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农家庭凭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活着，没有也用不着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他们只有实用性很强的格言，这些格言被一代一代地沿用，有的还被文人学士们写进了家训之中。这些格言可以视为农民家庭的经济观念的体现。
家训是前辈教诲后代子孙如何为人处事的训诫，也称家诫、家范。家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源远流长，到宋代的时候明显增多，流传下来也很多，如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等。家训的作者都有一套自己的治家方法和经验，是自己乃至前辈人生经验的总结，是讲给子孙们听的肺腑之言，不像其他作品那样矫揉和虚假。当然，写家训的文人学士都属于上层家庭，而且所讲的有一些理想的成分，与实际家庭生活有一定距离，但总的看来讲得还是比较实际的，特别是家庭经济观念方面的内容。
一是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买卖观念。买进田地、增进家业是所有人的愿望。购买田地的时候，首先必须确认土地的真正主人，但古时候的人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化为一些可操作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确认田界四至。在宋代的土地买卖中，经常有因田界不明而引起的产权纠纷，所以要求“田产界至宜分明”，就成了宋人家训中经常强调的内容之一。袁采在《袁氏世范》卷3专门以此为题，告诉子孙：“人有田园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异居分析之初，置产典卖之际，尤不可不仔细，人之争讼多由此始。”特别是买进别人的田地的时候，一定要验明田界再成交。袁采进一步具体讲：“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阄书是分家文书，记载着自己家田地的来源；砧基簿是宋代官府编造的各户的土地产权凭证，上面画着各户田地的形状、界至和面积，并且记录着田地的由来如典卖的还是继承的祖产，并且有有司签字。买卖田地的时候，买方要仔细核对分家文书和砧基簿后才能放心购买。
袁采在家训中还具体讲了确认田界的时候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如果有的田地“因地势不平，分一丘为两丘者，有欲便顺并两丘为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为田，又有以田为屋基园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虽有经界图籍，坏烂不存者多矣。况又从而改易，不经官司、邻里验证，岂不大起争端？”这显然是袁采的经验之谈。至于确认卖方对田产的所有权的合理性，更是进行交易的前提，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在交易的时候除了验证砧基簿、分家文书，还要“问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经分析”，免得买了这块田地又有来争所有权的。“或系弃产，必问其初应与不应受弃；或寡妇卑子执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勘会。如系转典卖则必问其元契已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如果卖主没有合法的土地所有权，或者同一块田地被重复典卖，或者子弟未经家长同意私自典卖，或者冒称别人的田地为自己的田地进行交易，以及把自己本来没有继承权的田地拿来典卖，买了就是上当，千万不能干。“凡交易必须项项合条，既无后患”，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田地再便宜也不能买。
宋代土地买卖很频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富贵盛衰，更替不常”，就是袁采在家训中对这种现象的概括。袁采在家训中还具体讲：“大抵天序十年一换甲，则世事一变。今不须广论久远，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盛衰何尝有定势？”司马光也认为，“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而子孙于时岁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很快就可以挥霍殆尽。这些说法反映出古人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多留些田产给子孙，也知道在土地易手频繁的宋代很难长久保持。出于同样的担心和恻隐之心，袁采还告诫子孙“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要推己及人。
尽管这样讲，宋代的家训作者们也认为投资土地是最保险的。叶梦得说，应当“有便好田产可买者买之，勿计厚值。譬如积蓄一般，无劳经营而有自然之利，其利虽微而长久，人家未有无田而可致富者也”。在叶梦得看来，投资土地利润虽小但却保险，从长久来看是最合适的。袁采则把投资土地与放高利贷的收益作了比较，“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投资土地的收益小得多，但投资土地比放高利贷稳定保险。所以袁采对子孙讲，遇到“邻近利害欲得之产，宜稍增其价”来购买，表面上看是多花了钱，其实是保险而合算的，因为这样可以带来长久而稳定的收入，管理起来也方便。但是，绝对不能乘人之危，“苦害卖产之人”，不能做那种“知其欲用之急，则阳拒而阴钩之，以重扼其价”的事情，为富不仁是会遭报应的，不能做见利忘义的小人。
二是家庭生活中的节俭观念。在古代家庭生活中，“节俭”是普遍认同的原则，无论贫富都是如此，“勤俭持家庆有余”是家庭生产生活中的共同追求，勤劳生产以增加收入，节俭生活以节省开支，多收少支，才有积余。在宋人的家训中，这方面的教诲随处可见：
司马光《训俭示康》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赵鼎《家训笔录》说：古今遗法子弟固有成书，其详不可概举，唯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
倪思《经鉏堂杂志》说：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奢则用不给，奢则贪求，奢则掩身，奢则破家，奢则不可以训子孙。
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说：夫俭者，守家第一法也。
陆游《放翁家训》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侈。
关于节俭、抑奢的训示几乎是每一个家训作者都要说到的话题，他们都把能否节俭视为家庭盛衰的根本原因。家训的作者们还对如何节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陆九韶说，“今考古经国之制，为居家之法，随资产之多寡，制用度之丰俭”，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他所说的“经国之制”指的是国家制定财政收支计划时的“量入为出”原则，这个原则最初就是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陆九韶似乎说颠倒了。袁采也认为消费应当视自己家的财力而定，超过了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就是奢侈，“丰俭随其财力，则不谓之费；不量力而为之皆妄费也”。同时，还要有因时而变的准备，“家资厚薄不常，方当盛时虽可办，贫则必废”，不能总是一个消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