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这样描绘延安的：“它处在高高的石山脊的凹处，坚固的城墙蜿蜒到达山顶之上。与城墙连接在一起的，是新添筑的防御工事，它们看起来像一群群的蜂巢。”这是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刚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这座古城的一幅典型的画面。延安是陕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市区不大，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道两旁是零零落落的几间不大的商店，街道的一端是一座当时已经被改建成礼堂的废置了的天主教堂。延河水绕城而过，河对岸一座山势平缓的土山上矗立着一座建于公元8世纪的佛教宝塔，这山就是著名的宝塔山，这座宝塔也就成了延安城的象征。
史沫特莱跋涉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了延安。欢迎她的人很多，除了老朋友丁玲、刘鼎和王炳南，还有一年前到达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丁玲是专程到保安等候史沫特莱、陪同她到延安的。延安还有不少老百姓认识她，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她们围着她，胆怯地微笑着，亲切地摸摸她的手，甚至摸摸她的脸，说着史沫特莱听不懂的话，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们就是史沫特莱在西安街头救护过的红军“俘虏”和家属。史沫特莱有一种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延安的黄土高坡和科罗拉多的高原台地是相似的，延安的老百姓使她想起了家乡的农民和矿工。
史沫特莱到来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为她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她像和亲人拉家常那样自然而随便地讲着，讲美国西部农民和矿工的悲惨生活，讲她的贫苦童年，讲她13岁就到别人家里去做工，把微薄的工钱交给母亲，还讲到她的母亲和弟弟怎样悲惨地死去；接着她特别生动而详尽地讲述了1918年因参与在国外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而坐牢的经过。她的经历，对延安的听众并不陌生，他们不像在听一个外国人讲话，而好像在跟一个自己身边的同志谈心，那么亲切，那么动情。史沫特莱演说的风格就跟她这个人的风格一样，真挚坦诚，直言不讳，毫无夸饰，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热烈感情的流露，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因此也就具有极大的感人力量和鼓动性。听众不断用眼神反映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外国人的理解和共鸣。史沫特莱肯定，她和延安人是完全可以交流的，虽然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延安人就是史沫特莱的父老乡亲。最后史沫特莱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理解你们，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的斗争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
听众被这位蓝眼睛的外国妇女深深地感动了。演说结束时，全体站了起来，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国正式对日宣战的这六个月，局势相对平静。史沫特莱住在延安专门给外宾准备的简朴的“客人宿舍”里，制定了一个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准备写红军领袖的传记。她决定写朱德。在此以前，史沫特莱就听到过许多关于朱德的传说，知道他是一位英勇坚强、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领袖。
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前往凤凰山麓朱德总司令的住处。他们坐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白木桌子前，朱德问史沫特莱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史沫特莱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决定写你的传记，希望你能把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很惊讶，说：“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正因为你是一个农民。”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中国农民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朱德觉得这位美国女记者很有意思，也说得很有道理，但还是诚恳地劝告她：“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和士兵。你既然到延安来了，就先各处走走看看，和大家见见面，再作决定吧。”
史沫特莱与朱德初次见面，正像当年高尔基第一次见到列宁一样，感觉不到丝毫的“领袖味”。后来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这样描写她对朱德的最初印象：
……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微微隆起，颊骨也颇为突出，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像红军的父亲……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
听了朱德的劝告，史沫特莱开始广泛地接触延安的其他领导干部。毛泽东、贺龙和彭德怀，都是史沫特莱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既有政治家的大气磅礴，又有军事家的挥洒自如；既有哲学家的深邃睿智，更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与他的战友们比较，毛泽东具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气质，史沫特莱觉得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超然的神韵。贺龙四十四五岁年纪，步履矫健，敏捷如豹，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军装，圆口黑布鞋上露出白色的短袜，嘴上留着胡髭，史沫特莱觉得他很像故事里的蒙古人或者中亚细亚人。彭德怀中等身材，貌不惊人，目光锐利，嗓音粗哑，年纪只有三十五六岁，像个粗壮的庄稼汉。长征时留下的胃溃疡正在发作，史沫特莱把自己带的药粉送给了他。他们都各有震撼人心的斗争经历，但史沫特莱觉得最能集中反映红军将领的伟大品质的仍然是朱德。她写朱德传记的主意已定，她又来到了朱德住的窑洞，一再要求朱德接受她的采访。
史沫特莱的要求极其执着而又诚恳，朱德终于同意每周抽出两三个晚上给史沫特莱谈自己的经历。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处就求助于史沫特莱的翻译吴莉莉，马海德和黄华也抽空前来帮忙。
朱德比史沫特莱大六岁，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但史沫特莱总觉得朱德是个慈祥的长者，自己在他面前像幼稚无知的小学生。她贪婪地汲取着朱德讲的每一句话，语言的隔阂没有妨碍他们彼此的理解。朱德首先讲到他的童年，他有一位具有劳动人民的崇高品德的好母亲。史沫特莱听着，思绪重又回到了她那贫瘠的故乡，想起了她那一辈子处于无权地位的、辛劳的母亲。史沫特莱的蓝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朱德停了下来，轻声问道：“你怎么啦，艾格尼丝？”
“我觉得你是在讲我的母亲。”史沫特莱说，“我母亲是个贫穷的农妇，一年到头光着脚弯着腰在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劳动，还要到有钱人家里洗衣服，洗得双手裂开了血口子，可是我们五个孩子每天只能吃加土豆的稀面糊糊。”
“你父亲呢？”
“我父亲帮矿上运输沙石，像一匹马似的干活，有了钱就去喝酒。他不顾家。”
朱德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天下穷人是一家啊！”
朱德继续讲述，讲到少年时代投考讲武堂的种种曲折遭遇，史沫特莱瞪大了惊奇的眼睛；讲到投身革命，南昌起义，还有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史沫特莱全神贯注，双手在打字机上飞快地跳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怎么会被人当作老伙夫？史沫特莱觉得这是一个谜，现在这个谜解开了。在红军中，总司令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在群众中，共产党的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这就是朱德总司令的伟大品格，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打胜仗的秘密。史沫特莱觉得自己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她能有机会生活在这样的军队之中，能够和这样的传奇英雄坐在一起长谈，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据说，朱德的夫人对史沫特莱一个星期几个晚上和朱德坐在一起长谈颇有微词。有一天，朱德哈哈大笑着把这事告诉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听了，也禁不住大笑起来。史沫特莱去找朱德夫人康克清同志，请她谈谈朱德。康克清同志是跟随朱德从江西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并肩携手走过来的，她告诉史沫特莱，朱德的性格“非常可爱”。在《伟大的道路》第二十四章中，史沫特莱引用了康克清的一段话：
他的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野心——这个品质，使得他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朱德率领八路军（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建成）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采访才不得不中断。
几个月的采访，史沫特莱对朱德的敬爱之情更深了，她从总司令的坎坷经历中，看到了中国志士仁人救国救民的求索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为未来的作品中朱德的性格确定了这样的基调：勇猛顽强、忠贞不渝、谦恭谨慎、乐观自信、质朴正直。“我要去找朱德。”她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1937年10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辗转来到山西五台县八路军总部找到朱德，他们的谈话又得以继续下去……
在延安，史沫特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一种投身伟大事业的强烈渴望，使她迈出了经过长期深思熟虑而最终决定了的一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史沫特莱得知这个结论的时候，嚎陶大哭起来，周围的同志们吓了一跳，连忙劝慰，史沫特莱还是像个任性的孩子似地哭个不停，哭得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不知所措，只好让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设法缓和这个紧张局面。陆定一向她解释说，党相信她是个好同志，但她是个有国际影响的人，党希望她留在党外，作为一个非党的作家和记者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鲁迅不是也没有入党吗？史沫特莱不哭了，但情绪仍然十分沮丧。那天晚上，史沫特莱辗转反侧，想了一夜，寻找党不接受她的原因，也许是自己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使党怀疑她不能遵守党的严格的组织纪律吧。她越想越伤心，一连好几天都处于情绪极为激动的状态。
尽管申请入党未能如愿，但史沫特莱仍然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延安人民的女儿，延安的大小事情，她都要管一管。她看到延安的农村妇女子女成群，不少红军女战士、政府女干部也为生育过多过密所苦，她于是异想天开，决定在延安宣传计划生育，像她在纽约和柏林所做的一样。她给妇女们讲解节育的原理和方法，给她们分发药物。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史沫特莱的做法过于超前，听众很感兴趣地听着她的讲解，脸上带着羞怯的微笑和神秘的表情，却没有谁按照她的指导去做。
延安的窑洞里老鼠成群结队，到处横行，史沫特莱心里很着急，决定展开一次灭鼠运动。她请埃德加·斯诺设法从北平弄来了灭鼠药和灭鼠夹子，一边宣传讲卫生的重要性，一边教大家如何灭鼠。延安的老百姓大都把老鼠成群视作平常的事情，他们笑这个外国女记者大惊小怪。后来毛泽东表了态支持她，大家就都认真对待了。
延安除了鼠害，虱子也为害甚烈，老百姓和战士身上都长虱子，休息的时候就一边晒太阳一边解开衣服抓虱子。大家习以为常，风趣地把虱子叫做“革命虫”。史沫特莱很为这事着急，有一次做完了报告，就幽默地再说上几句：“我还要说几句话，就是我不赞成大家‘革命虫’的讲法。确实，这是环境艰苦造成的，越苦越累它越伴随你。但是，我劝大家仍要注意清洁，要讲卫生，因为这关系到每个革命战士的健康，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她讲了以后，大家都忙着晾晒被褥，烧水洗烫衣物，展开了除害灭虱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