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书市是对深圳图书人的一个总考验，同样也是对深圳人文化素质的一次总考试。
深圳人爱书读书的热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圳把文化沙漠的帽子远远地扔到了太平洋。
把书城办成永不落幕的书市是现在深圳新华书店对深圳人的许诺。现在人们去书城，二楼、三楼、四楼全是书，全国每年出10万种新书，书城就拥有8万种，读者想要工具书、科教书、文学作品，各分类书店琳琅满目，BLMS系统随时检索书架上的书况，及时补货、添货。各家连锁店的书也配送合理，读者可以就近购书。在社会图书网点——青年迷你书店、大观书苑、朝花书店以及数以百计的图书流动车和数不清的地摊的围剿蚕食下，新华书店作为全国图书发行的主渠道，以现代化的科技经营手段和管理手段占领和拓展着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地。
1997年，由深圳市文化局主持的深圳书城精神文明示范单位表彰暨文化旅游景点项目论证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就深圳书城在大文化观念下的定位、策划书城作为文化旅游景点的新项目、书城的形象策划、书城和文化旅游景点在深圳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以及书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了广泛的论证。他们对书城的未来进行了设计，未来的书城，将是一个以图书购物为重点，集文化传播、娱乐休闲、景点浏览等多功能为一体，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影响广泛、名副其实的文化旅游景点。
笔者在深圳市文明办袁处长和现任新华书店总经理的陪同下来到书城，游走在当年论证会所设计的未来里。几年前的设计现已得到了圆满的落实，如今的书城已是深圳市传播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重要窗口。临别时，新华书店负责人送了我两本书，一看，原来是我多年前出版的书，因年代久远，连我自己也失却了。现在，他们帮我寻找到了自己的过去，让我重温了青苹果的滋味，又让我领略了书城的浩瀚和博大……
一支由老战士组成的特种部队出发了。
他们不顾年迈体弱，不怕劳累奔波，不计得失，不讲报酬，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面向社区，面向人民群众，面对广大青少年，如啼血杜鹃般完成最后的绝唱，成为当今先进文化和革命传统的辛勤传播者。
在大连沙河口区，有一个著名的老干部关心下一代报告团，这个报告团的成员大部分由老红军、八路军等老干部组成。他们是沃林、王怀惠、郭耀堂、卢猛、皮起风、金道永、张立兴、高玉宝、王子华、辛克、张久成、张云晓、石岩、刘世廉、岳维忠、张富国、修湘、段云海、田惠民、李厚民、张毅、王扑玉共22名老同志。
几年来，这个报告团不仅足迹遍及沙河口，而且还遍及大连市，有的甚至走出大连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不管是从报告总场次讲，还是个人报告场次讲，这个报告团都有可能是全国之最。
这个报告团中，若论单打冠军当数著名的战士作家高玉宝。
战士作家高玉宝，1927年4月6日出生在辽宁省瓦房店市闫店乡孙家两屯，只念了一个多月的书就给地主放猪，9岁给日本鬼子当童工，15岁替父亲当劳工，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6个月后入党，在辽沈、平津、衡宝战役中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
在行军作战中，高玉宝以画图代替文字写出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该书1955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在国外有12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语言翻译出版，在国内有7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仅汉文就印了450多万册。《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被编人我国中、小学生课本。其后，他又写出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和《高玉宝续集》，并发表100多篇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
高玉宝历任战士、通信员、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等职。曾担任第二届团中央委员、中德友好协会理事，多次参加全军、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大会，并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他先后23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5年4月29日，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1998年11月29日，受到来大连视察工作的总理的亲切接见。从1948年到1999年底，他共写讲稿65万字，在部队、学校、厂矿、机关等单位，为战士、学生、工人作报告3656场，听众达到60余万人。
1989年1月13日《辽宁日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面前放着一盆茶蛋，辍学的小女孩边卖蛋，边面对40年前的高玉宝写的一本书《我要读书》掉眼泪。当高玉宝看到这幅漫画时，他哭了，提笔写道：看了此画泪满腮，我那童年别再来。无知无识怎建国，当以全心育英才。
高玉宝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下一代，鼓励青少年刻苦学习，读书立志，长大了好报效祖国。1990年4月沙河口区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高玉宝被聘为副主任、讲传统报告团副团长。凡是邀请他参加的青少年活动他从不推辞，作报告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一天讲三场，仅1995年就在北京、上海、南京、开封、台州等16个城市作报告182场，听众16.933万人次，他被34个单位聘为名誉校长、政委、辅导员等荣誉职务，每天还收到不少来信，最多时一天收到200多封，他坚持做到有信必回。几年来他为青少年购买赠送各种书籍1万多册，花了4万多元。
高老不仅作报告教育青少年，他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青少年，坚持做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1990年6月的一天，事先约定要去大连聋哑学校作报告，正赶上他心脏病发作，他的孩子们都为他担心，劝他等病情稳定一下再说。高老说：那么多孩子在盼着我，而且都是些残疾儿童，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凉了他们的心。于是吃了药，骑上自行车硬挺着去了。他走上讲台，以《幸福不忘共产党》为题作报告，一边讲，手语老师一边比画作翻译。报告结束，他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但看到台下的残疾孩子热烈鼓掌的欢快情景，不由得走到孩子们中间，拉拉他们的手，摸摸他们的头，高兴得老泪纵横。
1995年10月的一天，晚上10点多钟，熟睡中的高玉宝被突然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武汉市黄陂路小学的学生打来的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这个学校开展金秋读书节活动，孩子们读了《高玉宝》一书后备受感动，都很想见一见高玉宝本人，哪怕是听一听他说话的声音也好。这些小机灵还真有点子，他们通过中央电视台打听到了高玉宝家的电话。
第一个孩子刚放下电话不久，第二个孩子的电话又来了，一连接了4个小学生的电话，他们都说：高爷爷，找您真不容易，我们好高兴哟！最后一个孩子提出请高爷爷讲几句话。高玉宝对话筒说：你们要遨游知识的大海洋，练好本领去太空，为振兴中华发奋学习，做跨世纪的主人！第二天，他们便把高爷爷的话传到全班。该校德育主任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也给高玉宝去电话，代表区教委邀请他乘飞机后天来学校，给金秋读书大会作报告。可是高玉宝已经约好要去营口市作报告，经过商量，高玉宝只好用电话对武汉市黄陂路小学师生讲了半个小时。开会时学校将讲话录音在大会上播放，使师生受到一次生动的教育。
1996年3月，高玉宝应邀到武汉市，就抽时间亲自到黄陂路小学作了一场报告。那一天，学校好像过盛大节日一样热闹，校门两边站满了学生，每人手拿鲜花迎接高爷爷。报告结束后，学生们呼啦一下围上，都要争着看一眼高爷爷，最后还与打电话的4个小学生合影留念。
年近古稀的高玉宝经常向群众作报告，每次报告一结束，就被听众团团围住，要求签名或题词。他虽然很累，但每次总是笑嘻嘻地尽力满足大家的要求。高老说：这是孩子们对我的尊敬，我理解他们的心情，签名题词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好方式，也是启迪他们的一种好方法。（这些年来他共签名题词1.3万人次。）
1995年12月高老到台州市作报告，因为过度疲劳而病倒住院。当孩子们得知高爷爷住院的消息后，都纷纷带着鲜花去探望，要求签名题词。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拿着2角钱向卖花的奶奶买一枝鲜花，老奶奶问：买一枝花干什么？她说：给我们作报告的高爷爷病了，我要去看他，身上只有2角钱，就卖给我一枝吧。最后老奶奶很感动地送给她一枝鲜花。高玉宝面对如此纯真的孩子实在无法拒绝，只好让别人扶住打吊针的左臂，把红领巾和笔记本放在桌子上为孩子们签名。前来要求签名的学生络绎不绝，每天从早到晚，一直签到出院，附近小铺的笔记本都卖完了。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不甘落后，有一位护士买了4个带密码锁的高级本子，请高玉宝题词，给自己、爱人、孩子和娘家侄子各一本。
1996年5月高玉宝再次被请到台州作报告，有4个青年，从百多公里的天台县开车找到高玉宝的住处，每人带着4本极为精致的笔记本专程请高玉宝签名题词，一本是单位的，一本是自己的，一本是爱人的，一本是孩子的。高玉宝问：孩子多大了？他们回答说：最小的只有37天。高玉宝说：孩子这么小着什么急？他们说：等他长大了，上哪找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