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我先在建筑工地当泥工，后学了点技术，就当施工员，以后又当副队长助理工程师。之后我就开始独自承揽建筑项目，渐渐发展，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这些年我是边读书边干企业，正是读书，使我明白了事理，不管是我人生道路还是致富之路，都受益无穷。我不仅个人受益，就是我的儿子们也受益，我老婆也支持我看书，她也是书的受益者。我总结出来，读书有三种姿势。专业书是坐着看的书，思想书是站着看的书，闲书是躺着看的书。我包工从1978年一直干到1991年，这是我的个人致富史，同时也是我的读书史。当小工时我每天挣一元二角，我就每天至少拿出二角钱用来读书。因为那时买书买不起，只能借书看。包工后，有了钱，我买书一次至少500元。我买的书可不是装样子，而是为了使用。那时的书都翻得很烂，书越烂，就证明书的流通过程多，使用率高。看过的书我尽量想方设法把其消化掉。我看书的习惯也影响儿子，他看得很多，知识就丰富，考学时很有用，轻而易举就考上了名牌大学。过去我夫人对读书不满，但一看到两个儿子读书受益，先后考上了大学，也改变了对读书的认识，现在我家遍地是书，她帮我整理图书，知道书是好东西了。
我身边有一个小圈子，都是爱看书的人，我们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偶有新书，如新酿好酒，便邀众友品尝。因是读书人，自有文人风骨，便不免忧国忧民，特别是当时正是一切向钱看的时候，石狮真有些像商品的海洋但却是知识的沙漠，应该想办法在这沙漠里弄出点绿阴来。就这样，就像闹着玩似的，我们弄了一个读书沙龙。但是，随着社会参与率的提高，我们改变了宗旨。
读书人都有文学梦，刚开始办沙龙，完全是为个人兴趣，想找一些人切磋写作技巧，为自己的创作做准备。但是，恰逢此时石狮黄货盛行黄书泛滥，在参与扫黄打非时，我们考虑到了自己的责任。初时的想法太单纯了，那是纯粹的个人化写作的考虑，而没有想到一个读书人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当前，正是道德重建的时候，我们应该带好读书求知树人立德的好头，于是，我们重新改变了主旨，把读书当做一个社会工程来完成……石狮市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杜常胜：
绿洲读书社创办至今已近10年。它的创办，显示了人民群众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强大活力。绿洲读书社就是在石狮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由建筑业个体户蔡友谋共同创办的。社长蔡友谋把自己办企业赚的钱倾其大部，用于读书社的建设。副社长吴永胜也将自己收入的大部分投入书社。在石狮各界人士慷慨帮助下，创办绿洲读书社共筹资40余万元。走进读书社，迎面就可见到几个大字：读有益书，做文明人。这就是绿洲的宗旨。读书求知，树人立德，是绿洲读书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现在，绿洲读书社已拥有20多个分社，1万多名社员，其中一个友谊分社，是由外地来的打工族组成的。在地摊文学充斥文化市场的状况下，绿洲读书社坚持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不图利，不卖非法出版物，奉行不利社会事莫为的朴实准则，就是亏损也绝不做有损道德的事。这些年，绿洲读书社通过举办讲座、文学创作报告会，创办内部刊物，组织社会调查、专题讨论，开展演讲比赛，交流读书方法与经验，举办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实践、履行办社的宗旨。几年来，有千名社员在参加读书活动和各种成人教育、培训学习中获得了结业证书、资格证书。读书社扶持了一批文艺创作骨干，据不完全统计，读书社成员在国内外各报刊书籍上，发表了近七八百万字的作品，涉及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剧本、灯谜、歌词、电视解说词等各种体裁的文艺创作。在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文史研究上也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论文，并得过多种奖项，副社长吴永雄、吴为坤还热心资助将乐县漠源乡12名贫困失学儿童，拿出近10万元的款项举办文学新人奖和办学。绿洲读书社还对贫困山村实施文化关怀工程、援助西藏郎县办学等公益活动。绿洲读书社成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通过绿洲读书社这件事情，使我们深深体会到：精神文明建设是人民的事业，追求文明是人民发自内心的愿望……
从蔡友谋的叙述里走出，告别了书香味特浓的蔡友谋大院，我们一行来到了绿洲读书社的总部。绿洲读书社设在一幢大楼的一层，面积约有几百平方米，看上去像是一家不大不小的新华书店。只是和书店不同的是这里有几十台电脑，一些人正劈劈啪啪敲打着键盘，不知是正上演网络故事还是正与分社交流。据蔡友谋说，办这个读书社，一年要花上10多万，房租要30多万，电脑要花去20多万，办刊物出书扶植新人再花几十万，几项下来百十万元就没有了。他们对创作新秀实行奖励措施，若被评上新秀奖，获5000元奖金。读书社还与《福建时报》合办了一个栏目，名日绿洲，专门为读书会社员们提供园地。几年来，社员们还频频对外投稿，在菲律宾《世界日报》、《菲华时报》、西德《龙舟》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宣传祖国宣传石狮宣传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目前，蔡友谋正打算启动更大的文化活动，准备在石狮搞一个多功能的文化城，大致需要1000多万元。他说，他认准的事情不管再难也要干下去。就像当年办读书社一样。他从1992年起就放弃了自己的企业，至今已10年。若不搞读书社，这10年他可以挣很多的钱，可以把钱传给儿子这一代。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宁可传书不传钱。他说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后悔。他认为人还应该需要一种奉献精神，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才坚持走了下来……
一个个体户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高多大？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但是，一个学富五车的个体户，他的精神世界就有可能比天高比水长。
告别蔡友谋时，他送我一套新出的《绿洲文丛》第一辑。该辑有高寒的散文集《情字一身债》、长篇小说《欣荣府》；黄明定的散文集《回报生活以微笑》，陈世雄的散文评论《霞泽牧渔》，李国宏的散文集《温陵杂识》，郑天应的散文集《乡情》，李天锡的散文集《石狮情结》，郑俊琰的评论集《阿正侃书》和绿洲书社出版的《书馨》杂志春、夏、秋、冬卷。在这些书的卷首和卷尾，大都有蔡友谋写的序或跋。在给郑天应的散文集《乡情》的序言里蔡友谋写道：
与天应交往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其一，他淡泊，不骄不躁，知足常乐。他在永宁卫生院工作认真负责，有口皆碑，从来没听过他有追逐功利的想法，或者因名利烦恼的事。其二，他有一种执著求实的作风，永宁镇乡土资料的积累始于20世纪50年代，天应在油灯下一字一行在钢板上刻出来的油印小本子，我得到他的一沓这样油印小册，弥足珍贵。我为他的不懈的追求和默默奉献的精神而感动。第三，天应不抽烟，不喝酒，不起哄，不随波逐流。心境如一泓平静的湖泊，透着一种淡然的超脱的睿智的灵气。在绿洲大家庭中，他是顾问，更像是一位兄长、老师、一位忠厚的长者。但是在他的感情世界中却迸发着一种炽热的爱。那就是很负责任的爱国、爱乡、爱社会主义的真情。
蔡友谋说的郑天应的许多话，实际上也很像他自己。只是有一点不太像郑天应的是此公爱抽烟，可以说极爱。我想，他抽烟的嗜好大概是他12岁那年卖土烟时养成的吧。
一个自学法律的农民这样告诉笔者：学习法律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自己的权利。这句话令我诧异，但深入想想，便觉得所言极是。他说：法律和文明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两种秩序力量。它们就像太阳和月亮那样交替辉映，给人以稳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农民应该对法律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虽然法律是更多的给人以严峻的惩戒和限定，但只有明了它的区域才知道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法律意识实际上期许我们更多的是公民权利，它在各个领域里都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我们，关爱着我们，因此有了法律意识也就是明白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利益。只有十分明了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的农民，才是真正具有现代化意味的农民，才是一个真正文明的农民。
1998年初春时节，在一场醉人的春雨中，位于河南省中部的漯河市三县一区（1临颍县、舞阳县、郾城县、源汇区）26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一夜之间，突兀而起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由百万农民组成的人的森林。他们正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在漯河市委和民政部门的组织引导下，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民主选举。在红色国旗的映照下，万千条筋肉条条的手臂自豪地伸向蓝天，飒飒风中凝固成树的剪影。这是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激情森林，当你徜徉其间，你就会发现每一片绿色都充盈着丰沛的热情，每一簇叶脉都奔涌着不竭的力量……
郾城县柿园王村紧傍公路，从洛阳通往安徽界首的公路穿街而过。倘若从柿园王村去市里，一二十分钟就能到达悬挂着国徽的市政府大楼。这些年来，柿园王村的大名远近皆知，附近村落的人都视它为难过庄，说它像个钉子似的卡住洛界公路的嗓子眼儿，让县市领导不舒服。柿园王村并不大，全村仅9031人，共906亩地，庄小地少，人杂事多。当初修公路时，周边村庄都顺顺当当，惟有它竞有五六十户钉子户楔在这里，挪天说地也难撼动它半步。这个村还是全市有名的欠公粮村，有的农户竟有四五年不曾交过公粮。因为离漯河市近在咫尺，这里风起青萍，市里就会浪涌三丈，村民们的业余爱好就是开着小拖集体上访，近去漯河，远去郑州，把个乡县干部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围追堵截也难奏效。人说柿园王村就是漯河市的扁桃体，稍有头疼脑热，它一准先红肿。柿园王村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几年来乡县市三级领导实际上都曾多次给它把过脉，就像专家会诊那样，对它的病症十分清楚。柿园王村的农民实际上并不穷，有的还相当富，为什么会吃肉骂娘？关键是村委会一级的管理机制跟不上形势。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们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积极性，越来越富的农民较之以往越来越关注和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及经济利益。然而，作为村级组织仍然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村干部仍由上级任命，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自上而下的线性管理手段仍占主导地位，这就与活跃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政治要求发生了冲突。更值得注意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干部自我监督约束机制因外部压力减小而弱化，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日益严重，加上政府机构不断膨胀，村组织中吃补贴的数额不断增大，三乱之风屡禁不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在广大农村中确立，而农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渐处劣势，农民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急于致富的呼声和要求与脆弱的线性管理模式极度不适，这就造成了农民与国家在改革之初一度缓和协调的关系又趋紧张，在法制意识淡漠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农村的无政府主义局面。这就是症结所在。而柿园王村只不过是这类病症中较为典型的个案。
类似柿园王的村子还有很多，它们的病例通过乡县政府或者市信访办直接或曲折地表达出来，摆放在市委副书记史宁安、副市长王俊才等市领导的案头。病症找准了，然而却无从下手，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全市1245个行政村大都有这类病症，倘若一一去动手术，岂不累死医生拖死病人？就在市领导们心急如焚时，民政部（1998）1号文件关于做好1998年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以第40号政府令的形式发布的《河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暂行办法》，如春雨般滋润着思变若渴的决策者们。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他们知道，应该倾注全力抓住机遇，利用这场好雨，将现代化理念的种子撒进漯河广阔的原野上。史宁安说，农村这问题那问题，归根结底是不民主。过去有句话叫当官要为民做主，现在这句老话该改一改了，我们不是说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吗？那就真正还主于民，改为当官要让民做主……于是，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组织部和民政局牵头成立了漯河市村级民主建设工作办公室，市委副书记史宁安同志亲自挂帅，民政局徐慧玲局长具体负责，在三月春风里，开始了还主于民的工程……
柿园王村就要做手术了，不过这次前来做手术的不是县市领导，也不是乡里干部，而是老百姓自个儿，他们自己要把常爱的扁桃腺割掉，说是要利索利索干部们的嗓子眼儿……
等种子全部撒进土壤，紧接着又施肥浇水，眼见得苗苗破土而出，一天一个样长势喜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风就长，蔚然成林的时候，漯河市的干部们才发现受教育最大的实际上是自己。请看一组小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