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史沫特莱动身去西安，路上整整走了十天，这十天她备尝艰苦。8月间她骑着“云南”在延安的山野间驰骋的时候，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西部牛仔却不知怎么搞的，竟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了伤。一路上辛苦劳累，伤痛发作，她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这使她心情抑郁。吴莉莉走后新安排的翻译邹先生，是从北平来的一位教师。史沫特莱从延安出来以后一路上看到的赤贫景象使她心里很难过，她发现邹先生对农民的痛苦似乎抱有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两人话不投机，关系不融洽，这也使她不愉快。将到西安的时候，史沫特莱脱下便装，换上一套八路军军装。她穿着这套军装进入西安，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在西安，史沫特莱拒绝住设备舒适的宾馆，就在八路军办事处里躺着休息，并且拒绝让邹先生继续当她的翻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感到很为难，幸亏遇到了史沫特莱在上海就认识的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扬。周扬给她介绍了26岁大学生周立波。周立波的英语说得不怎么样，但史沫特莱还是对这个纯朴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同意让他来当她的翻译。
史沫特莱在西安停留了一个月，接到了请她到八路军总部的邀请。史沫特莱身体好转，情绪也高涨起来，就带着周立波出发到山西去。周恩来在太原迎接她，把她送到北部山区的朱德司令部。
朱德正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理发。史沫特莱走进来，朱德发理了一半，身上还披着白布单，就站起来向她伸出双手，史沫特莱上前抱住朱德，在他的脸颊上亲热地吻了一下。理发员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推剪，着急地说：“坐下，首长快坐下！”
在八路军中，史沫特莱晚上继续跟朱德谈话，白天随军采访，广泛接触根据地的老百姓。她亲眼看到，经过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根据地，农民虽然还很贫困，但比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些。八路军给老百姓挑水劈柴；史沫特莱也拿起扫帚，给大爷大娘们扫院子。群众把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记者也看作亲人，把热呼呼的煮鸡蛋塞到她手里，向她倾诉心里话。史沫特莱心里发烫，眼内盈满了热泪。
八路军每到一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更是被老百姓当作亲人一般。史沫特莱深受感动，她在一篇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深切感受：
当我们进入当地大县中阳城的时候，街上有数千居民，手里拿着旗子欢迎我们……。朱德今天的讲话，使我感到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讲过话似的。也许，满街的旗子，欢迎的口号以及全神贯注的人们把他给感动了吧。因此，他讲话的声音、言词、举止、神情充满了对人民的热爱。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听众们歪着脖子静静地听着他讲……倾盆大雨落在一张张朝向朱德的脸的时刻，全场屏息静气，鸦雀无声。
与朱德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史沫特莱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获得了净化，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和他们在一起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她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可是，看着这些战士，他们穿着不足御寒的衣服，吃着不足果腹的粗杂粮，而且随时有可能流血牺牲。史沫特莱心里感到内疚，因为她每天吃着饱饭，有好衣服穿，有温暖的床铺，还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特殊照顾。她觉得自己仍然未能充分地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全部含义和实质，在激烈的斗争面前仍然是个旁观者。她渴望窥探中国革命者的内心世界，用自己的笔描绘他们的伟大斗争，反映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坚定信念。
为此，史沫特莱在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地工作。在行军途中休息的时候，她强忍着腰背部的疼痛，蹲在地上把每天发生的事详细地记录下来。她有一本黑色封面的日记本，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有的字是歪歪扭扭，难以辨认的。日记的每一页上都沾着汗水和泥垢。每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坐在打字机前整理材料，1938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的《中国在反击》，写的就是她在八路军中的战地见闻和自己的深切体验。这本书写得简洁细腻，感情真挚动人。
在山西前线，朱德总司令身边还有另外几位外国朋友，其中一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卡尔逊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公理会一位牧师的儿子，他是来考察八路军并研究他们的游击战术的。
在八路军总部，朱德招待卡尔逊吃过了一顿只有炒鸡蛋和白菜汤的太行山式的晚饭，陪着他一起来到篮球场上。朱德喜欢打篮球，可总是无缘参加正式比赛，战士们嫌他年纪大了，球技也比较差，怕影响比分，不让他上场。朱德总是笑笑，蹲在场边兴致勃勃地看球。这时候篮球赛正打得激烈，卡尔逊惊讶地发现，球场上有一张西方人的脸。
“她是你的同胞，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朱德注意到卡尔逊表情的变化，向他作了介绍。
可是史沫特莱不高兴和卡尔逊交谈，因为他是个美国军官。她想，这情报官说不定是一名由美国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军事特务，她不相信他能够理解八路军。她认为他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只是爱喝咖啡。
因为周立波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翻译，他们有时候也在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有一次，他们谈到美国向日本供应石油和废铁的问题。史沫特莱突然问卡尔逊：
“你曾经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到尼加拉瓜去消灭桑地诺，不是吗？”
“是的，”卡尔逊回答，“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陆战队员。命令就是命令，军人只有服从。”
“可是你现在怎么想？”史沫特莱追问。
“现在我懂得了那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
“你已经从八路军这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是吗，埃文斯？”
卡尔逊答道：“在他们那里，一切旧观念都被清除。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正在反省过去的一切，重新估价过去。”
卡尔逊逐渐了解了史沫特莱，他非常敬重她，为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感动。后来卡尔逊这样回忆史沫特莱：
她受人尊重，富有吸引力，生气勃勃，聪明勇敢，是一个极好的伙伴。但很急躁，是个说干立刻就干的人……。她抛弃了我们视为文明的各种舒适享受，置身于异国人中，过着原始生活。她的愿望就是同那些为了实现她一直为之战斗的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人们站在一起。
史沫特莱看到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态度是友好的，无拘无束的，开始相信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教条主义态度，觉得卡尔逊虽然与美国官方有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善意的自由主义者。她向他伸出了友谊的手。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华北增兵，山西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八路军总部也经常转移。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要知道子弹是不长眼睛的，更何况她是一个妇女。他劝她离开山西到汉口去。史沫特莱不愿意离开八路军，她差不多是哭着说：
“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朱德不答应。史沫特莱不信上帝，但有时急了也会引用《圣经》里的话，她说：“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也住在哪儿，你的乡亲就是我的乡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并葬在哪儿。”
朱德笑了，继续耐心地劝说：“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比在战场上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沉默了。但当她知道卡尔逊和周立波可以随总部转移时，她又沉不住气了。她去找康克清，请她说服朱德，但朱德毫不动摇；她又去找任弼时，任弼时也不支持她。
他们说：“去前方的人都要会打枪。”
“我会打枪，”史沫特莱说，“我是在美国西部长大的。”
“但你是一位妇女。”
这一下史沫特莱火了，她冲着他们大发脾气：“又不是我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她又伤心地加上一句，“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史沫特莱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们当然全都是无神论者。
圣诞节的晚上，史沫特莱和卡尔逊决定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节日。史沫特莱拿出了咖啡，卡尔逊只有一些花生。当水壶在炭火炉上咝咝作响时，卡尔逊问史沫特莱还记得哪些圣诞颂歌。她说，一首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几首黑人歌曲，于是她唱黑人歌曲，卡尔逊用口琴为她吹奏了几首她喜爱的曲子。
第二天，卡尔逊和周立波随八路军总部转移。史沫特莱别无选择，只好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带上那部十多年来如影随形的手提式打字机，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与朱德告别，到汉口去。
1937年隆冬，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史沫特莱在风陵渡南渡黄河，同行的是一支从华北向河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一大群士兵在渡口拥挤着，几个伤兵躺在担架上痛苦的呻吟，他们只穿单衣，没有盖被子，浑身血迹斑斑，在寒风中不住地颤抖。
“军医官！”史沫特莱用中国话对着正准备登船的一群军官大声呼唤：“谁是军医官？”
“我就是。”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足蹬皮靴的军官走上前来：“尊敬的女士，您找我有事吗？您哪儿不舒服？”
“我是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很对不起，请拿军毯给伤兵盖上，他们受了凉会并发肺炎，有生命危险的。”
“我没有军毯，女士，”军医官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您有病，我给您看；至于伤兵，您就别管了。”
“可是抢救伤员是您的责任。”
“我对您讲过了，没有就是没有。”
史沫特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忿怒，她打开自己的行李，拿出一条毛毯，又从身上脱下大衣，盖到两个伤兵身上。军医官麻木不仁地冷笑两声，登船而去。
过了河，村子里家家关门闭户。史沫特莱一直生活在八路军中，她知道，要是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就会开门迎接，把伤员抬进屋里去的；可现在来的是国民党军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风陵渡上这悲惨的一幕，使史沫特莱久久不能忘怀。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到达汉口。
在此以前，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平西南十余公里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序幕。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8月22日宣布西北主力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当时在汉口，全民一致抗日的气氛很浓，蒋介石政府对进步力量的压制稍有放松，警察特务的活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1937年底发生的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使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把视点集中到了中国。第一，12月，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30多万无辜人民在法西斯的铁蹄下丧生；第二，国际瞩目的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反动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结束。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处于中心地带的汉口自然就成了到中国各个战场的外交家、外国记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的停留地和中转站。加拿大医生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前往晋察冀边区以前，在汉口停留过，荷兰进步电影制片人约里斯·伊文思来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厄尔·白劳德和弗兰克·卡普拉也来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刚刚从莫斯科来到了汉口。当时为汉口地区提供空中防卫的是苏联空军飞行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在一次对日本空军的空战中英勇牺牲，更把汉口的抗战气氛推向了高潮。
史沫特莱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环境中变得更加精力充沛，她要充分地发挥一个非党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的作用。她作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见证人，一到汉口，就在许多进步团体的安排下，到处演讲，宣传八路军的战绩：
1月14日，她向汉口《新华日报》记者发表公开谈话；
1月23日，她应汉口青年记者协会的邀请，向中外记者介绍在八路军中采访的见闻，呼吁向前线提供援助；
1月28日，在中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为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举行的茶会上，用平型关大捷和阳明堡战斗的战例，证明中国抗战必胜，要求国民党政府吸取八路军的经验，实行全面抗战。
她还带着军用地图和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刀和军大衣，在汉口德明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英国扬子江巡逻舰队的旗舰上，向中外记者和美英等国官兵作过演讲。
当年听过史沫特莱演讲的中国记者曹聚仁，1962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中回忆说：
她的报告，并不夸张八路军的兵力，或批评国共任何方面的短处。她只是描写八路军士兵的生活，反日抗战的精神。她结尾的话是，描写一个红小鬼，只有15岁，他在俯视冰天雪地的战场，横吹短笛，一片“起来……”歌声随之而起……
风陵渡悲惨的一幕，经常在汉口街头重演。
