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让我写一本《史沫特莱传》,我深感惶恐,因为我没有赶上史沫特莱生活和战斗过的那个年代,也无缘受教于与史沫特莱相处过的前辈,我只能从不多的材料中去认识史沫特莱。但即便是这样,在我心中也足以树立起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崇高形象。逝去将近半个世纪的史沫特莱,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是无穷的;也可以这样说,史沫特莱本身就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中最璀璨夺目的瑰宝,就是她那一颗热爱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心。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是无比真挚而深沉的。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她就被“扑面而来的亚洲的贫困”惊呆了。她亲眼看到中国警察和外国巡捕殴打码头工人,看到“血汗工厂”的缫丝童工被烫坏的双手,看到共产党人被反动当局在大街上砍首示众的惨像!她愤怒地说:“这是中世纪!这种制度必须改变!”在上海,她到工厂里劳动,到农村考察,深入体验中国人民的生活。在西安事变中,她走上街头救护受伤的红军俘虏和农民,给他们洗涤肮脏肿胀满是脓血的脚,然后细心地包扎起来。老百姓惊讶地看着她,不懂这“发了疯的洋鬼子”怎么在做一般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热爱,源于她与生俱来的阶级意识。她从小生活在美国中西部贫困的农村矿区,父亲是一个干粗重活的工人,终年劳累而一无所获,母亲积劳成疾,中年早逝。在煤矿上遇到瓦斯爆炸的时候,矿主总是悍然下令封井,不顾矿工的死活,因为他们觉得工人的生命不如煤炭值钱。童年的史沫特莱曾经看见过遇难矿工的尸体被人们抬着经过她家门口。中国的现实,使史沫特莱的阶级意识超越了国界,成为她忘我地为中国人民献出一切的思想基础。史沫特莱对中国共产党的一片真情更是感人至深。
1928年底她到中国以前,已经在纽约和柏林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此,她被当作“国际间谍”蹲了半年监狱。她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接触过不少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团体和政党,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共产党。这两国的共产党都希望史沫特莱成为他们的一员,但她始终独立于他们之外。在中国,她在了解中国和为中国工作的同时,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她说:“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被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为了全身心投入这个伟大的革命,史沫特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可是党组织认为她应该留在党外,当一个非党的作者和记者。史沫特莱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竟然伤心痛哭,周围的同志都被她的毫无矫饰的真情感动了。后来在实际的工作和斗争中,她终于理解了并且真正发挥了一个非党记者所能发挥的作用。在回到美国以后的10年中,她仍然时刻不忘发挥这种作用。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了许多工作。在上海,她把鲁迅视为良师,以能与鲁迅一起战斗为最大的光荣。鲁迅的不少匕首投枪式的文章,都是通过史沫特莱向世界传播的;也就是说,鲁迅铸造了匕首投枪,然后史沫特莱把它们投向敌人。在抗日战争前线,史沫特莱是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地救护员。一遇敌机轰炸,她就冲出去抢救伤员;敌机扫射,她就扑到伤员身上。由于有了深切的体验,她写的战地报道总是内容充实而又具体,充满了真挚动人的感情。史沫特莱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争取国际医药援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印度医疗队的来华,都得力于史沫特莱的奔走。在国内,史沫特莱募捐的成功更是出了名的,国民党政府的大人物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被她征服了,给抗日部队捐了大笔的钱。无论什么事情,史沫特莱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来不承认“不可能”。
史沫特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她把自己的一生无条件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她看来,只有中国人民的事业,能够寄托她的理想,实现她的人生目的。她毕生追求一个合理的、新的世界,在那里,贫苦的、受压迫的民族能够站立起来,妇女能够有机会充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史沫特莱有着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又是一个妇女,她对这个新的社会的渴望特别迫切。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里,她看到从将军到士兵都是善良朴实、可敬可爱、赤心为人民谋解放的好同志。她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的雏形,找到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理想之物化的现实世界,找到了她可以寄壮志、托生死的精神的家园。所以她经常爱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要是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中国籍的公民,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朋友们说,她是那样“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这就是我们的史沫特莱,中国的史沫特莱,有一颗如璀璨的宝石一般的中国心的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最深邃的哲理,最壮美的诗篇,国际主义的杰出战士。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离开了我们,飘然远行了,当我提起笔来写不朽的史沫特莱时,总觉得斯人宛在,从深层的现实意义上说,她没有死,她的精神内涵和性格魅力是永存的。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像史沫特莱热爱中国那样热爱我们自己的祖国。
作者
1996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