不是因无钱上学，也不是因病魔缠身，更不是因受到非人的虐待。），就是这样的哭喊，把许多中国人的眼睛都哭红了。有的电影院门口还特意写了忠告，希望观看《妈妈再爱我一次》的观众，别忘了带手巾。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多么富有同情心，相信任何国家的人民，看了《妈妈再爱我一次》，也不会有中国人这么深受感动，更不会有如中国许多观众哭红眼睛的感人的情景。
其实，现在想来完全没有流泪的必要，你难道不觉得那个小孩还是幸运的吗？尽管他父母离异，但他不用像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样，为衣食担忧，为交学费而忧虑。那位小孩的母亲，她的遭遇让人深表同情，但觉得她也不必过于软弱，没必要因为离婚和失去小孩的抚养权，弄得精神失常，现在又不是林黛玉时期。
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有关民族、国家重大事件的影片中，国人观看时的感觉却不会引起如此深的触动。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中国农村教育的无奈、可怜，这肯定是中国以后发展的重大障碍。但这一影片并没有引出多少中国人的眼泪，它与《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国内所引起的轰动，相差甚远。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而对国事的淡漠。
凡自私的人，都有这样的病态社会心理，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肯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公家的事小，自己的事大”、“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利人者是傻子，利己者是聪明人”、“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这些心态的传播，逐渐就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畸形心态。
那么，国人如何摆脱“自私”这根绳索的束缚呢？具体来说有如下方法：
一是内省法。这是构造心理学派主张的方法，是指通过内省，即用自我观察的陈述方法来研究自身的心理现象。自私常常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倾向，要克服自私心理，就要经常对自己的心态与行为进行自我观察。观察时要有一定的客观标准，这些标准有社会公德与社会规范和榜样等。加强学习，更新观念，强化社会价值取向，对照榜样与规范找差距，并从自己自私行为的不良后果中看危害找问题，总结改正错误的方式方法。
二是多做利他行为。一个想要改正自私心态的人，不妨多做些利他行为。例如关心和帮助他人，给希望工程捐款，为他人排忧解难等。私心很重的人，可以从让座、借东西给他人这些小事情做起，多做好事，可在行为中纠正过去那些不正常的心态，从他人的赞许中得到利他的乐趣，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
三是进行回避训练。这是心理学上以操作性反射原理为基础，以负强化为手段而进行的一种训练方法。通俗地说，凡下决心改正自私心态的人，只要意识到自私的念头或行为，就可用缚在手腕上的一根橡皮筋不停地弹击自己，从痛觉中意识到自私是不好的，促使自己纠正。
枷锁4、欺善怕恶——民族性格的劣根性
举个例子，有一对老夫妇，三个儿子个性不同，老大柔顺，老二蛮横，老三温吞，没什么主见。
三个儿子对父母态度也不一样，老大孝顺，老二一不合意就出言顶撞，甚至斥责。老三惟父母言听计从。按理，父母对老大应该最好，结果，老二反而得到最好的对待，家中有什么水果收成，总是先送到老二家，其次才是老大，老三。老人家对老二的孩子也是最好，甚至还对老二主动讨好，对老三是想骂就骂，不留情面，对老大则都是要求……
其实不仅仅父母对儿子这样，有时候我们甚至怀疑传统的一些观念，不否认欺善怕恶这种现象的存在，的确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人和大自然的其他动物，就“求生存”的意义上来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而为了“生存”的需要，动物便会做出下列的行为：
————以弱者为食。
————逃避强者的扑杀；
人的表现虽然不如一般动物那么赤裸，但仍基于同一意识，因此人会对相对弱者进行精神及意志的“侵略”，以获取利益或“尊严”；对“强者”则以逃避的方式以免被“侵略”，若“逃避”不成，则以“讨好”的方式来免除或减少被“侵略”；而池被强者“侵略”之后，有些人转而向弱者侵略以寻求精神及意志受到伤害的补偿。
“欺善怕恶”既是人情，也就不足为怪，倒是我们在理解其苦本“原理”后，要为自己的生存，拟定一套应变之计；并修正对“善”与“恶”的观念，也就是说，你要：
——适度地表现你的“恶”；所谓“适度”，是指不能为表现“恶”而伤害到别人。而是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不接受别人的伤害甚至有实力“反伤害”的！这种动作象征的意义较大，与国家的武力展示和动物做出的自卫动作一样，但还是有作用的。
——遭到别人“恶”的侵凌，可以不还这以“恶”，可以还动声色，但绝不可能显露出你的软件弱和无力，因为这会引来对方进一步的侵凌，否则主动权操在对方手上，你将无平安的日子！事实上，欺善怕恶的人很多是缺乏自信、色厉内荏，属于纸老虎的人。这种人靠“欺善”来彰显他的“强大”与“存在”，所以在心理及意志层面上，他们是不堪一击的！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只狐狸刚刚捉住一只山羊，正想美餐一顿，一只狼来了。狼生气地说：“你狐狸真不够义气，有了美味独自享用，也不分给我一半，快把山羊分一半给我。”
狐狸说：“你捉住山羊时，什么时候分过一半给我，我凭什么要分一半给你？”
狼愤怒地说：“你敢与我争辨，我连你都吃了。”说着，就要扑向狐狸，狐狸知道自己不是狼的对手，丢下山羊逃跑了。
狼正要吃羊，一只老虎来了。
狼一看老虎两眼露着凶光，赶紧捧起山羊送到老虎面前说；“虎王，我正想给您送去，您就来了，您请用吧，我走了。”边说边溜了。
有的人就是这样，在弱者面前是一副嘴脸，在强者面前，又是另一副嘴脸。
欺善怕恶无疑是人类中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了。这种品性也是“管理”行为中的痼疾和侵蚀管理肌体的大患。读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和“猛张飞怒鞭督邮”。为什么？因为镇关西、蒋门神和督邮正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的卑鄙恶徒。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鲁提辖、武松、张飞类的人太少太少，而镇关西等又太多太多，因此，偶有一件除暴安良的事件发生，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大书特书，喝彩不止。
究其根源，还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儒家、道家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顽固积存和传承。有学者指出：孔子主张人们都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等级的尊卑贵贱的制度，这等同于主张以大多数的人的压抑自己的“原欲”来满足少数人的纵欲。尽管孔子似乎主张当权者也同样要以克己的方式来维护礼的存在，但显然这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空想。反倒成了当权者一件骗人的外衣。因此，中国的百姓有了怕官的传统。因为官来了无好事，况且中国的官只讲“礼”而不讲“理”。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表面上还不能不装出驯顺。不仅如此，官场中小官见了大官，大官见了高官，高官见了皇帝，都是如此。
人们为什么要对被批判者那样凶狠呢？
人们为什么要动手鞭打无辜者呢？
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欺凌那些实际上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的弱者呢？
为什么会发生当众公开勒索钱财、当众公开凌辱甚至奸污妇女，而有大量围观群众却无任何人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
……
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实在是多么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括过去人们一直咒骂的“假洋鬼子”、“西崽”们对自己同胞的刻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以及衙门里的当差对当官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相和对普通百姓的穷凶极恶的瘟神相。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地问一声为什么吗？
“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怕恶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世界的一员，以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把自己对强权者的恐惧同样用一种恶的方式发泄在比他更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欺善多半属于这种。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对老婆孩子发火。一位官员在上司面前挨了训，回到自己的官邸把下属骂一通。
这是经常见到的欺善怕恶现象。另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延伸。实为在恶者的威逼示意下对更软弱的无辜者施恶。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不惜昧着良心顺应运动组织者的意图，写假材料做假旁证，甚至有的人还更表现出一种反常的激进，把无辜者拼命往死里整。历次运动的所谓“轰轰烈烈”与这种人的表现实在大有关系。这些人往往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错位的反抗，或者索性借机报复，有的实际上是借机泄愤、泄妒火，又可以称打死老虎，所谓“墙倒众人推”。中国人打死老虎的狂热是相当可怕的，经常表现得极其残忍。
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
一是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世间上的人，有善人、有恶人；世间上的事，有好事、有坏事。善人做好事，容易被人欺负；恶人做坏事，总能令人畏服。其实，“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偈语亦云：“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
二是不断追求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
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来说，要想根除欺善怕恶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清楚，极权的高压与人格的卑鄙的共生性。
枷锁5、固执己见——死猪不怕开水烫
柏杨说过一句有争议的话：“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主动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争议归争议，但这句话在某些人身上总是不断地应验。
有这样一则历史典故：
一天，乾隆皇帝让纪晓岚在他的御扇上给写一首诗，纪晓岚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乾隆拿起一读，脸色立刻变了，严肃地说：你这不是写的王之涣的《凉州词》吗？怎么少写了一个“间”字？你这是欺负我没有学问呢，还是在敷衍我呢？
纪晓岚一惊，但并没有慌张失措，凭借自己机敏的反应能力，赶紧跪下说：臣岂敢，岂敢！我这写的并非原作，乃是流行歌手根据王之涣的诗，改成的一首词，现今已经有很多人在传唱，很流行啊，我给您念念——
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
乾隆一听，也还像那么回事，就一笑置之，不予追究了。好在当时的字是竖着写的，又不点标点，纪晓岚才能胡扯过关。
纪晓岚同志这个“宁可欺君，不肯认错”的故事，就隐含着让一个人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实在是太难了。
当今，真心实意地向别人说“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这样的话，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仅仅是说说，也许没什么难的，可是，如果是还有赔偿什么，承担什么责任，那么，认错就更加的难了。
死不承认，是很多人的选择。
不肯认错的表现形式，一般有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们不是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口头禅吗？就是“没有”，“不对”，“你错了”等等。
第二种情况：假如两个人或几个人都错了，那么一定是我错得少，别人错得多。
第三种情况：如果很难分出到底是谁错得更多，那一定是别人错在先，而我错在后——要不是别人先错了，怎么会导致我错？归根结底，他人才是矛盾之源、罪魁祸首，我没说他呢，他倒好意思说我？真是岂有此理！
第四种情况：万一，既分不出谁错的更多，也分不出犯错的先后，那必然是我的错出于无心，他人的错出于故意。不对吗？
第五种情况：即使我真的错了，那也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谁在那样的环境之中，谁在那样的情境之下，都免不了犯错！是吧？再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我目前还不是个圣人啊。
“死不认错，推搪责任”虽然说不上是一种心理疾病，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无论是在家庭还是职场，到处都有这样的“常有理”存在，不断制造着一种扭曲的“推卸”文化。
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勇于承担错误，正是一个人责任心的体现，承认“我错了”，有时候，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在他人的眼中会看到一个有着如此强烈的责任感的人。
不是吗？当原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被暴光后，按照许多人的想法，那就是死不承认——绝对是污蔑，但是克林顿的选择是，在电视上公开讲话，承认“我错了”，就这样一句“我错了”，将所有的攻击和漫骂击得粉身碎骨，老克依然继续做他的总统。即使下台之后，他的光辉形象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
由此可见，勇敢地承认“我的错”，其实并没什么，何必非得强词夺理，推卸责任。
著名的企业家于世维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总经理与董事长的对话片断：
片断一
董事长：余总经理，你注意一下，我们的钢铁销量最近正在下滑。
总经理：对不起，董事长，这是我的错，我马上召集有关人员调整销售策略。
董事长：西班牙瓦布贝尔家具最近不太好卖，怎么回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